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43年7月4日，庫爾斯克突出部南翼。
天黑得很慢。
東歐平原的夏天就是這樣，白天拖得很長，太陽在西邊的地平線上磨磨蹭蹭不肯下去。
夜里十點，天邊還有一線灰白。
傍晚剛下過雨，戰壕里泥濘得厲害，靴子踩進去拔出來帶著一坨黑土。
蚊子多得不像話，嗡嗡嗡地在耳朵邊上繞。
尼古拉·彼得羅維奇·利特溫蹲在塹壕里，背靠著夯實的土壁，把那支莫辛-納甘步槍橫在膝蓋上，用一塊破布反復擦著槍栓。
槍是一周前剛領到的，槍托上的清漆還沒磨掉，散發著木料和槍油混合的氣味。
他是第13集團軍步兵師的一名列兵，所在的團負責防御奧利霍瓦特卡方向的主防線。
他的陣地在一道反坦克壕后面大約五百米處，左側是一片雷區。
右側是連里的反坦克炮陣地，兩門45毫米炮偽裝在灌木叢里，炮口指著西南方向。
交通壕往后方延伸大約三點五公里，連接著第二道防線。
這些塹壕、交通壕、掩體，是幾十萬人在過去三個月里一鍬一鍬挖出來的。
“利特溫，還有煙不？”
說話的是阿列克謝·科羅廖夫，和利特溫同一個班的機槍手。
他蹲在塹壕拐角處，DP輕機槍架在沙袋上，嘴里嚼著一根草莖，眼睛望著西南方向。
他的手很大，指節粗糲，是戰前在梁贊鄉下種黑麥磨出來的。
“最后一根。”
利特溫摸了摸胸口的軍裝口袋，掏出半截壓癟的馬哈煙，掰成兩段。
一段塞進自己嘴里，一段遞過去。
“省著抽。再往后可沒了。”
科羅廖夫接過煙，在手指間轉了轉，沒舍得點。
“明天真打？”
“明天真打。”
利特溫盯著塹壕外面的草原，聲音不高，像是自言自語。
“德國人不會等了。”
他是見過德國人的。
斯大林格勒。
去年冬天的斯大林格勒。
他在那兒待了將近三個月，在街壘工廠的廢墟里打過。
在面粉廠的三樓上趴過，在伏爾加河西岸的碼頭上搬過彈藥箱。
零下三十度的江風裹著碎冰屑打在臉上，手指凍得扣扳機都費勁。
后來他負了傷——一塊迫擊炮彈片嵌進左大腿外側，在野戰醫院躺了兩個月。
傷愈后他被重新分配，從近衛集團軍的老部隊調到了這個步兵師。
庫爾斯克。
不一樣的地方，不一樣的戰壕，不一樣的戰友。
但那種仗前的安靜是一樣的。
就是仗前的那股子味道，他說不上來，像是空氣被壓住了，喘氣都得用點力。
天上沒有鳥。
草原上沒有風。
幾萬人在綿延幾十公里的戰壕里，卻靜得像一片墳地。
一種被壓住的安靜。
“你跟德國人交過手，”
科羅廖夫說
“斯大林格勒。”
“交過。”
“什么感覺？”
利特溫想了想。
斯大林格勒的事他不怎么想說，那些回憶像是嵌進骨頭里的彈片，不碰不疼，碰到就鉆心地疼。
“你見過虎式坦克嗎？”
“沒見過。”
“會看到的。”
利特溫把槍栓推回去，咔嚓一聲，槍栓在手里握得發燙。
“記住一件事：虎式正面打不動，打它的側面。側面裝甲薄。還有——”
他頓了頓，把煙點上，馬哈煙的辛辣味嗆得他瞇了一下眼睛。
“別逞英雄。活著比什么都強。”
“這話聽著不像政委說的。”
科羅廖夫笑了。
“政委不在這兒。”
利特溫還經歷過一件事，斯大林格勒也教會了他一件事：
政委讓你去死，有時候是假的，有時候是真的。
但戰壕讓你活下去，那是真的。
他只信戰壕告訴他的那些事——掩體要挖得足夠深，鋼盔任何時候都不能摘，聽到哨音先趴下再抬頭。
還有，永遠不要讓敵人看見你的臉。
夜里十一點左右，戰壕里傳來一陣騷動。
有人在壓低嗓子傳遞消息：抓到一個德國兵，工兵部隊的，在雷區邊上被逮住的。
那家伙交代了——進攻時間是明天凌晨三點。
拂曉。
德國人總是拂曉動手。
利特溫聽到這話，把煙頭掐滅在泥土里，看了一眼科羅廖夫。
科羅廖夫也看著他。
兩個人誰都沒說話。
不是不想說，是想說的太多了。
那時候他忽然想起來斯大林格勒城下的一件事。
他想起來那些被凍硬了的手指——不是比喻，是真的凍硬了——和那些他叫不出全名、只記得綽號的戰友。
有個個子很高被喚作“鶴”的通信兵，總愿意把最后一口煙葉留給同伴。
還有個走路總愛踢腳，綽號“皮靴”的老上士，靴筒里永遠藏著一份翻舊了的地圖。
他只愿這些人都沒死。
利特溫低頭看了一眼自己的左腿。
大腿外側那道傷疤在軍褲下面隱隱作痛，快要下雨了，傷疤總是比天先知道。
他把步槍靠在塹壕壁上，站了起來，朝西南方向望去。
夜色很濃，什么都看不見。
但他知道，在那些麥田和小樹林后面，在頓涅茨河的右岸，幾百輛德國坦克正在發動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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