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一個曾經的蕞爾小國，千百年來日本人虔誠的學習中華文化，將中華文化在日本發揚光大。到了近代，中國和日本都面臨著來自西方的壓力，但兩個國家卻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應對方式。

在短短數十年間，中日兩國不僅拉開了巨大的差距，還產生了嚴重的利害沖突。

從1603年到1868年長達265年的時間，日本在德川幕府的統治下，和大清一樣，堅定的執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對西方文明抱有一種不信任乃至敵視的態度。

工業革命后的西方國家轉向資本輸出，迫切需要開拓全球市場，這種擴張性深刻的影響了東亞的政治格局。

最先受到沖擊的是中國，面對西方的強勢，中國雖然屢戰屢敗，喪城失地，然而中國先進了幾千年積累了相當豐厚的文化傳統，中國人在十九世紀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不愿意承認西方文化已經超過華夏文化。

在與西方列強多次交手失利后，部分封建士大夫認為是我們技不如人，西方技術先進但文化上西方望塵莫及。

基于這種判斷，中國在與西方正面交手二十年后，自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了向西方學習的歷程，相繼興建一大批近代工業工程，使中國的經濟實力獲得很大提升。

與此同時，鴉片戰爭十幾年后，美國的艦隊強行打開了日本的國門。日本人感受到的不是屈辱，而是西方文明的先進，于是一部分有近代思想的下層武士，聯合京都貴族和商業資產者，以“尊王攘夷”為旗號，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倒幕維新運動。

1867年10月，德川幕府最后一任將軍慶喜上表奉還政權，明治天皇嗣位。

1868年3月14日，明治天皇在京都紫宸殿率領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向天地神明宣誓，確立“廣興會議，萬機決于公論”的維新政權基本方針。

隨后，明治政府大刀闊斧改革幕府體制，廢藩置縣，奉還版籍；改革等級制度、俸祿制度，禁止人身買賣，解放娼妓、藝妓，允許土地買賣及占有，允許農民自由選擇職業；撤除幕府時期各藩國在交通要道私自所設關門或盤查哨所，允許自由貿易；使國家制度迅速現代化，積極開展對外交往，發展對外貿易，扶持民族工商業，實行殖產興業、文明開化、富國強兵三大政策，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除舊布新，徹底改變幕府時期閉關鎖國政策，引導資本主義全面深入發展。

日本轟轟烈烈的維新改革通過各種途徑傳到了中國，并在中國社會各階層中引起不同的反應。

基于資本主義本身的擴張性，日本也迫切需要對外通商。1868年，明治政府轉托英國駐上海領事溫思達向清政府傳書示好，要求通商。

兩年后，明治政府派遣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外務權少丞藤原義質、文書權正鄭永寧等專程來華，要求仿照西方國家的慣例，與大清國建立正常的國家關系，使兩國商貿往來制度化。

在清朝看來日本是一個小國，無法和西方列強相比，所以清廷對于是否與日本訂約通商分歧很大。反對者如安徽巡撫英翰等“以前明倭寇為辭，奏請拒絕日本通商者”，而恭親王奕?、曾國藩、李鴻章等人為另一派，出于全球戰略的考慮，認為即使不能把日本當外援，也應加強聯系，盡量不要讓日本倒向西方一邊，成為中國的敵對力量。

1871年7月21日，日本政府派遣欽差大臣、大藏卿伊達宗城來華，抵達天津后與清朝全權大臣李鴻章進行訂約談判。多次談判后，正式確立兩國對等的國家關系，中國終于放棄了名義上視日本為藩屬的想象，承認日本為與中國地位同等的國家實體。

在談判過程中，日本使臣很自然地向中國方面通報了日本的維新情況，中國人特別是清政府領導層對明治維新有了大致了解，李鴻章甚至敏銳地意識到明治維新很可能對中國的未來發生不可預測的影響，他在一封寫給恭親王的信中高度贊美日本人奮發圖強的精神，贊美日本人不恥下問向西方學習科學技術的不懈追求，深深憂慮日本的發展可能對中國不利。

李鴻章認為，假如中國裹足不前，不能自強，那么日本必然與列強為伍，成為瓜分中國的一員，如果中國能向日本學習西方，實現圖強，則日本必然會依附大清，與中國結成戰略同盟。

李鴻章對明治維新的認識是非常深刻的，遺憾的是像李鴻章那樣有遠見的人太少了。由于極端強烈的文化民族主義情緒，又因為明治維新激進主義政治措施的效果不容易在短期顯現，大多數中國人對明治維新的改革方案似乎并不認同，認為日本脫亞入歐的政策太過激烈，即便給日本帶來短暫的好處，但最終勢必給日本帶來巨大災難，使日本喪失自己的文化根基，遠不如中國堅守文化民族主義的立場，堅守“中體西用”的原則來得更為合理。

明治維新的徹底西方化與中國洋務新政半西方化形成了鮮明對比，中國的洋務新政在最初階段的成效似乎也遠大于日本，所以雖然有個別先知先覺者看到了日本變革的潛在意義，但從總體上看中國人對明治維新似乎并不看好。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早期，由于清政府的洋務新政堅守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硬道理，中國在短短的幾十年里確實創造了經濟上不容懷疑的奇跡，所以洋務新政的發展模式即便不被外國人看好，但還是實實在在給中國帶來了好處，堅定了中國人對洋務新政發展模式的信心，使中國人大多看不上日本明治維新從政治上體制上解決問題的思路。

中國在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等內憂外患的打擊后，中國人并不完全反對學習西方，只是基于文化民族主義的立場，強調學習的選擇性，認為中國的出路必定是在最近期的未來學習西方，走上西方近代國家發展的一般道路。只是從傳統中國特別是儒家倫理的觀點看，所謂西方近代國家的一般道路，實際上是不被儒家倫理看好的霸道，資本主義本質上奉行都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所以中國的政府高層只學習西方技術排斥西方的政治制度。

洋務新政是清政府領導集團比較自豪的一件事情，他們認為洋務運動不僅拯救了整個中國，使中國避免了在西方列強的蠶食下被瓜分滅亡的危險，而且隨著經濟的成長，隨著經濟生活中新因素新成分的不斷增加，大清王朝的政治統治也更加鞏固。

此時的中國人看待中日兩國走向近代道路的不同選擇，更多的是采用重商主義眼光，沒有看到日本道路的政治內涵和未來潛力，把明治維新看得與中國的洋務新政一樣，只是一場以“富國強兵”為訴求的技術性改革。在洋務運動領導者看來，明治維新可供中國借鑒的主要是在軍隊建制、軍工企業的創建、礦產資源的開采等方面的舉措。至于明治維新在政治層面的變革，此時中國的官紳似乎還很少有人看清其價值與意義，甚至以為明治維新的徹底西方化是得不償失，是對自身文化傳統的丟棄。

明治維新的效果是逐漸顯現的，在當初，確實沒有多少人能夠看出明治維新會給日本帶來巨大變化，更不會有人聯想到這個事件與未來中國的命運休戚相關，互為因果。

日本其實是一個學習型國家，所謂學習型國家就是基本沒有原生文明，但是可以學習其他先進文明，它從0到1不行但是非常擅長從1到100。日本在學習西方時不像中國有厚重的歷史包袱，它非常迅速地向西方看齊和認同。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曾隨幕府官員考察過歐美的福澤諭吉認同了國際關系中的“叢林法則”，以為所謂的國際關系從來都是由武力決定，“禽獸相接，互欲吞噬”，歷史從來不會嘲笑勝利者，吞噬他人者是文明國，被人吞噬者是落后國，日本應該加入吞噬者的行列。

隨著明治維新的進程，日本的國力在成長在壯大。1884年，福澤諭吉發表《東洋的波蘭》一文，預言再過十五年即二十世紀初，龐大的中國將被歐洲列強和日本所瓜分，到那時，日本應該理所當然地占據臺灣全部和福建的一半。至此，日本明治維新的對外指向終于曝光，日本政治、經濟實力的發展給中國朝野很大震動，而其對外野心更使中國官紳憂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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