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秋海棠”，這是中國舊時版圖之中，最為人熟知的一種形狀。

著名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也就是坊間俗稱的“譚圖”，基本以全盛時的“中華秋海棠”（1820年線）為基準，繪制中國歷代版圖。

1820年，已是嘉慶二十五年。這一年，嘉慶駕崩，道光繼位。但實際上，全盛時的“中華秋海棠”奠定時間，遠比嘉慶朝要早，早在乾隆朝就已經(jīng)實現(xiàn)。

在河北，就有一座城市，見證了“中華秋海棠”的誕生，它就是承德（熱河）。

提到承德，人們第一反應(yīng)往往都是避暑山莊。當今，避暑山莊早已是世界文化遺產(chǎn)。然而，避暑山莊并不是以山莊本身為名列入世界遺產(chǎn)，世界遺產(chǎn)全名為“承德避暑山莊及其周圍寺廟”。

康熙御筆匾額，注意“避”字

其中的“及其周圍寺廟”，就是著名的“外八廟”。這一套完整的關(guān)外寺廟體系，便見證了“中華秋海棠”的誕生。

“外八廟”作為一套體系，一共有十二座藏傳佛教寺廟，它們自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修建。

八座有喇嘛常駐，即溥仁寺（前寺）、溥善寺（后寺）、普寧寺（大佛寺）、普佑寺、安遠廟（伊犁廟）、普陀宗乘之廟（小布達拉宮）、殊像寺和須彌福壽之廟（班禪行宮/新宮），并歸理藩院喇嘛印務(wù)處統(tǒng)管。其中，普佑寺又是普寧寺的附屬寺院——喇嘛經(jīng)的經(jīng)堂，兩寺實則可視為一寺。

普寧寺，便是見證“中華秋海棠”誕生的核心寺廟。它的出現(xiàn)，標志著清朝完成了最后一塊拼圖——西域（新疆）。這也是自唐朝安西都護府陷落后，時隔近一千年，天山南北重歸中央政權(quán)。

其余四座寺廟，普樂寺（圓亭子）、羅漢堂和廣安寺（戒臺）由駐防八旗護衛(wèi)，廣緣寺為喇嘛集資修建。

涉及理藩院的八座寺廟，在京設(shè)有“八處”，且因地處明長城古北口外，俗稱“外八廟”，后成為避暑山莊周圍所有十二座藏傳佛教寺廟的統(tǒng)稱。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第一次接觸承德“外八廟”的時候，第一反應(yīng)就是承德的“內(nèi)八廟”在哪？潛意識以為承德和北京都有“內(nèi)外八廟”的說法。但實際上，承德“外八廟”的“外”指的是關(guān)外，所以并不存在所謂相對應(yīng)的承德“內(nèi)八廟”。非要說對應(yīng)，以北京、承德共有四十座直屬理藩院的廟宇為體系，承德“外八廟”反而對應(yīng)的是“京城三十二廟”。

在承德，目前“外八廟”只有五座對外開放，普寧寺、安遠廟、普陀宗乘之廟、須彌福壽之廟、普樂寺，甚至其中的普樂寺還不屬于原教旨的“外八廟”。其余的七座寺廟，或不開放，或已成為遺址。

這五座對外開放的寺廟，也是“外八廟”的精華所在。

普樂寺

清廷平定大小和卓木后，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在三世章嘉呼圖克圖的建議下修普樂寺。

普樂寺為前漢后藏式，寺內(nèi)不設(shè)喇嘛，是專供西北邊疆地區(qū)回部、哈薩克部、布魯特部等首領(lǐng)朝見時瞻禮用。

普樂寺布局坐東朝西，西面朝向山莊，東面與磬錘峰呈對景關(guān)系。

正對磬錘峰（棒槌山）的旭光閣

普樂寺旭光閣制仿北京天壇祈年殿，建為重檐攢尖圓殿，內(nèi)部建立體壇城供奉雙身勝樂金剛（歡樂佛/上樂王佛/勝樂王佛）。

安遠廟

乾隆朝兩次平定準噶爾時期，準噶爾部的達什達瓦部支持清廷，參與了兩次戰(zhàn)事行動，后來該部整體遷居熱河蒙古營（獅子溝鎮(zhèn)）。

武烈河西岸為蒙古營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乾隆帝下詔依據(jù)伊犁的固爾扎廟（固勒札廟/金頂寺），于避暑山莊東北部山崗上建安遠廟（伊犁廟）。

伊犁固爾扎廟在歷史上的地位極為特殊，它與海努克廟（銀頂寺）隔伊犁河相望，兩者均采用回字形“都綱”建筑形制，皆為舊時準噶爾的國寺。固爾扎廟修建于噶爾丹策零時期，其中的寶物大多為策妄阿拉布坦時期大策凌敦多布占領(lǐng)西藏洗劫拉薩周邊寺廟所獲。

安遠廟的原型已湮滅在歷史中，它毀于乾隆兩次平準時期。后來清廷在固爾扎廟舊址以北修建寧遠城（伊犁九城之一），這就是今天伊寧市區(qū)的前身，當今伊寧市的維吾爾語稱謂還依然沿用“固爾扎”。

當時伊犁的金頂寺，只能從現(xiàn)在的安遠廟尋找痕跡

安遠廟為前漢后藏式，它的中軸線偏向西南，除順應(yīng)所在山岡和西北部武烈河流向外，建筑軸線指向山莊內(nèi)的永佑寺塔。

主殿普度殿為方形，俗稱“方亭子”，內(nèi)供有綠度母像。

普寧寺

乾隆第一次平準后，在承德為厄魯特四部（四衛(wèi)拉特：輝特、杜爾伯特、綽羅斯、和碩特）貴族封爵，并敕令于避暑山莊東北五里的獅子溝，修建普寧寺，寓意四海之內(nèi)“安其居，樂其業(yè)，永永普寧”。

然而，一心想成為衛(wèi)拉特總汗的輝特部臺吉阿睦爾撒納，極度抵觸這一和其他衛(wèi)拉特各部平起平坐的分封模式，隨之起兵反清，后被平定。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普寧寺初成，此時第二次平準早已結(jié)束。

普寧寺的碑亭內(nèi)矗立著三通方柱形石碑——《普寧寺碑》和《平定準噶爾》雙碑。

最前方為普寧寺碑亭

雙碑分別為東側(cè)的《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之碑》和西側(cè)的《平定準噶爾后勒銘伊犁之碑》，分別對應(yīng)平定達瓦齊和平定阿睦爾撒納的兩次歷史事件。兩碑在伊寧皆有同立之碑，均已毀，且與格登山的《平定準噶爾勒銘格登山之碑》（“格登碑”）并不相同。

各碑四面分別刻有滿、漢、蒙、藏四種文字

普寧寺還是“外八廟”中乾隆時期建造的第一座，與北京清漪園后山須彌靈境，同寫仿自西藏桑耶寺。其為前漢后藏式，寺廟總體布局順應(yīng)自然山水之勢，據(jù)岡面南，武烈河支流流經(jīng)其西側(cè)，東部的普佑寺和廣緣寺亦朝向一致。

普寧寺前部為伽藍七堂式，由牌坊、山門、鐘鼓樓、碑亭、天王殿、配殿和大雄寶殿組成。

后部仿照西藏山南桑耶寺烏策大殿，主要建筑名為“大乘之閣”，周圍環(huán)繞自然山體和人工假山，并配以四大部洲、八小部洲、日月殿和四色塔等建筑，模仿佛教須彌山，形成以高閣為中心的藏式曼荼羅（蔓陀羅）布局。

大乘閣通高37.40米，內(nèi)奉20余米高的千手千眼觀音像，為世界上現(xiàn)存最大的金漆木雕觀音立像。

須彌福壽之廟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以波格爾為代表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及英國軍隊圖謀滲透西藏，遭六世班禪拒絕。

五年后，六世班禪自后藏跋涉兩萬里，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到達承德覲見乾隆皇帝，慶賀其七十壽辰，以示忠誠。乾隆皇帝“祝厘來自后藏，上嘉其遠至，于山莊建扎什倫布廟居之”。

須彌福壽之廟即仿寫日喀則扎什倫布寺，為“外八廟”皇家工程的收官之作。

須彌福壽之廟以大紅臺為中心，包括大紅臺基部的疊石、側(cè)面的堆山，形成回字形裙樓環(huán)繞漢式中心佛殿的特殊布局，分為裙樓、回字形庭院、中央佛殿三大部分。

普陀宗乘之廟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為慶賀乾隆皇帝六十壽辰和崇慶皇太后八十壽辰，乾隆皇帝命仿照拉薩布達拉宮，動工建造普陀宗乘之廟，并用于接見來自蒙古、青海、新疆等地的各部首領(lǐng)，“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

今日布達拉宮主體建筑，其實也是在清廷深度參與下修建，總體完成于順治時期，拉薩與承德的兩大相似建筑，其實可以說來自同一家“設(shè)計院”

歷時四年，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落成，這是“外八廟”組群中規(guī)模最大的一處。

與為班禪所建的須彌福壽之廟不同的是，修建普陀宗乘之廟的主因并非針對達賴及其他西藏上層貴族，而是主要針對蒙古諸部

普陀宗乘之廟落成時，恰逢土爾扈特部東歸，乾隆皇帝下令在普陀宗乘之廟豎起《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和《優(yōu)恤土爾扈特部眾記》兩大御碑，以紀念這一重大事件。

各碑四面分別刻有滿、漢、蒙、藏四種文字

普陀宗乘廟以大紅臺為中心，包括中部軸線上的古樹與疊石，形成回字形裙樓環(huán)繞漢式中心佛殿的特殊布局，分為裙樓、回字形庭院、中央佛殿三大部分。

其他七廟

“外八廟”的布局以避暑山莊（內(nèi)建有四座佛寺）為核心，山莊外建有十二座寺廟（“外八廟”），山莊向北的山丘地帶有八座，山莊的東面，與山莊隔橋相望，有四座。

它們之間各有布局，多有組合。比如溥仁寺、溥善寺構(gòu)成前后寺；普寧寺、安遠廟、普樂寺構(gòu)成“普天同樂，由寧而安，由安而樂”之意；普佑寺是普寧寺的附屬寺廟，今大部分已毀；安遠廟和普樂寺“一方一圓”，又與磬錘峰的相對位置有關(guān)；普陀宗乘之廟與須彌福壽之廟最具藏族特色，對應(yīng)布達拉宮和扎什倫布寺一對。

武烈河?xùn)|岸4座，武烈河西岸8座

其中，溥仁寺、溥善寺是“外八廟”修建最早的寺廟。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外藩蒙古內(nèi)外札薩克諸部王公，為慶賀康熙皇帝六十壽辰，在避暑山莊外建寺作慶壽盛會之所，取“寓施仁政于遠荒”之意，遂有溥仁、溥善二寺。溥善寺早已荒廢，今僅存溥仁寺。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廷平定回部大小和卓木，適逢乾隆皇帝五十壽辰和崇慶皇太后七十壽辰，在普寧寺東建立了誦經(jīng)的札倉（寺院的附屬經(jīng)學(xué)院），此經(jīng)院即后來的普佑寺。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普陀宗乘之廟以西造廣安寺，乾隆皇帝曾在此接受三世章嘉呼圖克圖授予“居士戒”，為乾隆皇帝與蒙古王公貴族舉行法會之處，今大部分已毀。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普陀宗乘之廟和廣安寺之間興建殊像寺，寺形制仿山西五臺山殊像寺，是“外八廟”中唯一的滿族喇嘛寺廟。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廣安寺西側(cè)建羅漢堂，為仿北京碧云寺和浙江海寧安國寺，今大部分已毀。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普寧寺堪布喇嘛擦魯克籌資修建廣緣寺，乾隆皇帝親題匾額，為“外八廟”中規(guī)模最小且建成最晚的寺廟。

“外八廟”體系的形成，大概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這從修建時長、選址、動因即可一窺。

按照年代分類，十二座寺廟只有兩座建于康熙，剩下均建于乾隆，雍正無建設(shè)，隔了一朝。

換一種說法，所謂的“外八廟”布局，主體其實建于乾隆，康熙只是起了一個開端。康熙皇帝估計也沒想到當時這兩座“意外”修建的寺廟，后世會在這附近形成一套寺廟群，并成為了整個“外八廟”的濫觴。

歷史就是這么有趣，假如當時康熙時期，沒有在避暑山莊附近修建這兩座寺廟，那么后續(xù)乾隆時期修建的“外八廟”主體“奇觀”是否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但是否落戶承德，都是疑問。

另一種假設(shè)，假如乾隆時期修建的“外八廟”換了一種敘事體系或者建設(shè)方式，那么康熙時期修建的兩寺是否能納入這個體系，也是兩說。

能形成當今的規(guī)制，也是歷史的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