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
民國大師之中，胡適無疑是極其特別的一位。
其特別之處在于對他、他的思想的評價是嚴重兩極分化的。擁躉對他、他的思想推崇備至，奉為圭臬；然反對者則又斥其為“漢奸”、“賣國賊”…………
而造成這樣評價極端分化的緣由，其實很大原因就是他所說的話語被斷章取義所致。
一如他的“我情愿亡國，也絕不愿對日作戰”之語，這句話結合當下民族主義情緒熱烈的社會氛圍，又怎會讓他落得一個好名聲。可是事實上，這不過就是斷章取義的一個“經典運用”案例罷了。
斷章取義——取自《不要斷章取義》
1933年4月3日，面對日益危急的民族形勢，董時進在《大公報》上發表了《就利用“無組織”和“非現代”來與日本一拼》一文。
而在文章中董時進認識到了中國國力與日本軍力無法抗衡的事實，遂提出了他認為的全民抗戰主張。
而這一主張絕非很多人文章中的“激進”二字就可以圓場的，文章中董時進寫到“現在中日兩國國力懸殊，敵強我弱，若想擊潰日本，我們要學一學軍閥的那些手段，強拉民夫來當兵，沒收大戶人家的錢財充公，反正這些百姓逆來順受慣了，把他們送上前線和日本人一命換一命，我相信他們不敢有一句怨言，如果膽敢抱怨，一律軍法從事。”
可以看到董時進基于百姓好對付、肯服從的特點，認為可以強拉民夫，乃至用他們以一命換一命，用軍閥手段榨取百姓財富……
董時進的建議，這毫無疑問是對百姓生命財產的漠視，直白點就是意欲將百姓當耗材。
當然了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統治者是一向如此的。站在董時進之流角度，倒也不失為一個辦法，可從來如此，便對嗎？
胡適先生何等性格？主張的又是何？他自然是不能也不會忍耐的（作為對比，魯迅曾長達數年多次噴過胡適，然而胡適卻從未回噴，甚至還在魯迅去世后幫助其遺孀出版其作品），這畢竟是觸及了他的底線問題。
胡適隨即在《獨立評論》寫下了《我的意見也不過如此》。
在文章中，胡適先生詰問董時進——”如果這才是救國，那么亡國又是什么？董時進口中的“我們”又究竟是誰？董時進是“我們”還是“他們”中的一個？
如果這樣無心肝的我們牽著無數的好對付，能吃苦，肯服從的他們上前線去死，——如果這叫做作戰，我情愿亡國，決不愿學著這種壯語主張作戰！
站在百姓角度上看，誰又樂意被董時進們揪著去甘做耗材呢？個體尊嚴、生命價值難道真應該湮沒于集體利益、長遠目標之名中嗎？
當然不應該。
而借助斷章取義的話語歪曲成胡適先生寧愿亡國，無疑是顛倒黑白，惡意抹黑之舉。
戲謔的是董時進后來創建了農民黨（坦白講其主張培養農民政治能力，謀求同城市平衡發展是不錯的主張，不過又與時勢相悖，不靠著剪刀差怎么發展工業，這也是后面他勸阻毛主席土改失敗出走的一大原因），但1950年選擇了赴港，而后赴美定居。至于后來關于胡適先生的“低調俱樂部”、“沈崇案”等又何嘗不是如此。
其實看一個人好壞，不僅在“言”，亦更在“行”。這種“行”不必是大事，小事上更能彰顯個人品行。
作為一個名滿天下的教授學者，胡適死后遺產不過一百五十三美元。至于為何如此之少，無一不與其高潔品行有關。
除了上面，我們提及的幫助魯迅遺孀出版魯迅作品事跡之外；他資助過上不起學的林語堂2000美元，還假托是學校相贈；他還資助過陳寅恪治病；資助過陳之藩赴美；資助過李敖；甚至于連偶然結實的賣餅小販也資助過其住院費用。而這也是為何那時會有“我們的朋友胡適之”說法的由來。
政見不同，當然會招致攻訐。人也不可能是完美的，但一個人身上人性的光輝，卻終是難掩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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