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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萬軍，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

一、本案基本事實及裁判觀點

本案中，申訴人劉某某因一起故意殺人案件，不服兩級法院的原審裁判，向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提出再審申訴。原審法院審理查明，劉某某與被害人郝某某曾合伙經營，后二人因合伙事宜產生經濟糾紛，矛盾未能妥善化解。爭執過程中，劉某某持刀捅刺郝某某，最終造成郝某某死亡的嚴重后果。

原審法院結合在案證據，包括公安機關出具的扣押決定書、扣押清單、匯款憑證等書證，證實案件相關事實及雙方經濟往來；法醫學尸體檢驗鑒定書、法醫物證鑒定意見書等鑒定意見，明確了郝某某的死亡原因及致傷工具；證人郝某甲、郝某乙（均作隱私化處理）等人的證言，佐證了案發經過；加之劉某某本人的供述，形成了完整的證據鏈條，最終認定劉某某的行為構成故意殺人罪，依法作出判決。劉某某不服該判決，提起上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作出二審裁定，維持原判。

劉某某仍不服，以“原審裁判認定事實錯誤、適用法律錯誤，未考慮法定、酌定等從寬情節，應定性為故意傷害罪，并依法改判緩刑”為由，向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提出申訴，請求啟動再審程序，改變原審定罪量刑結果。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經全面審查后認為，原審裁判認定劉某某犯故意殺人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針對劉某某的申訴理由，法院逐一作出回應：關于定性問題，劉某某事先準備刀具，因索款未果捅刺被害人頭部、胸部等人體要害部位，主觀上具有剝奪他人生命的故意，客觀上造成被害人死亡，符合故意殺人罪構成要件，定罪并無不當；關于量刑情節，雙方的經濟糾紛不屬于刑法意義上的被害人過錯，不能作為減輕刑事責任的理由，且原審已充分考慮本案系民間矛盾引發、劉某某系初犯、偶犯、有自首情節，量刑時已予以從輕，刑罰在法定幅度內，并無不當；關于證據采信，原審證人證言均經庭審質證，來源合法，與書證、鑒定意見、劉某某供述相互印證，形成完整證據鏈，劉某某所提案發環境惡劣影響證人辨別力的理由不能成立。

綜上，劉某某的申訴理由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規定的再審條件，法院依法駁回其申訴，并希望其服判息訴。

案例來源：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2026）新刑申15號駁回申訴通知書

本案完整裁判要旨：原審裁判認定申訴人劉某某犯故意殺人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劉某某所提“原審裁判認定事實錯誤、適用法律錯誤，未考慮法定、酌定等從寬情節，應定性為故意傷害罪，并依法改判緩刑”的申訴理由不能成立，其申訴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規定的再審條件，予以駁回。望劉某某服判息訴。

二、法理拆解：故意殺人與故意傷害的核心區別及定性關鍵

作為長期深耕刑事辯護領域的律師，同時身為法學教授，結合本案裁判邏輯，我想重點拆解大家最易混淆的兩個問題——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罪的核心區別，以及本案為何最終定性為故意殺人罪，而非劉某某主張的故意傷害罪。這也是司法實踐中，此類暴力犯罪案件最常見的爭議焦點，厘清這一邊界，能幫助大家更清晰地理解法律對不同暴力行為的評價標準。

很多人誤以為，只有“蓄意謀劃、明確想殺死對方”才構成故意殺人罪，而“只是想傷害對方，沒想到致人死亡”就是故意傷害罪，這種理解過于片面。事實上，區分二者的核心，不在于行為人是否“蓄意謀劃”，而在于主觀故意的內容和客觀行為的指向——故意殺人罪的主觀故意是“非法剝奪他人生命”，故意傷害罪的主觀故意則是“損害他人身體健康”，二者的本質區別的是行為人對被害人死亡結果的態度和預期。

結合我國刑法規定及司法實踐，判斷行為人的行為構成故意殺人罪還是故意傷害罪，主要看兩個核心要點：一是主觀意圖，二是客觀行為，二者結合才能作出準確認定。主觀意圖無法直接窺探，只能通過客觀行為來推定，而本案中，劉某某的兩個行為，直接決定了其行為性質屬于故意殺人，而非故意傷害。

第一個關鍵行為是“事先準備刀具”。從司法實踐來看，事先準備兇器，尤其是刀具這類具有致命性的工具，本身就能反映出行為人主觀上具有一定的暴力傾向，且對行為可能造成的嚴重后果有一定預期。如果只是想單純傷害對方，大多是臨時起意，使用現場隨手可得的物品，而非事先專門準備刀具。本案中，劉某某事先準備刀具，說明其對與被害人的爭執可能升級為暴力沖突有預判，且主觀上已做好使用暴力的準備，這為推定其具有剝奪他人生命的故意提供了重要依據。

第二個關鍵行為是“捅刺要害部位”。人體的頭部、胸部、心臟等部位，屬于要害部位，這些部位受到致命傷害后，極易導致死亡結果的發生。行為人選擇捅刺這些部位，足以推定其主觀上明知自己的行為可能導致被害人死亡，且對這一結果持放任甚至追求的態度，這正是故意殺人罪的主觀核心特征。反之，如果行為人只是捅刺四肢等非要害部位，即使最終因傷情過重導致被害人死亡，大多也會被認定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因為其主觀上沒有剝奪他人生命的故意，只是對傷害結果有預期。

本案中，劉某某因合伙經濟糾紛索款未果，持刀捅刺被害人頭部、胸部等要害部位，最終造成被害人死亡，這一行為完全符合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劉某某主張應定性為故意傷害罪，本質上是混淆了兩種罪名的主觀故意邊界——他可能認為自己“只是想教訓對方”，但法律上對主觀故意的認定，不是以行為人自己的辯解為準，而是以其客觀行為為依據。正如最高人民法院相關指導意見所明確的，判斷罪名需結合行為動機、使用工具、打擊部位等綜合判斷，本案中劉某某的行為，足以認定其主觀上具有剝奪他人生命的故意，原審定性并無不當。

此外，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與故意殺人罪的量刑差異極大。根據我國刑法規定，故意殺人罪一般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二者的量刑梯度不同，核心就是因為主觀故意的內容不同——故意殺人罪對生命權的侵犯更為直接，主觀惡性更大，因此法律對其懲處也更為嚴厲。劉某某主張定性為故意傷害罪，本質上是希望減輕自身刑罰，但這一主張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三、焦點辨析：從寬情節的適用邊界與申訴的法律底線

本案中，劉某某的另一項核心申訴理由是“原審未考慮法定、酌定從寬情節，應改判緩刑”，結合本案裁判理由及相關法律規定，我將拆解從寬情節的適用邊界，同時普及申訴的法律常識，幫助大家避免類似的法律認知誤區。

首先要明確，我國刑法堅持“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既依法嚴懲嚴重刑事犯罪，也注重對具有從寬情節的被告人從輕、減輕處罰，但從寬情節的適用，必須符合法律規定，并非所有“可同情”的情節，都能成為減輕刑罰的理由，更不能成為改變定罪的依據。

本案中，劉某某主張“未考慮從寬情節”，但法院經審查查明，原審已充分考慮了本案的相關從寬情節。具體而言，本案系因合伙經營產生的民間矛盾引發，并非劉某某蓄意報復、無故行兇，這類因民間矛盾引發的犯罪，本身就屬于酌定從寬情節；同時，劉某某系初犯、偶犯，且有自首情節，這些都是法定或酌定的從寬情節，原審法院在量刑時已予以充分考量，所判刑罰在故意殺人罪的法定量刑幅度之內，量刑適當，不存在“未考慮從寬情節”的問題。

這里需要特別澄清一個常見誤區：民間矛盾引發的犯罪，不等于“被害人有過錯”，更不等于可以減輕刑事責任。本案中，劉某某與被害人的經濟糾紛，屬于民事糾紛范疇，雙方均有合理的救濟途徑，比如協商、調解、訴訟等，劉某某不能因為經濟糾紛未解決，就采取暴力手段傷害他人。這種經濟糾紛，不屬于刑法意義上的“被害人過錯”——刑法中的被害人過錯，是指被害人實施了違法或不當行為，直接引發了被告人的犯罪行為，比如被害人先對被告人實施暴力、侮辱等行為，而本案中，被害人并未實施任何違法或不當行為，雙方的經濟糾紛只是犯罪的誘因，不能成為劉某某減輕刑事責任的理由。

其次，劉某某主張“應改判緩刑”，這一主張同樣不符合法律規定。根據我國刑法規定，緩刑的適用條件是“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時犯罪情節較輕、有悔罪表現、沒有再犯罪的危險、宣告緩刑對所居住社區沒有重大不良影響”。而故意殺人罪的法定最低刑是三年有期徒刑，且本案中劉某某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嚴重后果，屬于犯罪情節嚴重，顯然不符合緩刑的適用條件，即使有自首、初犯等從寬情節，也不能適用緩刑。劉某某的這一主張，本質上是對緩刑適用條件的誤解，缺乏法律依據。

最后，結合本案，我想談談申訴的法律底線。申訴是當事人的合法權利，我國刑事訴訟法賦予當事人對生效裁判不服時，提出申訴、請求再審的權利，但申訴必須以事實和法律為依據，符合法定的再審條件，不能無理由、無證據地反復申訴。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規定，當事人的申訴只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才應當啟動再審：有新的證據證明原判決、裁定認定的事實確有錯誤，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據以定罪量刑的證據不確實、不充分、依法應當予以排除，或者證明案件事實的主要證據之間存在矛盾的；原判決、裁定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的；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審判人員在審理該案件的時候，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

本案中，劉某某提出的申訴理由，均不符合上述再審條件：原審認定事實有充分證據證實，不存在事實錯誤；證據經庭審質證，形成完整鏈條，不存在證據不足或非法證據的問題；原審定性準確、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不存在程序違法或審判人員枉法裁判的情形。因此，法院依法駁回其申訴，既是維護司法裁判的權威性，也是踐行“有錯必糾、無錯不糾”的司法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