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別人轉發的微信里，讀到一篇言九林先生的文章，題目是《秦始皇每天讀三十萬字公文，是真的么？》，刊布在騰訊新聞的《短史記》欄目里。文章筆墨很漂亮，還很干凈，內容也很有意義。不過乍一看，也著實讓我嚇了一大跳。

讓我嚇一跳的，并不是言先生提出了什么駭世驚俗的結論，也不是言先生做出了什么與眾不同的論證，還不是言先生搬出了什么獨家珍藏的秘籍，而是通過他的引述，我才知曉竟然有人滿腔熱忱贊頌秦始皇親政勤政的風范，說他每天親自處理的公文高達30萬字。天哪，30萬字！這真是一個驚天的數字！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這是誰在成都茶館里擺的龍門陣，也不要以為這是歷史戲說家編造的娛樂場景——它是出自正經學者很正經的文章；同時，作為佐證，此公還引述了其他一些正經學者寫的正經文章。

我研究歷史問題，一向強調“道不遠人”，即首先基于最基本的人情事理來觀察歷史現象，來認識歷史實質。每天看30萬字的文牘，還得動腦子琢磨怎么應對這些公牘所載述的諸項政務，五花八門，千奇百怪，除了神，凡人是誰也做不到的。秦始皇不行，漢武帝也不行，唐宗宋祖同樣不行，后世那些自以為是看不起秦皇漢武和唐宗宋祖的家伙就更不行了。人世上根本就不會有這種事兒。

正兒八經的學者一本正經地講這種事兒，本來已經夠讓人吃驚的了，可更讓我吃驚的是說者還有正兒八經的史料依據——這就是太史公司馬遷撰著的《史記》！這真的不僅令人震驚，還要令人“驚悚不已”了：難道司馬遷寫《史記》，竟是這么信口開河，胡說八道？這還怎么“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以成一家之言”！難道皓皓蒼天也是可以隨意欺玩的么？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南宋建安黃善夫書坊合刻三家注本《史記》

為辨明真相，我們只好打開《太史公書》，看看這些學者究竟是在哪里看出了這樣的意思：

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于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于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于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庇谑悄送鋈ァ?/p>

上面這段話，見于《史記·秦始皇本紀》。文中提到的侯生、盧生，都是以尋求奇芝仙藥為名到秦始皇這里來混吃混喝的“方術士”，說白了，就是一幫江湖騙子。俗話說“盜亦有道”，騙子更須行騙有術，犯不著的時候，也得講真話，說人話；況且這些只是兩個大騙子之間掏心窩子的話，不是說給外人聽的，當然句句都是大實話。而司馬遷把這些大實話一一記錄在《史記》里，就為后人了解這段歷史，提供了絕佳的材料（除了本文討論的問題之外，在這段話中還有對我們認識秦朝歷史具有更大價值，甚至可以說是極大價值的史料，日后我再另文闡述）。

在這段文句當中，同這里的論題直接相關的內容，是“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這幾句話。文中的“呈”字，后世一般書作“程”，是定額、限額的意思。北宋人蘇轍改編《史記》，撰成《古史》一書，相應的文字，即書作“日夜有程，不中程不息”（蘇轍《古史》卷七《秦始皇本紀》）。

南朝劉宋時期的裴骃，在《史記集解》中注釋“以衡石量書”的“石”字說：“石，百二十斤?！币簿褪钦f，石是個重量單位，而一石重一百二十斤。可是“石”前邊還有個“衡”呢，這個“衡”字又怎么解釋？對此，裴骃避而未談，后來唐朝開元年間人張守節在《史記正義》里做了解釋，他說：“衡，秤衡也?！边@文縐縐的“秤衡”，就是俗話說的“秤桿兒”。

不過僅僅看裴骃再加上張守節這樣的注解，我們還是不能明白這“秤桿兒”和“一百二十斤”重量之間的關系。對此，張守節又進一步解釋說，司馬遷的意思是：

言表箋奏請，秤取一石。

所謂“表箋奏請”就是具體解釋“以衡石量書”的“書”指的是什么。概括地說，“表箋奏請”四字表述的也就是各種公牘，而“秤取一石”的“秤”字在這里似應讀為平聲，就是秤量、量取的意思。

然而若是把張守節的解釋具體落實到《史記》“以衡石量書”這個文句中去，其文義卻好像很不通暢：這顯然只能把“衡”字解作“秤”義，再將其用法動詞化，才會具有“秤取”的語義?？蛇@樣一來，“量書”二字又如何與之銜接？當然不妨解作“以秤取一石的標準來確定審閱公牘的數量”，可這確實太勉強了，太別扭了，也太怪異了，人話不該是這么個說法。再說，若是這樣，既已明言“秤取一石”的定額，下文何必還再贅言“日夜有呈（程）”？迭床架屋，又反不如前文明晰，多此一舉，豈非咄咄怪事？

秦始皇一天處理30萬字公牘的說法，就是由裴骃、張守節上述注釋衍生而出。蓋一百二十斤重的簡牘，折算成字數，大致就在30萬字上下。雖然歷朝歷代都有人簡單地摘引裴骃的說法，以為秦始皇真的是辛勤超凡，每天不看完一百二十斤公牘打死他也不睡覺。在這方面，當代最有代表性的學者，則當首推郭沫若先生（郭沫若《十批判書》之《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然而在我看來，這樣來解讀《史記》的記載，其實是很不合理的。

解讀《史記·秦始皇本紀》這段記載的關鍵，是準確把握“衡石”二字的涵義，即通貫地解釋“衡石”這兩個字在上下文句中的語義。

檢《呂氏春秋·十二紀》之仲春紀下有句云：

是月也，日夜分?！找狗?，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桶，正權槩。

東漢人高誘釋此“度量”諸語曰：

度，尺丈也；量，鬴鐘也。鈞，銓；衡、石，稱（秤）也。石，百三（二）十斤。角，平；斗、桶，量器也。稱錘曰權；槩，平斗斛者，令鈞等也。

審度高誘釋語，最值得注意的是，高誘能夠通觀“度量”“衡石”“斗桶”“權槩”諸語，對其做出合理的注釋，這是很有眼光的（《禮記·月令》襲用《呂氏春秋》上述內容，而鄭玄的注釋卻不著邊際，較高氏差之甚遠）。即高氏首先注意到這兩兩一組的四組語詞，其組內兩個詞語，彼此俱屬同一性質。度和量，一個是指量測長度的器具，另一個是指量度容積的器具；衡和石，指的都是秤（當時書作“稱”，“秤”“稱”二者相通）；斗和桶，二者都是容積的量度單位；權和槩，前者（即秤砣）是秤上的關鍵部件，后者是找平容器的關鍵部件，二者起的作用，都是確保量器的準確和公平。

《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元至正嘉禾學宮刻明補修本《呂氏春秋》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再看“石，百三（二）十斤”這一注釋（附案參照前面列舉的裴骃的注釋，這里的“百三十斤”應是“百二十斤”的訛誤），在這里就顯得相當突兀。一方面，它與前面“石，稱（秤）也”的釋語相矛盾；另一方面，也與前面那個“衡”不匹配。這告訴我們什么呢？——告訴我們高誘只是在主要釋文之外附加的一條釋語，他只是想給讀者多提供一點兒參考，即高氏想讓人們知道：這個“石”字除了在這里的用法之外，另外還有那樣一重語義。如此而已。

遵循高誘注釋《呂氏春秋》的眼光，我們可以看到，在《管子·七法》篇里，也有同樣性質的用法：

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

文中“尺寸”“繩墨”“規矩”“斗斛”“角量”諸語，如同前述“度量”等語一樣，其構成每一組詞語的兩個字，語義俱屬同一性質（“角”字讀者或許稍顯生疏，但唐人房玄齡注釋《管子》時即稱“角亦器量之名”），故“衡石”一語自然也應屬同樣的用法。

同樣的用例，還有《史記·秦始皇本紀》記云，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之時，曾采取如下措施：

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案此句今中華書局新點校本斷句明顯疏誤，我將另行撰文說明敝人句讀的理據），重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

這里的“衡石丈尺”，用法也是如此。即這種用法的“衡”和“石”都只應像高誘所理解的那樣，是指稱量物體重量的秤，而不應該把“石”字理解為表示“百二十斤”的重量單位。

假如有人對高誘這一解釋和敝人的理解有所懷疑，那么請看《史記·天官書》下列記載：

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

這里的“參”是指二十八宿中的參宿，大致相當于西洋星座中的獵戶座，而所謂“三星”是參宿腰間排成一條直線的三顆亮星。即使是在中國民間，也一直沿用著《天官書》這一稱謂，即所謂“三星”，西洋人則把這三顆星稱作“獵戶腰帶”。

參宿與三星圖

參看上面的星圖，大家可以看出，所謂“三星直者”是指這三顆恒星連成了一條直線。而司馬遷說這三顆星“是為衡石”，就讓我們能夠借助三星的形狀來思索這個“衡石”之“石”的涵義。

“衡”字在這里狹義上是指秤桿兒，三星當然能夠體現秤桿兒的形狀。那么，能用三星來體現“石”的形狀么？這個問題，有些令人困惑，但檢讀相關史籍，大致還是能夠找到探索的路徑。

下面我們先從“石”字的讀法上談起。在“百二十斤”這個重量單位的語義上，學術殿堂之外的民間草野之人，現在是普遍地把“石”字讀作dàn音?？蓵r下卻有很多通行的字典辭書，都以為這只是晚近以來的讀法，古時則應讀如shí音。

關于這個問題，《后漢書·宣秉傳》中，我們可以看到如下記載：

（光武帝建武）四年，拜大司徒司直。所得祿奉，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

唐章懷太子李賢等注釋“擔石”一語云：

《前書音義》曰“齊人名小罌為擔”，今江淮人謂一石為一擔。擔，音丁濫反（附案此處標點與時下通行的中華書局點校本不同，中華本系將“今江淮人謂一石為一擔”句亦視作《前漢音義》的內容。敝人乃參據《后漢書·明帝紀》李賢注引述的《前漢音義》改定如此）。

這里提到的《前書音義》，我理解應是隋人蕭該的《漢書音義》（見《隋書·儒林傳》及《隋書·經籍志》?！扒皶奔粗^班固所撰“前漢書”。不過關于這個問題還有待進一步論證），李賢的釋語表明，至少在唐朝的時候，江淮間人就把“一石”讀作“一擔”，即已將“石”字讀為dàn音。這說明把重量單位的“石”字讀作dàn音，是一種由來已久的情況，絕非出現于近時。

擔子的“擔”字古時或書作“儋”，清人桂馥由上引李賢《后漢書·宣秉傳》的注語推想，乃“因儋（擔）受一石，遂呼石為儋（擔）”（桂馥《說文解字義證》卷二一），即謂一副挑子擔負糧食的標準重量是一石（即“百二十斤”，后世隨著度量衡制度的演變，其具體斤數或有變更，但“擔”、“石”關系依舊），所以人們就把“石”字讀為“擔”音了。

在我看來，這是一種十分合理的推斷。竊以為桂馥沒有明言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后漢書·宣秉傳》中“擔石之儲”的說法。

像這樣并陳“擔石”的用法，尚見于《后漢書》其他一些地方。如《后漢書·明帝紀》載永平十二年五月下詔云“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于墳土”，用法就同《宣秉傳》一模一樣。李賢等人在注釋這處“擔石之儲”的語義時，引述《前書音義》云：“言一石之儲?！憋@而易見，這是把“擔石”二字視作同義重復的復合詞語了。

溯其淵源，“擔”當屬容積單位，“石”則為重量單位。一擔的容積，正好容納一石重量的糧食，這就應當是并陳“擔石”二字以“言一石之儲”的原因了。桂馥還具體闡述“石”作為重量單位的來由說，這個字本來應寫作“?”：“?,百二十斤也?！瓘暮淌?，常只切，今省作石，讀為擔?！保ü痧ァ墩f文解字義證》卷二一）“從禾石聲”這樣的訓釋，就充分體現出這個重量單位同秤量糧食的直接關聯。

只是把“石”字讀為“擔”音的做法，不一定始于唐朝，在其初始時期也不一定僅流行于江淮之間。

請大家注意，高誘把“衡石”之“石”解釋為秤，這同“擔石”并陳的用法一樣，都在東漢時期就已經出現。擔、石二字在重量單位這一意義上既然完全等同，當然也就可以相互替換。如果我們用“擔”字來表述“石”的語義，就會看到，“石”和“衡”是可以表述為一個相同的圖形的。

前面已經講到，狹義地講，“衡”是指秤桿兒，而古人把北斗七星的第五星稱為“玉衡”。秤桿兒是一條直棍，一顆星實際上是無法體現這個“衡”的。我理解，這顆“玉衡”之星只是天衡上的一個“中點”，真正的天衡應該是指“開陽”、“玉衡”和“天權”這三星之間的聯機（參見《北斗七星圖》）。

北斗七星圖

看到衡在天空中可以體現成這樣一種形狀，我想很多人都會想到天上的牛郎。在中國的民間傳說中，牛郎星是一個用扁擔挑著一雙兒女去會織女的形象，而這個形象在星空上的體現，實際和北斗中的玉衡一模一樣——也是三點一線的三顆恒星（參看《牛郎星與織女星圖》）。

牛郎星與織女星圖

兩相比較，便很容易理解，正是由于“擔”、實質上也就是“石”在人們的眼睛里和腦海中可以體現為同樣的形象，人們也就賦予“擔”或“石”與“衡”字相同的語義——這就是高誘所說的“秤”。于是，我們就在《呂氏春秋》中見到了“同度量，鈞衡石”云云的說法，《管子·七法》中的“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云云和《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的“一法度衡石丈尺”等語也是這樣。當然，《史記·天官書》說“三星直者，是為衡石”，更是這樣。

以此認識，核諸相關文獻，可見韓愈《毛颕傳》稱述秦始皇“以衡石量書”事，乃謂“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這“衡石”二字顯然應如敝人所釋，只能用作“秤”義——即用“秤”來量度公牘，設立定額。

回到本文論述主題上來，我們可以看出，韓愈這樣的說法，顯然是出自他對秦始皇“以衡石量書”事的理解，而這同一石的重量是不是一百二十斤是毫無關系的?！昂馐倍直硎镜恼Z義，只不過是一桿秤而已；單看那一個“石”字，仍然還是這桿秤。

后來班固效法太史公的紀傳體例，撰寫載述西漢史事的《漢書》。他在《刑法志》中述及秦始皇“以衡石量書”這件事，謂“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東漢人服虔釋之曰：“縣，稱也。石，百二十斤也。始皇省讀文書，日百二十斤為程。”班固乃化用太史公舊文而述作如此，如前文所述，服虔實際根本沒有讀懂《史記》的文句，其荒誕不經之處自已無庸贅述，惟班氏所說“日縣石之一”，在此尚須略事申說，以進一步展現《太史公書》的本意。

按照前文所做論述，所謂“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應該是講秦始皇“自己設立定額來處理政務，每天都用秤來量出這個額度，天天都完成同樣的額度”。其“自程決事”的“程”，就是秦始皇“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程）”的“呈（程）”。在《史記·秦始皇本紀》那里，是講秦始皇用衡石來確定所審閱公牘的數量，每一天的白天和夜晚，乃分別預定有不同的額度。理解這些之后，就很容易理解，下文“日縣石之一”，應是講每天都拿秤來稱量?！叭湛h石之”的“縣”，服虔解作“稱”，不管我們把它理解為是以秤砣代指秤（縣字有秤錘義），還是將其解作“秤量”的語義，都頗顯迂遠且很不貼切。其實若把這個“縣”按照當時最通行的用法解作“懸”字，再如上文所述把“石”字看作一桿秤，那么“日縣石之”就是每天都提桿秤來量出所立定額的意思。至于句末那個“一”字，不過劃一、如一的意思，即每一天的定額都一樣。當然，《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說“日夜有呈（程）”，是在白天和晚上分別定有不同額度的意思。這很自然，也很合理，因為晚上還要做些特別的事兒。

至于這個白天、黑夜的額度到底是多少，司馬遷根本沒記，因而我們也無從知曉。言九林先生把秦始皇處理一百二十斤額度的公牘，理解為只須閱讀相當于摘要性質的主要事由，而不必通讀全部文書。這樣一來，每天的閱讀量便只有3—6萬字了。其實這樣的閱讀量仍然過大，再說也根本不符合司馬遷的本意，置之可也。

2022年6月17日午間草稿

2022年6月23日改稿

2022年7月3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