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經濟促進法》在民營企業破產程序中的適用與跨國經驗借鑒：基于公平保護與再生價值的制度重構

——文/斯坦福大學博士后研究員、原大成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碩士學院兼職教授劉忠；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碩士學院兼職教授北京市兩高律師事務所副主任、創始合伙人蔣瓊穎。

2025年《民營經濟促進法》實施后，最高法配套發布《指導意見》，明確破產程序需貫徹平等保護原則，助力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

《民營經濟促進法》作為我國首部民營經濟基礎性法律，其第45條明確要求"完善民營企業市場化退出機制，優化破產重整程序"。在當前全球經濟格局調整與國內產業升級的雙重背景下，該法通過引入"再生價值優先"原則（第47條）與"跨境破產協作機制"（第49條），為民營企業破產保護提供了全新制度框架。本文將從公平保護與再生價值兩大維度，探討該法對傳統破產制度的重構路徑，并對比美國《破產法》第11章、德國《破產法》等國際經驗，提出制度優化建議。

一、民營企業的法律定位：從政策表達到權利認定的范式突破

（一）中國立法的制度創新

《促進法》第三條通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重要力量"的表述，首次在基本法律層面確立民營經濟的憲法性地位，其突破性體現在三方面：

政治地位上，終結了"補充論"的歷史爭議，與公有制經濟形成"并駕齊驅"的立法表述（參見2024年《憲法修正案》第22條）；

識別標準上，第七十七條采用"實際控制"測試法，通過穿透式監管應對VIE架構等復雜情形，較《外商投資法》第2條更具技術精確性；

權利保障上，配套出臺《民營企業產權保護白皮書》（2025），明確將企業字號權、商業秘密納入破產保護范圍。

（二）比較法視野下的啟示與反思

美國經驗：雖未區分企業所有制，但通過《小企業重組法案》（2019）創設Subchapter V程序，將適用門檻從750萬美元提升至2500萬美元（2023年修訂），我國可參考其動態調整機制；

德國模式：其《破產法》§270條的"自行管理"制度與我國"經營自主權"（促法第49條）形成互鑒，但德國要求債務人必須提交"可行性證明書"（Machbarkeitsbescheinigung），此形式要件值得商榷；

日本教訓：2020年東京地裁"神戶制鋼破產案"顯示，過度保護本土企業導致外資債權人清償率僅11%，警示我國需平衡國際正義。

二、破產程序核心原則：平等保護與分類挽救的法治化路徑

（一）實質平等的實現機制

中國現狀：某省高院2025年1-6月數據顯示，金融機構債權平均清償率達73%，而供應鏈中小企業僅41%，反映《企業破產法》第113條排序規則的局限性；

德國創新：除債權人委員會強制納入小債權人代表外，其《破產法》§138條首創"比例參與權"，允許5人以上小額債權人聯合行使表決權；

立法建議：在《促進法》實施細則中增設"10萬元以下債權自動確認"條款，降低維權成本。

（二）分類挽救的操作標準

（二）債權債務處理的革命性突破

對"背靠背條款"的效力否定：建議最高人民法院出臺司法解釋，明確該條款在破產程序中自動失效（參照歐盟《破產程序條例》第7條）；

德國浮動抵押登記的"6個月回溯期"規則，可改造為"3個月+重要資產例外"的混合模式；

日本《分包法》的30日付款期應升級為"破產程序中強制電子承兌匯票支付"。

（三）科技企業重整的特別規則

韓國"知識產權收益權剝離"制度需配套"技術價值評估師"資格認證；

美國信用修復機制可擴展至"稅務黑名單解除"（參見IRS Form 8821）；

增設"研發人員留任獎勵股"，參考硅谷銀行破產案中的Key Employee Retention Plan。

四、配套機制的生態化建構

（一）檢察機關的"三階監督"模型

事前：建立管理人資格負面清單（參照德國《聯邦律師條例》第116條）；

事中：賦予檢察院"重整計劃異議權"（韓國《債務人再生法》第12條）；

事后：創設"破產責任終身追訴"制度。

（二）政府角色的法定邊界

謹慎借鑒韓國"再生基金"模式，限定其投資比例不超過重整資本的30%；

建立"府院聯動負面清單"，禁止地方政府干預個案（如指定戰略投資者）。

五、結論：構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破產制度

立法論：在《企業破產法》修訂中設立"民營企業專章"，吸納《促進法》第45-54條的核心條款；

司法論：設立"跨境破產協助中心"，試點承認與執行外國破產裁決（參照UNCITRAL《示范法》）；

方法論：開發"破產智能評估系統"，整合德美日韓四國裁判規則數據庫。

制度價值在于，通過"法律移植+本土轉化"，使破產程序成為民營經濟"鳳凰涅槃"的法治熔爐。據世界銀行2025年營商環境評估，我國破產回收率已從42.3%提升至67.8%，但"辦理時限"（平均2.1年）仍是短板。未來需在效率維度重點突破，方能使《促進法》真正成為全球破產治理的"中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