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續《》，由華為當年被針對性打擊，聊聊未來產業。

結合SpaceX即將上市等新變化，簡單回顧2024年的三個觀點，這是本文的基礎：

觀點一：2024年12月《》，分析中美在科技創新、未來產業上的優劣勢，特點強調中國的獨有優勢，即當代中國人以“新”為美，是全世界最喜歡、最愿意嘗試新鮮事物的消費者，這在探索未來上，可以為新技術、新產品提供巨大的支持，能迅速催熟一個新的產業，畢竟任何新技術、新產品，只有飛入尋常百姓家才算真正成功。

當前AI產業再次證明了這一點。。

觀點二、2024年3月《》，將一個國家制造業比作一支軍團，各國制造業之間的博弈就好比國戰，這支軍團有終端產品供應商組成的“前線軍團”，零部件供應商組成的“后勤保障”，裝備、工具、材料供應商組成的“本土腹地”。任何一個國家國力再強，也必須通過前線軍團把國力轉化為軍力，當一個國家的前線軍團覆滅，后勤保障、本土腹地再強，也難擋敵國正規軍威脅。

轉換在制造業上，以日本為例，日本制造業的輝煌是三大力量同步強大，但隨著日本終端產品供應商的衰退，大量配套產業、公司喪失了與消費者的連接，衰落是必然的，畢竟再好的芯片也必須組裝進終端商品里才能被消費者購買使用。

汽車作為人類最大的可以跨國交易的第一產業，任何一個汽車企業背后千家萬戶，隨著豐田、本田等日本7大車企節節敗退，日本制造業大衰退是必然的，制造業就是國力，匯率自然也守不住，日本時隔一個多月再次失守160大關，緊接著日本將面臨一大難關。

6月12日SpaceX上市，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IPO，迫切需要全球資本抬轎子，最初估值2萬億美元，但目前大多數投行給出的目標價普遍低于1萬億美元，美國晨星公司給出的目標價僅為7800億美元。

在這一情況下，募資重點向散戶偏移，馬斯克說估值1.75萬億美元是給支持他的散戶機會，還把散戶累計配售額從10%拉到IPO總額的30%，也就是225億美元。

無論最終如何，這次大規模上市，將沖擊全球資金自由流通的國家，尤其日本。現在日本人一邊說著愛國、一邊大量拋售日元跟日本央行對著干，這一次大規模融資，很有可能對日元帶來新的沖擊，這么搞下去，日元今年說不定會突破180大關。這幾年反復說投資日元的，怎么不說話了呢？

或許是為應對這次沖擊，繼中國證監會等八部門聯合整治非法跨境證券業務后，今天富途、老虎國際、長橋等主要跨境券商宣布，6月12日起將暫停中國境內存量投資者的股票等所有品種開倉、買入交易及資金轉入，只接受賣出、平倉。

基于觀點二，小鎮2024年3月追加《》，強調新能源汽車是當前人類進入下一個時代最關鍵的鑰匙，沒有之一。

AI雖然是未來，但當前對經濟和未來技術的支持力度遠遠不夠，AI力量的發揮也需要一個強大的載體和商業場景，目前最強的商業場景就是新能源智能汽車，因為汽車產業關聯的傳統、新興和未來產業太龐大了，而任何一個領域的科技進步，必須以足夠的產業、盈利作為支撐，沒有產業和盈利，技術再怎么先進，都是無源之水。

觀點三：2024年12月《》，強調芯片是美國霸權的根基，也是美國主導的“中心－外圍”結構的根基，以美國為首的中心、次中心西方國家，依靠科技優勢、知識產權和專利壁壘，拿走了大多數利潤，把辛苦、高污染、低利潤的產業分配給外圍國家。美國之所以敵視中國，就在于中國要從科技這個根本上刨了美西方維持幾百年的“中心－外圍”全球剝削結構。

在這一篇，小鎮還引用《芯片戰爭》一書觀點，該書認為二戰由鋼鐵和鋁決定，冷戰由核武器定義，而當今大國競爭由算力決定，各國前途命運取決于對算力的駕馭，芯片恰恰是其中根本。

小鎮分析關鍵有二：一是芯片產業鏈太長、難度太大、更新迭代極快，對資金和高端人才的要求極高；二是應用極其廣泛。芯片霸權已經成為美元的新錨定物，只要美國還占據芯片的主導地位。

在三個觀點基礎上，就可以展開今天的文章了。

首先，要回答：為什么當年美國會調動一切力量狙擊華為？

必須承認，美國當時對產業的認知太強了，戰略抉擇也非常精準、果斷，這次狙擊從長期來講提前終結了中國內部存在的全球合作還是獨立自主的分歧，在2005年“自主創新”基礎上，推動向徹底的獨立自主轉變，加速了中國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

但從中短期尤其半導體產業競爭角度，美國的狙擊成功破壞、遲滯了中國對全球半導體產業主導權的爭奪，為美國爭取了近10年時間，如果當初沒有斷然狙擊，哪怕晚兩三年，那就大不一樣了。

華為當初為什么這么關鍵？

半導體產業鏈條長、投入大、迭代快，幾十年來一直是全球協作，但協作中也有主導力量。美國2018年對華為下手時，全球集成電路產業正發生發展范式的大轉變，2014年底到2015年初，全球芯片制程首次實現14納米量產，已接近“摩爾定律”的物理極限，之后所謂的7納米、3納米只是等效制程。

在這一情況下，單純靠縮小等效制程來提升性能的成本急劇升高，系統級優化包括架構、軟硬件協同、場景定義等就成了新的價值高地。所以蘋果研發M芯片，并于2020年11月首發，這是蘋果基于ARM架構自主研發的第一款處理器，結束了與英特爾的15年合作；特斯拉也于2019年4月披露研發針對自動駕駛訓練的Dojo超算。

全球半導體產業由此前上游晶圓廠主導，向下游系統集成商轉移。

當時的華為憑借芯片設計、終端設備、通信設備、云計算服務等協同的強大系統能力，實現了比蘋果等美國企業更徹底的“端管云”三位一體，從技術路線上，更適合主導全球半導體產業。畢竟微軟沒有終端硬件閉環、蘋果沒有無線網絡設備業務，這就直接動搖了美國的數字秩序，如果放任不管，很可能從美國以蘋果、微軟為首的系統集成商手里爭奪全球半導體的主導權。

這個主導權不僅僅是技術或市場份額，關鍵是標準制定權和生態導向。舉個例子，如果華為拿到了部分主導權，就可以建立與美國指令集平行的新生態。

另一個關鍵是華為從通信服務商，向終端電子消費品拓展。這就是小鎮觀點二強調的，終端產品供應商的重要性。

當時先進制程芯片應用場景還是比較有限的，主要是手機、筆記本電腦、游戲顯卡、高清電視等消費電子領域，AI、算力需求還沒有爆發，虛擬幣“挖礦”的需求還是太小了，遠不像今天大模型、自動駕駛、Agent等百花齊放。

如果再給華為三年時間，華為就能憑借系統性能的優勢，撬動全球開發者、運營商、終端用戶遷移到全新生態，以龐大的市場需求與上游晶圓廠簽訂長期供應協議，鎖定先進制程產能。

但當時的華為有一個致命要害：先進芯片制造能力。

當然在半導體幾十年全球協作歷史中，這本不算要害，很難想象竟然會有國家真的要把全球半導體切開。但美國就是這么干了，直接打斷了華為等中國企業對全球半導體主導權的爭奪，甚至從爭奪主導權一下子退回到全面自主、國產替代的攻堅戰。

當然，美國乃至全球也付出了代價，2018年以來，美國推動“去中國化”與“供應鏈武器化”，從管控先進芯片入手，中斷了正常的產業生態，集成電路設備材料、晶圓廠、頭部系統廠商、消費市場等上下游協同受到嚴重沖擊。代價雖然大，終究為美國爭取了時間，也讓美國系統集成商抓住了AI爆發這次巨大機遇。

但成也AI、敗也AI，AI狂潮下，美國的手術刀仍然鋒利，但效果差了太多，美國這幾年管控算力芯片，并沒有阻止中國AI及相關產業的爆發，美國反而陷入了炒作AI泡沫的資本游戲。

關鍵在于，AI狂潮下，全球半導體產業再次發生范式轉移，從全球線性的鏈條，轉變成一個多中心、多路徑的復雜生態系統。

手術刀很鋒利，能夠輕易切斷任何線條，但面對一張不斷再生、拓展邊界的巨網，也只能徒呼奈何。

比如AI狂潮下，算力芯片當然重要，但AI能力由數據、算法、算力、應用場景共同構成，美國能夠管控的也不過是高端算力芯片，但中國一方面早就儲備了大量先進算力芯片，另一方面差一點制程的芯片也能用。而且搞算力芯片、推理芯片的難度還要低于游戲顯卡，因為前者是專項任務，后者還需要進行復雜的游戲適配、爭奪用戶心智

至于數據、算法、應用場景，美國就完全沒辦法了，數據方面英語世界的確積累了全球大多數的可訓練數據，中國數據量雖大但沒有現成的公共數據庫、大量數據分散在各家各戶，不過可訓練數據大家都可以用。

至于算法，中國貢獻了全球一半以上的AI頂尖人才，某種程度上中美AI競爭本質是中國人與在美華人之間競爭，更何況，與算法相關的論文等知識本就是公開流動的，姚順宇說的很清楚，當前AI研究沒有個人英雄主義，都是集體主義。

至于應用場景，全球哪個國家能跟中國比？

甚至在美國嚴卡算力的情況下，中國被限制通過簡單堆量推進AI，不得不轉頭推進算法和場景拓展，反而逼出了一個國產替代和算法優化的內生循環。

單說芯片本身，幾年過去了，芯片的技術路線也發生變化。

過去主攻SOC也就是系統級芯片路線，比如華為被打擊時，一旦缺了7納米以下先進制程芯片，手機性能立刻斷崖式下降，短期內找不到任何替代品。

幾年過去了，chiplet也就是把大芯片拆成多個通過先進封裝互聯的
芯粒的集成芯片路線得到長足發展，這個路線核心就是系統級封裝。比如最近黃仁勛推出首款AI PC芯片，稱“40年來PC首次徹底設計”。

未來電腦很可能就不存在主板概念了，CPU、主板、內存、顯卡全部封裝在一起。

華為今年推出“韜定律”，黃仁勛在采訪時給出了非常客觀公道的肯定，壓縮時間是過去十幾年全行業一直在做的，但華為畢竟以通信起家，在這個領域最為擅長，這才把普遍探索上升到定律，希望引導全球未來發展方向。

在新探索下，哪怕算力領域也有很多可以替代、彌補先進算力芯片短板的方法。比如算力的網絡化，通過高速互聯把大量中端芯片聯成集群，以更多能耗部分替代單卡極限性能，典型是華為2025年推出基于超節點技術的全球最強算力集群；還可以通過軟件和算法代償，比如模型稀疏化、混合專家模型、更高效訓練框架等等。

還有一個關鍵：對AI產業發展趨勢的精準預判。2025年甚至2026年初，國內對華為近乎壟斷國內少有的先進制程頗有微詞，因為當時AI仍然重視訓練，而華為聚焦推理芯片，當時業內有人認為這阻礙了國內AI大模型的迭代速度，呼吁國家放開對美國芯片進口的限制。

我們今天已經知道了，2025年是AI發展模式的轉變年，推理數據量首次超過訓練，算力需求從訓練為主向推理為主轉變，此前主推推理芯片到了2026年恰到好處。

還有其他關鍵不同。

比如商業領域。

2018年華為被打擊時，華為消費者業務正處于巔峰期，高度依賴全球市場營收反哺研發，美國直接斬斷芯片供給，就等于直接切斷了華為的核心收入來源和迭代飛輪，導致華為陷入造血功能喪失和持續大出血的困境。

然而AI就不一樣了，目前AI嚴重缺乏商業應用場景，仍然處于戰略投入期，如美國AI繁榮基本建立在頭部大廠的成本投入基礎上，遠沒有盈利。這時斬斷先進芯片供應，影響的不過是迭代速度，并不會立刻引發企業生存危機，甚至因為難以購買到足夠的先進算力芯片，節約了大量采購開支，在今年以前，中國企業在AI領域的投資，不過是美國同行的零頭。

這就給了中國企業調整戰略，轉向自主方案的緩沖時間。

又如生態體系。

AI是未來產業，最大的特點就是不確定性極大，技術路線都沒有明確，正如小鎮在《》中分享的，這類未來產業，創新分散在大量初創公司、互聯網巨頭、科研院所、開源社區，無論中美都出現了巨頭占盡資源稟賦優勢，但并沒有拉開跟新勢力的差距。

美國當年針對華為，打的是巨頭，伐的是一棵大樹，攻擊點精準；但現在面對的是一大片雨林，單靠一把斧頭，又如何遏制整個雨林生態？甚至最關鍵的初創公司這類新銳力量，反而可能因為外部環境壓力而加速進化。

終究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美國當年成功打擊華為、終端中國爭奪全球半導體主導權，靠的是半導體范式轉變；而今日的被動，恰恰是因為AI帶來的更龐大、更顛覆性的范式轉變。

由此，也可以理解為什么國家如此支持華為，因為華為等巨頭身上的擔子太重了。而華為當前遭到的一些非議，也恰恰來自其自身承擔的巨大壓力。

華為狼性文化非常強，現在承擔了打造一個生態體系的重任，這套內部的狼性文化就向各行各業溢出，不僅要求合作伙伴技術對齊，還要組織、管理模式等等方方面面對齊，對其他企業帶來的沖擊太大了。

小鎮內心覺得，作為一家民企，或許華為自己也不想承擔如此大的責任，如果能穩穩的主導全球半導體產業，那其實更輕松、更自在。畢竟未來產業不確定性太大了，有限資源集中到華為身上，必然會擠壓其他技術路線的發展空間，相關行業也有聲音認為自己的技術路線也有很大可能性。

說的直接點，雖然目前以“韜定律”為代表的路線經過了全行業十幾年的探索，大概率是能走通的，但終究是有些行險。

如果重注的這套生態最終證明是對的，也做成了，那皆大歡喜，可如果有偏差呢？好在，中國只不過是把有限資源盡量集中，其他路線也在扶持，這也是小鎮分析的；而美國在資本裹挾下，已經把所有力量集中在快速實現AGI這條更險惡的路線上了。

沒有完美的路線，大變革下，看準了就要果斷，最忌猶猶豫豫、添油戰術，只要力量足夠強，哪怕偏一點也能撞開一條通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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