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年啊，反內卷是如火如荼，甚至于已經上升到一定的國家意志層面了，作為一個新的國家戰略，你問我支不支持，我當然是支持的。

但是要問具體如何落地執行反內卷，我還是有一些建議要講的。

我們可以看到，自從2024年7月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防止內卷式惡性競爭以來，這一年的發力點集中在宏觀層面和行業層面。

比如在宏觀層面，修訂了反不正當競爭法，明確平臺不得強制或變相強制平臺內經營者虧本銷售產品，明確大型企業不得濫用自身優勢，要求中小企業接受不合理的期限、方式，拖欠賬款。

在行業層面通過政府層面的約談，我們能看到的幾個動向也很清晰，比如汽車行業集體表態縮短賬期，拖欠小企業貨款的趨勢受到了一定遏制。

類似的事件，還有光伏行業由政府牽頭減產，在此就不再一一贅述了。

我們可以注意到這些行動有一個很明顯的特征，那就是。幾乎都是同一時間，行業內大量企業密集宣布調整，這背后很明顯是宏觀力量在推動。

我當然贊賞這些政策，但我還是要說，政策對于個人的關照還是太少了。包括各大媒體的通稿，目光也集中于行業和政策領域。

原因也不難理解，牢章講了好幾遍了，企業是直接貢獻稅收和就業的主體，通過企業可以有效調控投資和市場行為，并且由于政府部門只需要對接企業管理層，通過發文等行為進行指導，所耗費的精力不會很大，不需要精細化管理能力。

過去30年建設經濟形成的慣性就是抓企業就是抓經濟，抓經濟等于抓企業，兩者在決策者的觀念上是高度擬合的。

稅收制度也相配合，形成了一套以企業運行時增值稅何企業所得稅為主要稅源的稅收體系。

這就造成這一輪的反內卷政策，主要目光還是集中于大企業和大平臺，不能利用自身優勢擠壓小資本，政策的導向還是很明晰的，目標是提高效率、減少低效競爭，小資本也是貢獻稅收和就業的主體，也值得保護。而至于不能擠壓個體從業者，排位并不靠前。

我當然不是這種政策導向完全錯誤，而是說思路還是太老了。

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第一個殖民地必然是他自己，因為帝國主義必須先向內剝削才能對外掠奪。同樣的，一個內卷式競爭的企業，第一個受害者不一定是外部的企業，而一定是這個企業內部的勞工。

前兩天有一則消息，釘釘8月25日舉行的十周年新品發布會，釘釘CEO陳航在發布會上公開表示：

我們大約有四五十人這四個月投入到了DingTalk A1項目里，他們應該每天睡覺不超過5個小時。確實是一種創業的風格，創業狀態。

我的評價是，陳航應該慶幸，加班把員工熬死不涉及賠償責任，有工傷保險給他擦屁股，不然他來領導釘釘，賠錢是大概率事件。

實際上，陳航臭名昭著不是一天兩天了，就在前不久，沈航被人曝光，發現釘釘辦公區工位空空，次日便對所有部門公開批評，質問員工“為何提前下班”。

還有媒體報道說釘釘內部普遍執行“早9晚9”的會議機制——上午9點開早會，晚上9點再開晚會。

凌晨十二點和提前下班這幾個字，我都不知道是怎么組合到一塊兒的，能想象出這個組合的，不是，有幾個媽呀，敢這么說話？疑似打瓦批發的說是。

往前數還有馬云說996是福報，還有有贊公開996，這些事情已經不新鮮了。就實際上經過這么多勞動事件的洗禮啊，我現在已經對這種人麻了習以為常了，不知道從何下口了。

我甚至覺得就這些資本家，哦不，企業家在臺上公然的說自己的部門工作時長如何反人類我都覺得正常化了，他們就這樣，那我有什么辦法？他們就是對此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勞動法規定月加班時間不得超過36小時，現實就是，很多企業一個星期就要加班36個小時的班，紅軍穿越過來還以為自己打輸了。

對于這種顯然觸犯了《日內瓦公約》的行為，我都不要求勞動監察部門事前監督防范了，只要勞動監察部門后面愿意去查就行。

結果呢，有贊那時候杭州勞動監察大隊還知道，上門去查一查。到現在，釘釘公開說員工只睡五個小時，這事沒人管吧？只能說非常幽默了。

雖然牢章也承認，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這是一種理想狀態，現實世界很少能夠做到完全按照法律設想運行，甚至很多法律大家平時都叫不上名，也不了解內容。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戒嚴法》，你別說問我，就是找律師問，大部分也得先去找一份原文看看。

但公開向全社會承認自己的違法事實，公然叫囂挑釁法律尊嚴，居然還能得不到相關部門任何處理的，我估計也就《勞動法》這么一部了。

一定有觀眾朋友說了，釘釘和陳航公然挑釁勞動法固然不好，但是這和反內卷有什么關系？我那天發了個動態，下面居然還有不少人說，只要給夠加班費就可以加班。

這充分說明了，大家不了解內卷的微觀原理，表面上看，每個人只是在爭取給自己拿到更多的工資更好的勞動崗位，但實際上每一個個體的合理選擇最終會造成合成謬誤。

只要員工愿意加班，總會有人更能加班，只要員工愿意接受低工價，總能有人愿意接受更低的工價，最后的結果就是把工作時長拉高到同類勞動力能接受的上限，工資拉到同類勞動力可以接受的下限。這就是一種內卷。

只要給夠加班費就能當牛做馬這種觀念，在馬克思-列寧主義里，我們一般稱之為工賊。

工業革命以來，工人階級得到的教訓是，想要徹底制止自身的內卷，必須有兩個工具，第一是紀律，第二是組織，才有談判上桌的資格。而如果既不掌握紀律，也沒有組織約束，就會一盤散沙任人宰割。反內卷必須有集體的制度性力量，單個個體的自愿是靠不住的。

甚至于企業越能剝削員工，越拿員工當牲口，在財務報表上就越是降本增效，反而能拿到更高的估值，發更大的財。

這就是我所說的反內卷過于關注企業境遇而忽視個體境遇了。

我們完全理解政策在做什么，政策想通過保企業進一步來保就業和保工資，那實際上我們現在的問題不是生產不足，而是消費不足。

是勞動者沒錢，沒時間消費社會生產出來的大量服務和商品，CPI陽痿，PPI更是已連續三十幾個月為負了。

不論再怎么催，搞貼息貸款，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我要是釘釘員工，晚上才睡5個小時，你就是拿鞭子抽我，我也得說沒力氣消費。

如果說普通企業生存艱難，勞動法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也就算了，現在頭部企業還在反內卷的風口上搞這套卷生卷死，顯得太不懂事了。

只有個人是最后經濟活動，生產、消費和稅收的承擔者和運行者，而也只有落到個體上的經濟活動才有意義，美國靠服務業和金融把gdp炒得飛起來，最后不還是一大堆人橋洞底下蓋小被當homeless？

既然反內卷是國策，那顯然，在勞動領域也需要畫一條紅線，這條紅線不能再往后退了，法律應該是最基本的底線。

當然人保部也可以認為，勞動法制定的太嚴格了，那可以交由全國人大表決修改法律，廢除現行勞動制度，沒有人規定必須死守著5天8小時40小時工作制到老死。

人最重要的是自洽，盡信書不如無書，不執法不如無法。

要么尊重現實，搞一部韓國勞動法，大大方方搞52小時工作制，沒人追著你念勞動法的經。要么立了法就要執行，打擊加班違法。

不能一邊法律在那邊明晃晃的寫著5天8小時，另一邊又對違法行為無動于衷，一邊還要說有法必依執法必嚴。

我知道當然有的人一定要說了，法律已經有了，工人要去維權啊，要去訴訟啊，誰讓自己你不去斗爭呢，你這不是社會主義巨嬰嗎？

首先，哪怕到了訴訟的時候，勞動者也是自己要負責證明自己加班，勞動監察部門不負責調查。

眾所周知，在民事訴訟當中，對于無條件舉證的弱勢方，往往要采取舉證責任倒置，原告僅需證明基礎事實，被告就免要承擔舉證責任，若不能舉證，則承擔不利后果。

加班問題在實際裁判中，并沒有采取倒置舉證義務來保護勞動者，反而是要勞動者自己舉證。

更何況勞動監察、工時監管，本質是公共事務，是國家的治理責任。要是說不主動去管，那等于說政府只是提供一套仲裁和司法，然后撒手打自由搏擊。那我只能說有的人平時罵美帝罵的兇，真到社會問題上，那嘴臉比美國政府還要自由主義，比哈耶克還要尊重自由市場。法律要是不靠強制力保證實行，那還叫法律嗎？我交稅了，就應該有人來執行勞動監察啊，不然把他們都開除了吧，還能省點稅金。

1958年，毛澤東寫了《一個教訓》背景是1958年云南因為傳染病死人，一些干部還在強迫命令群眾完成各項指標任務，引起了民憤，我可以讀一段毛澤東的批示：

在我們對于人民生活這樣一個重大問題缺少關心，注意不足，照顧不周(這在現時幾乎普遍存在)的時候，不能專門責怪別人，同我們對于工作任務提得太重，密切有關。千鈞重擔壓下去，縣、鄉干部沒有辦法，只好硬著頭皮去干，少干一點就被叫做“右傾”，把人們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顧了生產，忘了生活。解決辦法：(一)任務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過群眾精力負擔的可能性，要為群眾留點余地；(二)生產、生活同時抓，兩條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反內卷，對于企業來說，是防止價低傷企，對于個人，要防止加班傷人。各部門還在積極的約談企業，去化產能，其實哪要費那么大心思呢，把勞動監察部門叫出來，去基層抓一抓加班現象，關心一下人民群眾，企業的產能自然而然會降下來。

一切的問題最后都會回到張仲禮院士提出的那個問題上，那就是：中國人是不是人？憑什么同樣是人，中國人就應該多加班？

反內卷是有重大意義的戰略決策，也取得了卓然的效果，但反內卷如果反不到個體身上，那鼓勵結婚、鼓勵二胎三胎、鼓勵消費，鼓勵什么都注定落不了地的。

章北海的自然選擇

Après moi, le délu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