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用手機、沒有網絡，你能在這個世界上生活多久？

這個問題聽起來有些荒謬。畢竟，在手機和網絡出現之前，人們還不是照樣過來了？但仔細想想，我們今天的大部分生活技能、欲望和娛樂，似乎都已經外包給了那塊巴掌大的屏幕。

楊淏給自己設計了一場實驗。

2023年冬天，他把手機和電腦留在家里，一個人從太原出發，用134天走過中國24個省級行政區的68個市縣。一路上，他靠紙質地圖辨認方向，以博物館和圖書作為自己的旅行參考，靠陌生人提供的信息，偶然地抵達一個又一個地方，像“大富翁擲骰子”般旅行。

在旅行途中。（圖/受訪者提供）

這些行動，在今天看起來不可思議。我們早已習慣在行動之前得到答案，在出門之前就做好計劃。數字網絡讓信息撲面而來，讓選擇變多，也讓生活變得高效，但與此同時，我們已經不能忍受沒有它的生活。

有意思的是，楊淏一路上遇到的麻煩，幾乎都來自同一個原因：系統默認每個人都在線。住酒店要掃碼，進博物館要預約，租車要手機注冊，支付要聯網。離開手機之后，他不斷感受到自己像一個誤闖進來的“外星人”。

楊淏說，只有當脫離這套系統，才能很好地看清楚這個系統如何運作，這也是這趟旅行最讓人感興趣的地方。當一個人暫時從數字世界退出，許多平時被忽略的問題開始顯現：便利究竟改變了什么？效率的代價是什么？當我們的欲望看似都能即時得到滿足的時候，我們又失去了什么？

在這場漫游中，楊淏寫下了幾十萬字的記錄和幾十封家書，后來，這段經歷被寫成一本題為《關機：離線流浪中國134天》的書。

作者:楊淏出版社:廣東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樂府文化

在讀這本書的時候，我生出一種痛快的感覺，那也許來自對手機和社交媒體的深深的厭惡。尤其當我刷了幾個小時、感到虛無與煩躁地放下手機之后，卻又會在不久之后重新打開手機，像一個無能狂怒的成癮患者。而看這本書，讓人獲得了自我反思和短暫地排毒的機會。

我和楊淏聊了聊那134天的經歷。聊一個人如何在陌生的土地上行走，也聊一個高度連接的時代里，那些正在消失的能力。以下是他的自述。

像大富翁擲骰子般旅行

出發之前，我往背包里裝了一些生活物品、一摞現金、身份證、銀行卡、筆記本，還帶上了兩本地圖冊和三本書。因為剛好當時家里有這三本書，分別是沈從文的《湘行散記》、保羅·索魯的《在中國大地上》、阿蘭·德波頓的《旅行的藝術》。

旅行沒有計劃，只有一個大致的方向：先往南走。11月底，天氣越來越冷，等開春之后再到北方。下一站在哪兒？完全是隨機的，一路上都有點像是玩大富翁擲骰子。

綠皮火車是此次出行的首選交通工具。（受訪者供圖）

抵達第一站臨汾，準備入住酒店的時候，我就遇到問題了。在手機上下單是這里唯一的入住方式，我給前臺出示了證件和現金，工作人員焦頭爛額地操作了半天之后，還是沒辦法幫我在前臺的電腦上完成入住手續。

旁邊的工作人員只好向我推薦了另一家酒店。沿著他在我的筆記本上畫的路線圖，我不斷向行人問路，最后跌跌撞撞地摸索到了當晚入住的酒店。自從有手機導航之后，我很少再主動規劃過路線，這張手畫的地圖，反倒喚起了我久違的對于方位的知覺。

在武漢的時候，因為沒有手機，我又在湖北省博物館門口被攔下。一位中年女工作人員解釋，想要進入博物館，唯一方法是在手機上預約，然后掃碼進去。后來，因為沒有手機，我還遇到了一系列的麻煩，包括無法租車、要取錢找不到ATM機等等。

乞討也開始用二維碼了。（受訪者供圖）

我從2017年開始到國外上學，每年回來，我都很明顯地感覺到數字化的猛烈變化，比如突然間共享單車開始普及了、在餐廳點餐已經沒有紙質菜單了。2023年回國，進海關的時候，我發現連蓋章都不需要了，只需要把護照在機器上掃一下就立馬過關。

回國之后我感覺到國內的效率簡直是用秒計算的，數字化治理讓社會變得越來越有效率。但與此同時，我想到，這些便利是否讓我們付出了什么代價？這種想法最早始于2022年。

其實我最初做這件事情，是想問一個問題：手機是我們的高效工具，但是如果沒有這個工具的話，我們還能正常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嗎？實際上，這不僅僅是工具的問題，而是它變成了我們所有生活環節的一個入口。

老人們掃碼買菜。（圖/圖蟲創意）

為什么我們一定要掃碼才能進博物館？為什么一定要用手機預訂才能住酒店？在中國社會，好像我們已經默認了不存在離線的人，數字化的系統默認了所有人都必須在線，你一旦離線，就失去了做正常人的資格。

在一開始的十幾天，沒有手機確實會不適應。本來一天當中，你清醒的時間里有百分之四五十的時間都是在用手機的，現在這些時間突然空出來了，所以你有了更多這種無聊的、等待的、空余的時間，就看你要怎么去填補這些時間了。這件事情沒有太困擾我，我可以看書，跟各種各樣的人交流、寫信，慢慢地這種生活模式就越來越純熟。

楊淏在地圖上研究路線。（受訪者供圖）

我第一次對手機有很強烈的欲望，是在三門峽的時候。我生病了，在酒店躺了4天，身體虛弱，很難受，想家人，開始覺得要是有臺手機就好了，可以跟家人聊聊天。

這次出來，我也忘了帶手表。一開始，在路上我還得問別人幾點了，但是慢慢地也不問了，因為我發現其實無所謂是什么時間，我餓了就去吃飯，困了就去睡覺就好了。我發現生活反而因此變得更加規律了。

古代人也沒有手表，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看時間，反而還原了我作為人在這個世界本初的樣子，可以跟環境建立真正的關系。

90年后，我跟著沈從文游湖南

每到一個地方，我都會去當地的博物館，再找一家當地的獨立書店，去了解一個地方的歷史、文化和風土等，我會根據這些來確定在當地的行程。

去云南的時候，我會看一些與當地少數民族有關的內容。去西北，我就跟著原來西方探險家在民國時代來到中國寫下的書，去看他們當時如何描述這個地方的精美壁畫。

新疆庫車的蘇巴什佛寺遺址（受訪者供圖）

去湖南的時候，沈從文的《湘行散記》就是我的旅行指南。1934年年初，沈從文從常德出發，而后在桃源坐船逆流而上，直追沅江上游，回到老家鳳凰看望母親。2023年，距離當時已經過去將近90年了，我想在和沈先生同樣的年紀，坐船重走他當年在湘西經過的所有地方，看一看那些令我魂牽夢縈的碼頭故事。

在這之前，每次旅行，我也免不了在網上查一下攻略，但到后來我越來越不信任這一套。因為在網上查到的東西是很同質化的，大家都去點贊最高的、最被熱捧的那幾個地點，于是所有人都在重復別人去過的地方。

一方面，這會讓你對一個地方的了解越來越窄；另一方面，你好像總在提前體驗一個別人已經經歷過的東西，這會降低你對這個地方的驚奇感和未知感。在出發之前，你已經看到了這個地方的照片、別人對它的評價，你對這個地方的認識已經有一個很強的輪廓。

但去湖南之前，我刻意地不去看社交媒體，那么我對湘西的理解就只有沈從文的文字。他描述的還是90年前的經歷，他在路邊吃的東西、他所描述的河邊的纖夫，我只能通過想象，而想象在腦海里不斷膨脹，就有很多空間，因為我不知道它現在究竟是什么樣子的。

真的來到沅江邊，我發現它和自己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樣。現在的河上已經建了大壩，河水漲了30米，這里沒有任何客船，我沒辦法像當年沈從文和“戴水獺皮帽子的朋友”那樣坐船。

昔日的碼頭已變了樣子。(圖/受訪者供圖)

水路不通，就走陸路。沈從文當年記錄的地名都是古稱，在我攜帶的地圖里幾乎找不到了。但意外的是，在沅陵我遇到了一位看起來有鄉賢氣質的老人，在他的介紹下，我意外得知我所在的沅陵，原來就是書里寫到的古辰州。除此之外，我還驚喜地找到了原本杳無蹤跡的街道、店鋪。

遺憾并不代表不好，不確定的偶遇的過程，反而會讓事情變得有詩意。

在社交媒體或者網絡環境的影響下，所謂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在當代不成立了，沒有人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也變得沒有意義。人們根據社交媒體上的指引蜂擁而至，之后也是把這個地方當成背景板拍個照，再將照片上傳社交媒體，繼續強化這個地點在網絡中的形象，再讓更多人來到這里。

但一個地方其實可能是非常豐富的存在，它有歷史溫度，有當地的風土人情，它需要人們用開放的心態去探索，然后它們可能會帶給你新的觀點、新的眼光、新的理解。馬塞爾·普魯斯特說：“真正的發現之旅不是為了尋找新的風景，而是為了擁有新的眼光。”

現在，一個地方可能會在瞬間變成熱門旅游目的地。比如前幾年的冬天，所有人都要去哈爾濱；前年一個《黑神話：悟空》火了，人們就要去山西看一下古建筑。人們喜歡去天命人出現的場景那里打個卡，但對古建筑的木結構、斗拱可能并沒有多少興趣。

當一個新的目的地成為一個新的icon的時候，舊的地方又被迅速拋棄掉。這些目的地被迅速地消費，但人們沒有時間真的沉淀下對它的理解。

等待

從前，我也會像多數人一樣，到一個地方，用手機拍下照片，發給朋友并進行三兩句的交流。但這個行為讓交流變得碎片化，而且你不需要再等待，所以也不會好好珍惜。

后來，我會忍耐住那種想要及時分享的沖動，把它留在我心里。可能我回去后會記錄下來，或者我看到了什么受感觸的東西，我會自己用更長時間的、更沉淀的方式去記錄它。

在整個“脫網”的旅途中，信件是我唯一可以與遠方的親人聯系的方式。身處在網絡中，人們就可以用無數種方式進行聯系，可以同時聯系很多人。但是寫信這個單一的方式，卻可以抵達另一層面的豐富。在出發第三天，我在運城酒店里給父母寫信，拿起筆后很久都不知道要如何開頭，這時候我需要把支離破碎的感受都聚攏在這幾頁紙上。

楊淏在旅途中給家人寫的信。（受訪者供圖）

在旅行一個半月之后，我才終于等到父母寄來的信。當我拿到那封A4紙大小的信時，難以抑制興奮之情，那時候我能體會到“家書抵萬金”的真實質感。在那些看不到盡頭的等待中，我的內心在不斷積累著情感，也在疊加著可求得的欲望。如果沒有等待的話，也就沒有更多的發酵和可能性了。

舉一個例子，我現在不喜歡用手機或者數碼相機拍攝，就是因為它消除了等待。這些年我更喜歡用膠片相機。一方面，每次拍照，你會非常珍惜你按快門的瞬間，不會隨便看見什么就拍，因為你知道按快門的機會有限，所以對待拍攝會更加認真；此外，這樣拍完之后，也無法及時查看，要拿到沖洗的地方沖出來，還得再去掃描，再去調曲線、調顏色，在這個過程里面會發生非常多的事，它會累積你的期待、你的想象，所以說等待的過程是非常迷人的。

楊淏在旅途中遇到的小朋友。（受訪者供圖）

路上那些陌生人

這一路上，總有許多人覺得我不用手機很奇怪，但我還是遇到很多熱心腸的人。

陌生人在今天好像是一個需要提防的存在，因為陌生意味著未知，我們的社會對于未知是忌憚與恐懼的。但有時候，未知也隱含著美好、驚喜與善意。在馬路邊、飯店里、火車上以及荒郊野嶺和陌生人交流時，我發現很多人是善良美好的。

在武漢，是一個爺爺讓我跟在他后面才進了博物館；在喀什古城，有個維吾爾族姐妹給我介紹了一家庫車的租車公司，并幫我聯系好了一切，這樣我不需要手機也能租車；在大涼山，我遇到了一位熱情的彝族小伙，他對我毫無保留，還熱情邀請我一起吃飯。

我是一個喜歡獨處的人，但是我也喜歡在不同地方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在都市里，人們的生活方式可能是非常相似的，他們不會帶給我很多好奇，但是如果來到陌生的地方，我就會好奇當地人的生活方式、思考方法。

旅途中遇到的每一個人，都給我留下了不一樣的感受，讓我看到不一樣的人生狀態。一路上，有好多人會給我寫一個聯系方式，讓我回會以后可以加微信。整個旅途中，我留下了20多個聯系方式，我最想加的一個人就是小胖墩。

小唐墩兒。（受訪者供圖）

小胖墩姓唐，我叫他小唐墩兒。我是在青海茫崖遇到他的，他來自河南周口，騎行將近一年時間，已經把絕大多數內陸省份都走完，接下來開始騎行西部。我們絕大多數都市人出去旅行，就是把它當成放松消遣，但他給我的感覺是帶著絕望出行。小唐墩兒的父母就很早離婚，他16歲就離開了家，隨后在河南不同的城市打工，做過最多的工作是保安。他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北京通州一個產業園區當保安，包吃住，每個月有2600元的工資，攢夠錢的時候，他就辭職騎行。

他跟我說當保安時候還被騙過，跟親人也幾乎不聯絡。很多時候，他一直騎行在無人區，在新藏公路二線，至少有600公里是沒有任何信號的荒蕪地帶，途中沒有任何補給。因為要翻越昆侖山，有150公里的路程的海拔從1500米急劇升高至5000米。

小唐墩兒有一種已經將生死置之度外的感覺，他說：“一直在這種地方騎行生活，其實早就做好準備了。而且即使我還活著，總是在這種極端的地理環境中生活，壽命也不會長久，最多到五六十歲器官也會衰竭。”小唐墩兒說這些話的時候，幾乎沒有任何情緒。

當時我和他吃飯，他給我看過他的微信界面。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微信聊天列表里只有一兩個人。他的微信看起來不像是用來和人聯絡的，只是做直播需要用微信登錄賬號。

回到家之后，90%的人我都加上了，有的人只是打個招呼，有的人還約出來喝咖啡了。但是我沒有加上小唐墩兒，他至今杳無音訊，我很想知道他現在怎么樣了。

我在大涼山遇到的彝族小伙子一開始和我聯系還挺多的，把我當大哥。后來，他就開始向我借錢，說他要創業，就差幾千塊錢了。過幾天他又說自己遇到個什么事，又要借錢。當然，我沒有借給他，因為我覺得他的理由都太奇怪了，后來他就不理我了。

歡迎回到網絡世界

當我最終回到家的時候，一開始根本不想打開手機和電腦，因為我覺得當時的生活狀態特別舒服，不想再回到互聯網了。但是我又知道我得回去處理很多事情。大概過了一個多星期，我才打開手機和電腦，連上了網。

我心想，離開這么久了，手機至少得振動兩個小時吧，但是開機后，沒有任何反應。脫離網絡四個半月，網絡也把我拋棄了。后來我才知道，原來在互聯網規則中，外界給你發送任何信息，72小時之后如果手機仍舊處于不可接收信息的狀態，那就再也沒有收到的可能了。

我知道只要一打開手機，我就又會重新進入“數字利維坦”，不過在這個項目之后，我會對互聯網保持一定的距離。回到英國上學之后，我沒有電話卡，只有工作室里有WiFi，于是我都是每天早上起床后去工作室接入互聯網，先處理郵件，開始看新聞，然后再開始一天的工作。離開工作室之后，我就又脫網了，去散步、跑步或者回家睡覺，都沒有接觸網絡。

在結束那趟斷網旅程之后，楊淏又再次出發。（受訪者供圖）

我看新聞也主要是看那幾家媒體，因為我知道在現在的媒體環境下，這家媒體報了這件事，就代表著所有的媒體都會報道同樣的事情，比如《給阿嬤的情書》這部電影火了，接著會看到所有媒體都在報道。可是這個世界是非常大的，發生的事情是非常多的。我們有一種錯覺，好像24小時都可以獲取各種各樣的信息。但仔細一想，好像信息也沒有很豐富，它只是集中轟炸你。

回到家之后，我花了一兩個月的時間整理旅途中寫下的文字，最后整理出來有20多萬字。我找到幾家比較喜歡的出版社，給他們發去郵件，但是沒有收到任何回復。后來我找到身邊的朋友幫忙聯系，最后他們的回應都差不多：他們覺得我是一個素人，沒出過書，也不是網紅，沒有流量。

也有出版社的編輯建議我先去社交媒體經營賬號，積累一下個人粉絲。其實很多人如果要做這個項目，一開始就應該開一個社交媒體賬號，慢慢記錄這個過程。

后來在朋友的建議下，我寫了一個小梗概，是一篇一萬字的文章，發給了公眾號“BIE別的”。文章發出來之后，“人物”公眾號轉發了，這篇文章就一下子傳播開了。突然有好多出版社來找我，說要給我出書。在所謂的爆款文章出現之前，沒有人愿意搭理我，后來這篇文章有流量了，它突然間就可行了。這和我在對抗的這一套系統，是有聯系的。

不只是出版行業，幾乎在所有行業，人們做事情依賴自己主觀判斷的成分越來越少了，大家都在依賴于一種社會群體性規則的評判。而現在幾乎各行各業、每個角落都滲透了流量的規則。可是，一個被流量驗證的東西不一定就是好的，一個沒有被流量驗證的東西也不一定就不好。

但無論如何，最后的出版還是通過這套我所對抗的系統，這太悖論了。

楊淏根據這次旅行拍了一部同名紀錄片。（受訪者供圖）

在數字利維坦面前，一個普通個體，其實不可能真的脫離它的管制，除非你脫離整個社會的運行機制，做一個遁世者。但是作為一個心懷自由的靈魂，你可以對任何心生懷疑之事進行自我反叛。這就是我做這個項目的意義。

最近，我剛博士畢業，對于畢業后的生活，我也沒有確定的答案，但這不會讓我感到焦慮。未知和不確定，可以帶給我更多的機會，去體驗不同的世界，每個人來這個世界上走一遭，不就是要盡可能地多體驗這個世界的不同嗎？

題圖 | 受訪者供圖

校對 | 廿一

排版 | 胡辰瓊

運營 | 孫天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