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備受爭議的電影《監獄來的媽媽》（這部殺人犯當主演的電影，在國外獲獎了）終于等來了主管部門的通報。
上海市電影局在通報中稱，該片在申請備案立項及報審過程中存在違規行為。
現停止該片上映，并依據《電影產業促進法》等相關法律法規進行嚴肅查處。

由于只是初步核查結果，因此通報并沒有提及該片違規的具體內容。
那么，《監獄來的媽媽》可能涉嫌哪些違規呢？
首先就是“先拍后備”的程序違規，這也是目前被多家媒體和律師明確指出的問題。
根據該片編劇秦曉宇等人的說法，該片2018年6月開始籌備，2019年就開機拍攝。
而國家電影局的備案信息顯示，該片在2021年才完成備案，屬于典型的“先拍后備”。
根據我國《電影產業促進法》等相關法規，明確禁止電影備案程序不得倒置，必須先備再拍。
一旦違規，應由電影主管部門予以取締，沒收電影片和違法所得及專用工具。
依據違法所得金額，處以相對應的罰款，且影片無法獲得合法公映許可證。
從現有信息看，《監獄來的媽媽》基本上是逃不了這一點了。
這也決定了該片基本告別了公映這條路。
其次，是服刑人員參與電影拍攝問題，這是眼下輿論爭議最大的一個關鍵點。
不管是主創人員的說法、媒體的報道還是網友扒出的信息，目前都明確指向一個事實：
主演趙簫泓（原名趙曉紅）在服刑期內參演了電影。

早在1988年，當時的廣播電影電視部就與司法部聯合發布了《關于禁止錄制、出版正在服刑的罪犯表演的音像出版物的通知》。
通知里明確規定，正在服刑的罪犯不得在社會上進行營業性演出，包括不能給電影制片廠、電視臺、電臺當演員，也不能給音像出版單位錄音錄像。
各音像出版單位、電影制片廠、電視臺、電臺不得將服刑罪犯的表演制成音像出版物或影視片出版發行。
此外，我國《監獄法》也明確規定，監獄所有活動必須服務于教育改造目的，不得用于商業盈利。
顯然，讓當時還處于服刑期內的趙簫泓出任電影主演，同時違反了這兩部法律法規。
不過，這又涉及了第三個可能違規的問題，那就是該片涉嫌申請目的與實際使用不符。
按照秦曉宇的說法，該片2018年籌備時，本來是想拍一部關于監獄的紀錄片。
為此劇組向司法部相關部門提交了申請，并獲得了進入監獄拍攝的批準。
如果這一點屬實，也許就能解釋為什么相關部門會給服刑人員參演電影開了綠燈：
因為一開始劇組就是申請的一部“拍攝監獄教育改造”的紀錄片。
前邊也提到，《監獄法》規定了監獄所有活動必須服務于教育改造目的。
而劇組的申請事由確實也在《監獄法》規定范圍內，因此相關部門確實也有理由批準申請。
只是沒想到，用紀錄片獲得的拍攝申請，最后卻成了一部商業故事片。
不僅要公映，還在國外獲了獎，這簡直是把當初審批的部門架在火上烤。
最后要聊聊為什么是上海市電影局出了這份通報，并叫停了該片上映。
在該片爭議發酵后，國家電影局工作人員在5月19日回應此事時表示，已關注到相關情況，已在進行處理。
所以當5月21日上海市電影局發布通報時，不少人心里都會有這樣一個疑問：
為什么不是國家電影局？
事情鬧得這么大，牽涉相關方那么多，一個市局能夠處理好嗎？
根據相關法律法規，電影的備案和審批實行“屬地管理”原則。
這里的“屬地”指的是制片方的公司注冊地，《監獄來的媽媽》的出品方中，上海至久影視傳媒有限公司和上海大象伙伴企業發展集團影業有限公司注冊地都在上海。
該片在2021年備案時，備案地也是上海。
換句話說，該片的“戶籍”一開始就落在了上海，上海市電影局就是該片最直接的監管單位。
因此上海市電影局在接到舉報后，對該片進行核查并做出初步處理，是符合相關法律規定的。
至少，決定該片最后能否公映，這點權限上海市電影局還是有的。
當然，事情鬧得這么大，國家電影局也表了態，相信在進一步的調查程序中，國家電影局也會介入。
至于整件事中是否涉嫌可能存在的利益輸送，相關部門也會進行相應的調查處理，給公眾一個交代。

值得一提的是，《監獄來的媽媽》這種“先拍后備”的現象在電影行業可能并非孤例。
此前寧波一家影視公司就公開指控電影《孤注一擲》當初在未獲拍攝許可的情況下“未批先拍”，涉嫌違反《電影產業促進法》《電影管理條例》的相關法律法規。
現在回過頭來看，如果當初《監獄來的媽媽》在“先拍后備”過程中，能被及時發現并受到監管制止，可能也就不會有后邊這一串破事了。
（本文信息源為澎湃新聞《關于影片<監獄來的媽媽>，上海市電影局最新通報》。圖片均源自網絡，如侵權請聯系作者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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