潑皮牛二橫行東京開封府多年，一朝斃命于街市之上，街坊鄰居拍手稱快，沒聽施耐庵說有人抱以憐惜之情的。

不能不說，司馬南之形象、氣質與作為，與沒毛大蟲牛二有驚人相似之處。司馬氏此番轟然撲倒，卻有不少人呼天搶地，為之叫屈哭冤。

盡管痛打落水狗很有必要，但實在不想就司馬之爛人爛事再寫一個字，嫌臟了自己的鍵盤。

只是因為這幾日，寫了兩篇與此有關的文字，后臺留言區招來一群蒼蠅，嚶嚶嗡嗡地叫，拉一泡屎就四散逃遁。

照舊一律隨手拉黑，總共有六七十個吧。也不免要去想，人神共憤的司馬氏栽得其所，到底是些什么人在替其訴不公、鳴不平？

只能結合司馬氏特有的言行特征去分析。也不乏有司馬氏的同道大V，盡管鼓吹的某些觀點一樣的臭氣熏天，但起碼有點當年姚棍子的遺風，多少講究那么點“理論味”。

司馬南揪斗民企、咒罵資本、撕咬精英，一副市井潑皮牛二瞪眼咧嘴、揮拳動腳、橫不講理的姿態，竟然招徠數千萬擁躉，跟著起哄叫好。

這些趨奉諂附者，大抵跟開封府破落戶牛二同類，屬于流氓無產者了——不說全都是，至少有相當一部分。

說到流氓無產者，不能不提到魯迅筆下的阿Q、古華《芙蓉鎮》中的王秋赦、張煒《古船》中的趙多多。

阿Q欲“投降革命黨“，是想變“闊”，“過趙太爺、錢太爺的生活”，其“理想”底牌不過是，要好好處置“未莊的一群鳥男女”，“要什么就是什么，喜歡誰就是誰”。

王秋赦在吊腳樓上做著春夢，幻想著“要是老子掌了權，當了政，一年劃一回成分，一年搞一回土改，一年分一回浮財”；“吃公家的，穿公家的，住公家的，要公家的”，永遠不勞而獲卻有口腹之享。

趙多多當上民兵自衛團團長后，開會抄老隋家，將他們趕出正屋。當看到有人被游斗，他總是喜不自勝：“嘿呀！革命群眾的好日子又來了！”其革命、改革理想，不外“食色”二字加上飛揚跋扈、橫行鄉里。

這些流氓無產者有著相同的物質前提條件和生成背景，即處于弱勢、失意和邊緣化境地；有著相同的負面人格和精神背景，即蒙昧、投機、鄙俗、暴戾。

更有著相同的行為動機和理想，即通過破壞性的社會運動，由邊緣地位的“人下人”，躍升為可以任意支配他人、可以為所欲為的“人上人”。

他們大多沒有什么財產，或者是曾經沒有，但共同的特點是都沾染上流氓習氣和流氓意識。他們反對并破壞現存的一切秩序，帶有濃重的仇恨社會傾向。

與阿Q、王秋赦、趙多多相比，他們加披著一塊“愛國”的遮羞布。但在骨子里仍像魯迅所說的，他們最為熱衷的事情，是“剪發女人他來嘲笑，社會改革者他來憎惡，為的是寶愛秩序”。

處于“脫序”狀態的他們，卻又是舊有秩序盲目而頑固的維護者，這是一種極為吊詭的思想情態。

“著名愛國家”司馬南宣揚的仇富、仇外和仇精英，對于當今的流氓無產者而言，不啻為“精神鴉片”。

司馬南輸出的一系列偏激思想觀念，迎合了流氓無產者強烈的反叛性、反社會性和價值尺度。

司馬南認準并吃定了他們：這些人不只是普通平民，而是平民中道德敗壞缺乏原則的特殊群體，他們是“所有各個階級中淘汰出來的渣滓、殘屑和糟粕”。

但凡相信通過自食其力，依靠辛勤勞動可以逐漸改變個人生存狀態者，決計不會因為司馬南的一通無腦蠱惑，便激起適逢其時般的興奮。

后革命時代敘事話語中，流氓無產者們多以欲望支配行動，沒有穩定的信仰和操守，沒有固定且可以示人的價值觀念。

司馬南正是洞悉了他們“有奶便是娘”的投機品性，即便他們表現出人性中最為低劣的部分，卻可以躲在無產階級的外衣下被忽略，何不為我所用？

當代學界對于流氓無產者的批評極為激烈：“中國的流氓不曾勞動，也不想勞動，社會并不依靠他們而存在，他們卻要依靠社會討生活。他們完全是一種過剩人口，縱令他們全部滅亡，也不妨害社會的存在，反而他們的滅亡卻可使社會的秩序因之穩定。”

他們“輕佻浮躁，凡事皆傾于過激，喜破壞，常懷憤恨，視當世之人皆惡，幾無一不可殺者”。

殺之而后快的簡單粗暴觀點顯然有失偏頗，但充溢其間的鄙夷與憤懣可見一斑。

對于這個破壞有余而建設性不足的邊際性群體，司馬南作為公共言說者，不是去提醒社會加以防范和改造，而是變本加厲、毫無節制地進行流量收割，牢牢操控并將他們吃干榨盡。

司馬南深知，流氓無產者根本不相信公義和秩序，沒有什么正經的、神圣的價值信仰。

故對于司馬南的種種劣跡，他們視若無物，甚至要以自己腳后跟都不相信的理由，偏執地替司馬南辯解、開脫。他們本來就認同和主張，或以堂皇的名義欺詐，或以卑鄙下流手段豪奪，只管目的而不擇手段。

一切理論、口號乃至道德宣傳，包括所謂的“愛國”，都不過是謀利的外衣。他們深信作為破壞者的司馬南，其主張是可能給他們帶來實際利益的，因此將之視為偶像、奉為圭臬。

從這個視角去看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司馬南“愛國”人設已經徹底坍塌，他們仍要成群結隊為其叫屈哭冤。

后革命時代的革命之風雖然遠去，但是流氓無產者并未因此退出歷史舞臺，他們對中國現代化的阻礙，應該引起我們的充分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