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4日,庫爾斯克突出部南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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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得很慢。
東歐平原的夏天就是這樣,白天拖得很長,太陽在西邊的地平線上磨磨蹭蹭不肯下去。
夜里十點,天邊還有一線灰白。
傍晚剛下過雨,戰壕里泥濘得厲害,靴子踩進去拔出來帶著一坨黑土。
蚊子多得不像話,嗡嗡嗡地在耳朵邊上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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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彼得羅維奇·利特溫蹲在塹壕里,背靠著夯實的土壁,把那支莫辛-納甘步槍橫在膝蓋上,用一塊破布反復擦著槍栓。
槍是一周前剛領到的,槍托上的清漆還沒磨掉,散發著木料和槍油混合的氣味。
他是第13集團軍步兵師的一名列兵,所在的團負責防御奧利霍瓦特卡方向的主防線。
他的陣地在一道反坦克壕后面大約五百米處,左側是一片雷區。
右側是連里的反坦克炮陣地,兩門45毫米炮偽裝在灌木叢里,炮口指著西南方向。
交通壕往后方延伸大約三點五公里,連接著第二道防線。
這些塹壕、交通壕、掩體,是幾十萬人在過去三個月里一鍬一鍬挖出來的。
“利特溫,還有煙不?”
說話的是阿列克謝·科羅廖夫,和利特溫同一個班的機槍手。
他蹲在塹壕拐角處,DP輕機槍架在沙袋上,嘴里嚼著一根草莖,眼睛望著西南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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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手很大,指節粗糲,是戰前在梁贊鄉下種黑麥磨出來的。
“最后一根。”
利特溫摸了摸胸口的軍裝口袋,掏出半截壓癟的馬哈煙,掰成兩段。
一段塞進自己嘴里,一段遞過去。
“省著抽。再往后可沒了。”
科羅廖夫接過煙,在手指間轉了轉,沒舍得點。
“明天真打?”
“明天真打。”
利特溫盯著塹壕外面的草原,聲音不高,像是自言自語。
“德國人不會等了。”
他是見過德國人的。
斯大林格勒。
去年冬天的斯大林格勒。
他在那兒待了將近三個月,在街壘工廠的廢墟里打過。
在面粉廠的三樓上趴過,在伏爾加河西岸的碼頭上搬過彈藥箱。
零下三十度的江風裹著碎冰屑打在臉上,手指凍得扣扳機都費勁。
后來他負了傷——一塊迫擊炮彈片嵌進左大腿外側,在野戰醫院躺了兩個月。
傷愈后他被重新分配,從近衛集團軍的老部隊調到了這個步兵師。
庫爾斯克。
不一樣的地方,不一樣的戰壕,不一樣的戰友。
但那種仗前的安靜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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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仗前的那股子味道,他說不上來,像是空氣被壓住了,喘氣都得用點力。
天上沒有鳥。
草原上沒有風。
幾萬人在綿延幾十公里的戰壕里,卻靜得像一片墳地。
一種被壓住的安靜。
“你跟德國人交過手,”
科羅廖夫說
“斯大林格勒。”
“交過。”
“什么感覺?”
利特溫想了想。
斯大林格勒的事他不怎么想說,那些回憶像是嵌進骨頭里的彈片,不碰不疼,碰到就鉆心地疼。
“你見過虎式坦克嗎?”
“沒見過。”
“會看到的。”
利特溫把槍栓推回去,咔嚓一聲,槍栓在手里握得發燙。
“記住一件事:虎式正面打不動,打它的側面。側面裝甲薄。還有——”
他頓了頓,把煙點上,馬哈煙的辛辣味嗆得他瞇了一下眼睛。
“別逞英雄。活著比什么都強。”
“這話聽著不像政委說的。”
科羅廖夫笑了。
“政委不在這兒。”
利特溫還經歷過一件事,斯大林格勒也教會了他一件事:
政委讓你去死,有時候是假的,有時候是真的。
但戰壕讓你活下去,那是真的。
他只信戰壕告訴他的那些事——掩體要挖得足夠深,鋼盔任何時候都不能摘,聽到哨音先趴下再抬頭。
還有,永遠不要讓敵人看見你的臉。
夜里十一點左右,戰壕里傳來一陣騷動。
有人在壓低嗓子傳遞消息:抓到一個德國兵,工兵部隊的,在雷區邊上被逮住的。
那家伙交代了——進攻時間是明天凌晨三點。
拂曉。
德國人總是拂曉動手。
利特溫聽到這話,把煙頭掐滅在泥土里,看了一眼科羅廖夫。
科羅廖夫也看著他。
兩個人誰都沒說話。
不是不想說,是想說的太多了。
那時候他忽然想起來斯大林格勒城下的一件事。
他想起來那些被凍硬了的手指——不是比喻,是真的凍硬了——和那些他叫不出全名、只記得綽號的戰友。
有個個子很高被喚作“鶴”的通信兵,總愿意把最后一口煙葉留給同伴。
還有個走路總愛踢腳,綽號“皮靴”的老上士,靴筒里永遠藏著一份翻舊了的地圖。
他只愿這些人都沒死。
利特溫低頭看了一眼自己的左腿。
大腿外側那道傷疤在軍褲下面隱隱作痛,快要下雨了,傷疤總是比天先知道。
他把步槍靠在塹壕壁上,站了起來,朝西南方向望去。
夜色很濃,什么都看不見。
但他知道,在那些麥田和小樹林后面,在頓涅茨河的右岸,幾百輛德國坦克正在發動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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