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在镕、三星乃至整個韓國都在努力適應新時代

文/何伊然

編輯/劉宇翔

如果，李在镕在韓國真像簡體中文互聯網傳的那樣說一不二，估計他做夢都能笑醒。

只是現實中，即使李在镕身為三星會長，也既不能掌控商界，更沒法左右總統府，甚至“擺平”不了公司里的工會。為了平息罷工，他緊急中斷海外行程返韓，第一時間向全球客戶致歉并宣告“一切歸咎于我”，對內則以“三星大家庭”拉攏員工，身段可謂柔軟，全無傳聞中財閥的霸氣。

但作為經營者，他還是要捍衛股東利益的，在打感情牌拉攏員工的同時，他堅決拒絕將營業利潤固定比例分紅制度化，不過，他也明白錢還是要出的。最終在罷工就要爆發前幾小時，以設立不設上限的“半導體特別績效獎金”這一一次性代價，避免了對公司管理權的長期約束。

看到李在镕可談，韓國政府也沒少出力，是韓國勞動部長金英勛的出面斡旋，勞資雙方才重返談判桌，并于當天深夜達成初步薪資協議。這一內部表決將在5月22日至27日進行。三星工會主席崔承浩稱預計成員將批準協議，并承諾今后“竭盡全力穩定三星電子的勞資關系”。

一場迫在眉睫的勞資風波就在各方斡旋與妥協之下，暫時化解了，就等各方按時簽字畫押，制度化下來。而韓國資本市場早就消化了這場風波的影響，算是從資本角度給出了肯定的評價。

畢竟，三星是韓國經濟最重要的增長引擎和壓艙石，也是韓國股市最重要的權重股，其穩定與否不但直接牽動韓國經濟，更是會影響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穩定，市場對存儲芯片正如饑似渴，只要能達成協議，芯片生產、交付正常，市場并不在意員工是否拿走多點利潤。

此時的韓國，早不是樸正熙時代青瓦臺一言九鼎；三星也不再是李健熙時代，財閥們在庇護下為所欲為。這場罷工中，各方的妥協與平衡，才是今天韓國的真實面貌。

那個在簡中敘事里手眼通天、說一不二的財閥帝國，其實早就在1997年金融危機、2008年全球衰退和此后的社會浪潮中被反復修剪。剩下的，是一個被全球化深度綁定、被地緣政治反復拉扯、被國內民粹和勞權意識持續拷問的三星。

三星在韓國確實還是擁有“大到不能倒”的地位，但它不是李氏家族一家說了算，而是成了各方博弈的風暴中心：政客需要選票，媒體追逐流量，工會握有罷工權，民眾在社交平臺上可以隨時把“三星共和國”罵上熱搜。李在镕唯一能倚仗的，只剩下三星在全球供應鏈里不可替代的位置。

所以這場罷工，表面上是勞資雙方在分錢，實際上是韓國社會在用三星做試驗，追問一個老問題：當“漢江奇跡”的紅利期徹底終結，增長的果實該怎么分？過去，這個問題被壓制，被出口導向的增長掩蓋著，被“三星就是韓國”的集體認同消解著。如今，這三個條件都不復存在。民眾依然關心三星的股價，但不再無條件崇拜財閥。

于是我們看到了一幕極具象征意義的場景：韓國總統出面警告，勞動部長親自斡旋，工會主席在罷工前夜松口，財閥掌門人對著鏡頭鞠躬道歉。沒有一個角色是絕對的強者，也沒有一個角色是徹底的輸家。這正是多元博弈的典型特征，即權力被分散，利益被拉扯，結局必然是妥協而非碾壓。

而市場給出的“肯定評價”，與其說是對三星的信任，不如說是對這種妥協機制的認可，這恰恰是三星乃至整個韓國現在最需要的東西。

01

作為AI供應鏈中的關鍵玩家，三星站上了這輪技術浪潮的中心位置。隨著HBM4內存正式向英偉達供貨，DDR5和企業級SSD價格持續攀升，5月，三星電子交出了一份讓行業內外羨慕不已的成績單。

2026年第一季度，三星電子營收133.87萬億韓元，同比增長69.16%；營業利潤57.23萬億韓元，同比暴增756.10%，兩項核心指標均刷新單季歷史紀錄，2026年第一個季度的利潤就超過了2025年全年總額。

財報發布后，三星股價一路狂飆，首次突破一萬億美元大關，成為繼臺積電之后第二家達到這一里程碑的亞洲公司。得益于三星的優秀表現，韓國綜合股價指數（KOSPI）接連突破6000、7000、8000點大關。

然而這份三星史上最亮眼的財報墨跡未干，一場規模最大的罷工行動就已在箭在弦上。在三星現行績效獎金制度里，有一條上限指標，獎金不能超過年薪50%。這條二十多年前劃下的紅線本意是讓員工收入保持相對穩定狀態，此前一直平穩運行，也是三星保持多年穩健發展的基石之一。

但這波AI需求帶來了天量超額利潤，從天而降的巨款本來就讓人眼紅，更刺激到三星員工的，是對手的變化。2025年9月，SK海力士和工會重新簽訂了勞資協議，廢除了獎金封頂限制，轉為將年度營業利潤的10%全額納入員工績效獎金池。

同樣是韓國的半導體大廠，同樣踩在AI風口上，在不同制度下，三星芯片部門員工的獎金不到SK海力士同崗員工的三分之一。這種巨大的落差使得數百名三星工程師在近期跳槽至SK海力士。

為了爭得更多利益，今年3月，三星電子工會工人通過投票授權罷工。由于工會和管理層遲遲沒有在關鍵條款上取得實質性進展，三星工會宣布，將于5月21日啟動為期18天的全面罷工，參與人數預計會突破5萬人。

半導體的制造流程是一連串不可逆的精密化學和物理反應，每一道工序都必須連續運轉。一旦生產線停擺超過臨界時間，正在線上加工的晶圓將全部報廢，重新啟動又需要數日的校準和調試周期。

韓國央行研究認為，三星工廠停工一日直接損失便高達1萬億韓元，罷工全面展開直接和間接經濟損失預計在40萬億至100萬億韓元，這將導致韓國今年經濟增長率下降0.5個百分點。

這樣兩敗俱傷的結果，當然不是韓國政府可以接受的。作為進步派出身的總統，李在明面對這場爭取勞動權益的罷工，本該是天然的盟友，但作為韓國總統，他又必須要維護國家經濟穩定。這種雙重身份，使他最終扮演了一個看似矛盾，實則充滿政治權衡的“平衡者”角色。

李在明先是把爭論焦點從“勞資分配”轉換為“利潤歸屬”，強調股東是“承擔風險和損失進行投資”，理應享有利潤，而工會直接從稅前營業利潤中分走固定比例，邏輯上“難以理解”。然后他將個案上升至國家經濟安全，警告三星罷工可能引發“提高法人稅的效果”，削弱國家競爭力，將一個企業的勞資糾紛，定義為可能發生的系統性風險。

這就讓韓國總理金民錫宣布為保護國民經濟，將采取包括行使緊急調整權在內的所有可行手段。“緊急調整權”是韓國政府最高級別勞資干預措施，一旦啟動，工會須立即停止爭議行為30天并接受強制仲裁。在司法方面，韓國水原地方法院給罷工劃了紅線：責令該工會必須確保即將開始的全面罷工行動“不影響產量”。

李在镕也適時表態，在公開致歉時，呼吁工會與公司團結一致。“各位三星成員，我們是一家人。現在是朝著一個方向前進的時候。”

各方溫和的表態，為這場勞資分配爭端最終能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奠定了基礎。

02

放在過去，這是不可想象的。

三星創始人李秉喆幾乎白手起家，歷經坎坷，崇尚奮斗和鐵腕，接手掌控三星的二代目李健熙也延續其父“無工會經營”方針，雖提升員工待遇但拒絕承認工會合法性，曾強硬處理1999年三星電子首次工會罷工并關閉工廠、以管理層頂崗。此后，三星通過提供行業頂尖的薪酬福利來規避工會。

然而，隨著韓國勞資環境的變化，以及公司規模擴大。三星電子旗下第一個工會還是于2019年11月16日正式成立，當時李在镕并未公開祝賀或支持，三星官方僅稱“尊重員工權利”。那一天，標志著三星“無工會經營”時代落下帷幕，這也標志著韓國財閥“鐵腕治理”時代的徹底結束。

隨著韓國經濟轉型，傳統行業的工會影響力是不斷下降，但由MZ世代（千禧一代與Z世代）主導的白領工會運動正迅速興起，成為重塑勞資版圖的核心力量。MZ世代有三大訴求：一是公平的利潤分享：不再滿足于固定工資，而是要求將薪酬與公司業績直接掛鉤，尤其在高科技企業；二是工作與生活的平衡：積極爭取改善綜合工資制度、擴大遠程辦公、縮短工作時間等；三是拒絕盲目奉獻：對企業忠誠度較低，更關注個人權益，拒絕盲目奉獻，無法接受企業以“狼性文化”為名的“PUA”式管理。

如果說“漢江奇跡”那代韓國人是任勞任怨，強調紀律，服從“大家長”，那么，MZ世代顯然完全不同了。

SK海力士的辦公室職員于2018年成立了韓國最早的白領工會，正是工會用集體談判權才與資方達成協議，承諾將公司營業利潤的10% 作為無上限獎金池發放給員工。這一“天價年終獎”在韓國社會引發巨大震動，直接給同行業的其他公司員工帶來了強烈的“被剝奪感”，并迅速引發了效仿潮。

三星電子工會不過是效仿同行，在2025年年7月，三星主要的工會“全國三星電子工會”就宣布發起總罷工，訴求包括加薪、增加帶薪年假等。

但和專注半導體的SK海力士不同，三星是一家橫跨多個行業的巨頭，三星電子部門固然利潤暴漲，但它也需要在三星內部各業務板塊之間達成利益平衡。

5月20日，三星電子勞資事后調解破裂時，三星就對外表示，工會堅持要求對虧損部門發放難以被社會接受的績效獎金。據報道，三星工會領導人直接拋出質問：“如果存儲部門的員工拿5億韓元，代工部門只拿到8000萬韓元，誰還能有積極性？”

此次最終達成的初步協議也正是在這一關鍵障礙上取得了突破。據崔承浩透露，雙方已就虧損業務部門的利潤分配方案達成一致。這意味著，勞資雙方均作出了實質性讓步。

這就相當不容易了。畢竟，雖然存儲業務現在是“當紅炸子雞”，但其實消費電子和芯片是受供需關系驅動的強周期行業，利潤波動幅度極大。倘若不設上限的分配規則成為常態，等到下一次行業低谷到來，就有可能被人力成本拖入巨額虧損的泥潭。

對此，三星前半導體部門總裁、現常駐顧問慶桂顯深有體會，他在5月18日出席韓國工程院論壇時發出警告：隨著中國廠商長鑫存儲和長江存儲加速擴產，若新增供給于2027年下半年至2028年陸續開出，存儲市場供需格局可能快速改變，轉折點最快可能落在2027年下半年，最晚則于2028年上半年出現。

與此同時，AI資本支出本身也存在不確定性，若科技巨頭發現AI投資回報率低于預期，可能縮減投入，2028年之后存儲市場不僅價格承壓，需求本身也可能開始萎縮。正因如此，三星管理層才在獎金制度上不敢輕易放棄“安全帶”，一旦行業周期性反轉，不設上限的分配規則將把公司拖入深淵。

所以，李在镕的焦慮也不是沒有原因的，大家站在的位置不同，看到的東西也不同。員工看到了超額利潤，而管理層則在亢奮中看到遠方風暴正在醞釀。

據知情人士透露，李在镕在今年初的公司內研討會上警告與會者不要沉溺于短期業績改善的喜悅，而應加大力度重建三星的技術競爭優勢。他特別提到了其父李健熙在2007年提出的“夾心危機”理論。

彼時，李健熙認為韓國經濟正被夾在技術水平領先的日本和競爭力快速提升的中國之間。李在镕則補充強調，韓國從未擺脫“三明治處境”，變化在于競爭格局已變，情況更為嚴峻。

03

三星電子的技術和資金實力足以支撐它在全球半導體牌桌上占據一個重要位置，但作為一家韓國企業，三星電子的命脈始終懸掛在無法控制的外生變量上。

從財報來看，2025 年三星電子合并營收 333.6 萬億韓元中，海外收入占比逾七成，其中美國市場占比39.9%，中國市場占比14.2%，兩大市場合計即超過一半。韓國所在的“總部所在國”區域營收僅46.64萬億韓元，僅占13.98%。技術和市場，兩頭在外。

其中，半導體部門是三星電子乃至整個三星集團真正的利潤引擎。 2025 年該部門營業利潤高達 24.9 萬億韓元，占整體利潤一半以上，2026 年一季度這種“半導體一條腿走路”的特征更加極端，半導體部門營業利潤 53.7 萬億韓元，幾乎包攬了全部利潤，消費電子業務長期在盈虧線附近徘徊。

今年5月，三星電子正式停止了在中國大陸市場銷售電視、顯示器、冰箱、洗衣機家電產品。三星透露，在電視業務功勛人物韓宗熙離世后，代管團隊重新評估中國市場，認為無論怎么追加巨額投入，也無法贏得與中國品牌的競爭。家電產品撤出中國市場可能只是開始，未來其全球市場被中國品牌蠶食也只是時間問題。

三星從出口干魚、蔬菜起家，經過幾十年發展成為橫跨電子（三星電子）、金融（三星生命、三星火災）、機械（三星重工業）、化學（三星SDI）等的產業集團，本身也是韓國經濟發展的縮影——追趕日本企業，吃掉日本企業的份額；趕在被中國企業趕超前，進入更有技術含量、更高利潤率的行業，以避免被中國企業吃掉。

如今，三星電子的半導體部門貢獻了超過93%的利潤，其家電業務的得失對公司整體而言已經不再那么重要。

事實上，就在三星的家電部門撤出中國的同時，其半導體部門在華卻逆勢擴張。西安NAND閃存工廠是三星唯一的海外存儲芯片生產基地，承擔了三星全球約40%的NAND閃存產能。該工廠近期成功完成從V6（128層）到V8（236層）的制程升級，并已瞄準286層堆疊的V9 NAND，計劃2026年內完成產線過渡并實現量產。天津MLCC工廠則為蘋果、華為等智能手機品牌以及特斯拉、博世等汽車客戶供應核心元器件。

但和家電、手機部門遭遇中國企業追趕的情形一樣，長鑫存儲與長江存儲也正從市場、技術、供應鏈三個維度，對三星半導體的統治地位形成實質性挑戰。

在DRAM領域，長鑫存儲憑借大規模擴產與國產替代需求，2025年第四季度全球份額已達7.67%，穩居第四，其LPDDR5X產品已躋身國際第一梯隊；在NAND領域，長江存儲依靠創新的“晶棧”（Xtacking）架構實現270層3D NAND量產，2025年第三季度全球出貨量份額攀至13%，并迫使三星簽署專利授權協議。

盡管三星同期仍以36.6%的DRAM份額和28%的NAND份額保持全球第一，但中國廠商通常便宜10%—20%的定價策略正持續蠶食其份額，并開始平抑市場價格。地緣政治博弈更令格局加速演變，三星在華工廠因美國出口管制升級而受限，而中國廠商又正在構建起高度自主的本土供應鏈，進一步削弱了三星的競爭壁壘。

受此多重夾擊，三星在傳統存儲市場的定價權與份額持續承壓，為此，三星又拿出老辦法，全力進入價值鏈更高的領域，向HBM等高端市場發展，并把AI從“產品”層面延伸到“生產方式”層面。

今年3月，三星公布工業AI路線圖，計劃到2030年將全球所有制造基地轉型為“AI驅動工廠”，在制造流程中全面部署數字孿生技術和專用AI智能體，實現產線的AI驅動預測性維護和實時自主決策，用AI反哺芯片制造的良率和效率。三星的本土工廠承擔了先進制程研發、高端DRAM/NAND量產和全球產能中樞的核心職能。

在商業場上，選擇合作伙伴核心考量因素包括產能的可靠性和交付的可預期性。歐美本土高發的罷工抗議讓跨國巨頭深受其擾，而亞洲制造業長期以來以穩定高效的形象占據著供應鏈信用體系的頂端。李在镕在道歉時特別強調向全球客戶帶來的焦慮表示歉意絕非是客套。

他需要穩住客戶，也要穩住企業內部，讓三星得以在多方夾擊中完成再次進化。

李在镕對“夾心”處境是有著極為切身的理解。李健熙帶有鮮明的軍事化和大家長作風，李在镕則在過去十年里經歷了漫長的司法拉鋸，幾乎沒有做出過多少獨斷的決策，更偏向尋求各方平衡。

需要平衡的不止是李在镕和三星，這場風波不過是韓國社會圍繞AI產業紅利乃至整個經濟發展成果分配，所展開的更大博弈的縮影。就在罷工危機持續升溫那段時間，韓國總統府政策室長金容范拋出了他的“國民分紅”構想，主張將AI產業帶來的“超額利潤”以結構化方式返還給全體5200萬國民。這一構想的邏輯是，三星與SK海力士的持續超額利潤并非普通意義上的“正常利潤”，而是AI時代“技術壟斷經濟”下的結構性租金，將加劇收入與財富兩極分化。

這一帶有強烈左翼色彩的主張當然不受資方歡迎，市場以股指大跌作為回應。但韓國作為缺乏經濟縱深的經濟體，其實是更大號的三星：本土市場容量有限，極度依賴全球化，依靠外部市場和技術輸入，深受地緣博弈影響，只能努力適應每一次風向的變化，把有限的資源集中到更不容易被替代的位置上，求得生存。

李在镕很清楚，無論是三星還是韓國都無法擺脫夾心處境，他能做的就是把這塊夾心壓得更厚：趁著AI熱潮，存儲芯片上堆出足夠的利潤厚度，在產業鏈上布下足夠廣的產能厚度，在AI上挖出足夠深的技術厚度。

在此過程中，“團結一致”很重要，內部撕裂擴大的話，無論是訂單流失還是競爭對手搶占先機，都會是致命的。這是最終各方能達成妥協的現實考量，也是韓國作為一個“公司國家”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