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31日至2月10日，武漢大學法學院“馭算明規，法護就業”實踐隊前往浙江省寧波市、香港特別行政區、廣西省南寧市、安徽省安慶市、寧夏省中衛市開展了實踐調研。
1月31日，實踐隊員溫淼通過線上訪談年齡小、工作經歷少的求職者，對職場算法應用下公平就業法律保障及反就業歧視規制有了新思考，受訪人的經歷印證了算法招聘存在隱蔽的自動化歧視，如女性被過濾、非重點院校簡歷無回應，且求職者面臨知情權缺失、申訴渠道無效、舉證困難的維權困境，同時算法評價維度單一，易忽視求職者綜合素質與潛在能力。訪談也讓實踐隊員更深入了解到相關法律規制存在實踐執行難、監察手段滯后、個體維權成本高的問題，基于此，溫淼結合受訪人建議，認為未來職場算法治理需從立法明確規則與算法備案、監管提升執行與聯合懲戒、社會與求職者增強維權能力形成合力，以營造公平就業環境。2月1日，溫淼聯系到在香港現職數據分析師（正申請內部轉崗金融分析職位）開展線上訪談調研，對職場算法應用及反就業歧視有了更深入的認知，受訪人經歷了AI視頻面試、邏輯測評、簡歷權重計算等算法招聘環節，其反復提及的“缺乏反饋”凸顯核心矛盾——算法治理需透明與職場文化抑制追問的沖突。受訪人的經歷反映出求職者處于弱勢，算法“黑箱”難以被質疑，且香港現行法律對算法決策的規制存在空白，跨國企業相關規則落地模糊，還存在多種隱性歧視，算法將歧視分散化增加維權難度，其處境揭示了算法歧視救濟的舉證、干預、成本“三難”，受訪人還提出企業明確算法應用、提供反饋、建立申訴復查機制及加強行業自律等建設性建議。

2月5日，實踐隊員汪陶陶線上訪談就職于安徽省安慶市尹江律所的黃菲律師，對算法就業歧視的現實困境、現有法律短板及破局路徑有了更深刻的認知，律師提及的35歲工程師、已婚未育女性求職案例，揭示了算法歧視藏在“中性指標”中的核心特征，即以技術包裝偏見，讓歧視更隱蔽且難以察覺。訪談中了解到，現有法律在算法歧視規制上存在認定標準、舉證規則、裁判能力“三個跟不上”的短板，導致勞動者維權困難、企業易規避責任。黃菲律師提出破局關鍵的是讓法律適配技術，建議通過算法透明化、舉證責任倒置、跨專業審查等方式筑牢公平底線，同時建議企業組建專項審查小組、定期審計算法，訪談也讓訪談者明白，算法作為工具，其公平性依賴規則約束，技術進步不應以犧牲勞動者平等就業權為代價。

實踐隊員黎扶文于2月9日訪談了廣西省南寧市某企業銷售，深刻認識到算法已滲透到各行業職場全過程，在績效考核、任務分配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同時也凸顯出兩大關注點及潛在問題；算法對大型企業而言是公平高效的管理手段，能規避人工考核的偏差與低效，通過量化可視分值掛鉤績效，激勵員工、維護考核秩序，但對銷售這類強人際互動崗位，算法難以定義其核心價值，無法完全體現客戶關系等無形成果，且存在突出的年齡隱性歧視，還藏有權重不公開、申訴難等公平隱患。訪談對象提出的法治設置與數字化管理的實質矛盾，提供了嶄新視角，訪談者也意識到，算法應作為管理工具而非唯一標準，需保留人工復核與彈性判斷，在算法效率與人文關懷間找到平衡，讓技術服務于職業發展而非成為歧視推手。
2月10日，實踐隊員楊悅文通過走訪寧夏中衛市沙坡頭區人民法院，與法官助理馬小燕圍繞算法時代公平就業保障及解決方法訪談，深入了解了司法實踐中反就業歧視規制的現狀、困境與方向；算法普及使就業歧視轉向隱性，算法黑箱加劇勞動者舉證難，當前司法以“差別對待+無正當理由”認定歧視，雖有法律依據，但存在認定標準模糊、舉證失衡問題，且該法院尚未受理相關案件，體現出新型歧視司法應對仍在探索。訪談得知，完善規制核心是厘清用人單位自主權與就業歧視邊界、構建適配算法時代的法律體系，司法層面需明確相關范圍、建立舉證分層機制，強化證據調取權與多元糾紛化解，訪談者還認為，需聚焦算法透明度與可解釋性，探索技術專家輔助審查、出臺合規指引，多方發力破解算法歧視，筑牢公平就業法律保障。本次訪談對象涵蓋求職者、企業員工、律師及法官助理等不同群體，全面呈現職場算法應用多元現狀，清晰梳理算法就業歧視的隱性表現、維權困境與法律規制短板，收集各主體真實訴求及建設性建議。調研立足實踐、聚焦痛點，既夯實了算法時代公平就業保障的調研基礎，也為后續破解算法歧視、完善相關規制體系，凝聚多方合力筑牢公平就業環境，畫上了堅實的調研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