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七十二歲這年冬天，我蹲在自家屋檐下，望著院里那棵老槐樹掉光了葉子，心里頭跟那樹一樣，空落落的。
手里攥著一張存折，上頭的數字從六位數變成了三位數——三百二十六塊七毛。這是我和老伴兒攢了一輩子的棺材本，如今全沒了。
老伴兒走得早，五十八歲那年得了肺癌，咳著咳著血就走了。撇下我一個人，拉扯三個兒子。那時候老大剛成家，老二在廠里上班，老三還在讀高中。我一個寡婦，白天去鎮上糊紙盒，晚上接零活兒縫衣裳，手指頭被針扎得跟篩子似的，眼也熬瞎了一只。
村里人都說我命苦，我卻笑：苦啥？我有三個兒子呢，將來三個兒子養我一個老娘，那是享福的命。
可誰能想到，這福，享成了催命符。
那天下午，我去鎮上信用社取錢，柜臺后頭那個戴眼鏡的小姑娘抬頭看了我半天，小聲說：“大娘，您卡里就剩三百多了。”
我當時腦袋“嗡”一下，跟被人用棒槌敲了一悶棍。我手抖著把存折翻過來翻過去，明明前年老伴兒的賠償款加上我攢的，統共有八萬六千塊。
八萬六，怎么就剩三百了？
我扶著柜臺站不穩，那小姑娘趕緊出來扶我：“大娘您慢點兒，您這錢啊，前后取了七八回了，都是您本人來取的，簽字按手印的……”
我這才想起來——是我自己取的，一筆一筆，都是我親手交到三個兒子手里的。
老大叫建國，今年五十一了，在縣城開了個小飯館。三年前他媳婦生病住院，半夜打電話哭著求我：“媽，您救救我吧，再湊不齊這十萬塊，您兒媳就沒命了……”
我聽著那頭哭得撕心裂肺，連夜讓村口小賣部的老李頭開車送我去信用社。第二天天沒亮，我把三萬塊塞他手里。建國跪下給我磕了個頭，說：“媽，等飯館翻身了，我連本帶利還您。”
三年了，飯館開了第二家分店，聽說去年還買了輛十幾萬的車。可那三萬塊，提都沒人提。
老二叫建軍，在市里頭跑出租。前年冬天他閨女考上了大學，學費要兩萬八。他來家里坐了一下午，沒張嘴要錢，光嘆氣。嘆一聲我心就揪一下，最后我自己說：“媽這兒還有點兒，給囡囡上學使。”
我取了三萬塞他兜里。他嘴上說著“媽我以后雙倍還您”，眼睛卻盯著我那只攢錢的鐵皮盒子。
老三建民最讓我寒心。他三十八了還沒成家，前年說要在縣城付首付，把媳婦娶回來。我把剩下的兩萬塊全給了他。結果錢拿走半年，他跟我說樓盤黃了，錢被開發商卷跑了。
我去縣城找他，發現他在網吧打游戲，桌上擺著煙和啤酒。我問他錢呢，他梗著脖子吼：“沒了！您還能把我賣了不成？”
那一刻我站在網吧門口，臘月的風往骨頭縫里鉆，我七十多歲的老太婆，被親兒子吼得抬不起頭。
存折見了底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坐在炕沿上，沒開燈。屋里頭黑黢黢的，灶臺上的鐵鍋還殘著早上的小米粥味兒，餿了。
我想起老伴兒臨走前拉著我的手說：“秀蘭，三個兒子你拉扯大，往后是享福的。”
享福。我嘴里發苦。
第二天，我做了個決定。我讓村主任幫我寫了張字據，把老宅子過戶的事兒擺到臺面上——三個兒子，誰愿意接我回去養老，這宅子歸誰。
通知發下去三天，沒人回信兒。
第四天，老大媳婦打來電話，陰陽怪氣地說：“媽，您這宅子也值不了幾個錢，我們飯館忙，實在抽不開身……”
老二直接沒接電話。
老三發了條短信：“媽您自己看著辦，我這兒顧不上。”
我把手機往炕上一扔，眼淚沒掉下來。哭啥呢，哭給誰看？
后來還是隔壁的春花嬸子，端了碗熱餃子過來，韭菜豬肉餡兒的，冒著白氣。她坐我跟前兒，握著我冰涼的手說：“他嬸子，咱村敬老院開春就蓋好了，你跟我一塊兒去。咱有手有腳，縫縫補補還能掙點兒，不指望那幾個白眼狼。”
我捧著那碗餃子，熱氣熏得眼睛發酸。
如今我住進了鎮上的敬老院，每月領著一百零八塊的養老金，加上手里頭還能做點兒針線活，日子緊巴，倒也清凈。
有回老大的兒子，我那大孫子，偷偷來看我，塞給我五百塊錢，紅著眼圈說：“奶，我爸不是人。”
我摸摸他的頭，笑了：“傻孩子，錢你拿回去，奶不缺。”
我是真不缺了。心死了的人，啥都不缺。
村里人來看我，問我后悔不后悔生那三個兒子。我望著窗外，槐樹發了新芽，嫩黃嫩黃的。
我說：“兒女是債，討債的還債的，都是命。我這輩子，認了。”
只是夜里躺下，我還是會想起他們小時候——老大背著老二，老二牽著老三，三個小崽子從田埂上跑過來，齊聲喊“娘”的那個黃昏。
那時候的太陽，多暖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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