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案發青島。劉某與王某一前一后走在人行道上，劉某一邊走路一邊打電話，突然劉某毫無征兆地轉身折返，走在后面的王某躲避不及，兩人重重相撞。
劉某由此骨折，向王某索賠10萬，青島法院判令王某賠償7萬。
此案還被相關法院當成普法案例進行宣傳，讓走路的人要與前方“保持安全距離”。
這在輿論場引起軒然大波，公眾一片愕然：這樣的判決結果及普法理念，讓人不會走路了！
在法律實踐中，不符合公眾期望的司法判決并不罕見，如判決確定的賠償金額、判處的刑罰不符合人們期待值，但大多數案件并未引發與此案一樣的輿論反響。
此案遭受如此激烈的批評質疑，關鍵原因是法官所作的裁判，與社會大眾公認的人情事理是完全相悖的。
行人之間應保持怎樣的安全距離，法律確無明確規定。但根據《民法典》第1165條，行為人應盡到合理注意義務。
若王某緊跟劉某后方，未預留足夠反應時間，可能被認定為未盡到合理避讓義務。若王某能證明已保持合理距離，但因劉某突然轉身無法避讓，其責任可能減輕。
如果本案存在特殊情況，使得法官認定“王某存在未保持安全距離的過錯”是合理的，那么應該提供更多的案件細節，尤其是能夠比較完整地反映事件經過的監控錄像。
裁判的一個重要功能是說服，要使裁判結果獲得當事人和社會的理解和信服，需要法官的誠信與良心。
裁判誠信的本質，就是遵守法定程序、規則和法律適用方法前提下的“依良心審判”。
公眾迫切需要知道，法官在本案裁判說理時，怎樣尋求了個人良心與社會良知、主流價值判斷與司法職業技能之間的契合點？
倘若該案件細節、裁判說理都不予公開，那么很難讓人相信此為誠信裁判，相反可能出于法官“個人偏執”。
《民訴法》第 13 條第 1 款新增了誠信原則。雖然沒對該條款適用的主體(對象)范圍作出明確規定，但其字面含義并沒有排斥對其他訴訟主體的誠信要求，包括法院和法官。
在我國特殊的語境之下，作為一種教化性、指引性很強的原則，將法院納入誠信原則規范的范圍，同樣有助于回應社會對司法品質提升的訴求，有其重要的社會意義或政治意義。
法官的良心是對裁判職責的自覺，不僅具有法官個人心理的個性，而且具有與其他法律職業共同體人員心理的共性，具有與社會主流價值觀“心同此情、情同此理”的共性。
面對輿論普遍質疑，青島法院有必要進行釋法說理，說明此案的裁判，并非出于類似“彭宇案”中法官褊狹的一己之見。
如果建立在司法必須回應民意的邏輯前提之下，在青島“轉身撞人案”中，不論采取怎樣的司法行動策略，其前提都是一樣的——
司法決策不僅僅是法官個體或者單個法院的決定，每個司法決定都是一個司法制度、司法過程的產物，而不是以犧牲司法公正為代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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