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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山人《行書詩軸》
水墨紙本 21×73cm
釋文:人道難馴鹿易降,百花開落酒盈觴。如何月里丹青手,定是凡間白玉堂。
款識:乙酉三月十九日春日,為廷翁先生正,八大山人。
鈐印:八大山人(白)、何園(朱)、真賞(朱)
出版:《敕使河原蒼風之眼展》第68頁,朝日新聞社,1981年。
著錄:1.《八大山人作品的分期問題》王方宇著,見載《八大山人研究》第49頁,八大山人紀念館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2.《八大山人生平及作品系年》第330頁,蕭鴻鳴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展覽:“敕使河原蒼風之眼展”,朝日新聞社,日本東京,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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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耷(1626-約1705),原名朱統■,字刃庵,號八大山人、雪個、個山、人屋、道朗等,出家時釋名傳綮,漢族,江西南昌人。明末清初畫家,中國畫一代宗師。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權的九世孫,明亡后削發為僧,后改信道教,住南昌青云譜道院。擅書畫,花鳥以水墨寫意為主,形象夸張奇特,筆墨凝煉沉毅,風格雄奇雋永。山水師法董其昌,筆致簡潔,有靜穆之趣,得疏曠之韻。擅書法,能詩文,用墨極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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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幅行書贈廷翁題畫詩,釋文為:“人道難馴鹿易降,百花開落酒盈觴。如何月里丹青手,定是凡間白玉堂。”本作一直藏于日本私人手中,并保留著日式裝裱,上世紀八十年代曾在日本東京,朝日新聞社舉辦“敕使河原蒼風の眼展”展出,并著錄在八大山人研究權威王方宇《八大山人作品的分期問題》(見載《八大山人研究》,八大山人紀念館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一文中。王方宇先生在文章中闡述:“據李驎《虬峰文集》中有關八大山人的詩句及題識推測,八大山人卒于乙酉(1705)秋中以后。在書畫實物中所見,乙酉年秋中以前作品不少……有為廷翁寫唐詩:‘人道難訓(馴)鹿易降’橫披,日本私人藏。”
八大山人的書法,在他自己看來,是“書法兼之畫法”,指的就是書畫相融通的藝術理念。這件作品字形結體更圓融,用筆方中帶圓,墨法沉著,在評述八大山人晚期作品,王方宇先生說道:“似是又從老辣之中,復返收斂,頗有歸真返樸之趨勢,尤以楷書、草書,更為明顯。”八大山人在書法藝術上,終其一生,除了少年時期系統學習過董其昌之外,雖然廣泛涉獵,卻并不為古人所囿,這一點上從他“晉人之書遠,宋人之書率,唐人之書潤,是作兼之”的書論,可窺一斑。
甲申國變是每一個自視為遺民心中永恒的痛楚,更別說朱明宗室的后裔,這些群體不光失去的是身份認同,也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寄托。王方宇先生的另一篇文章《八大山人的畫押》中記載:三月十九日,是日1644年崇禎皇帝自盡,是明朝滅亡的日子,“八大山人為了紀念這一天而又不敢清清楚楚的顯現出這一點心意,于是用‘三月十九日’組成畫押,寫在畫上,表示他的紀念”,而且為了“把這幾個字組成一個單位,八大山人曾用過不少的心思”。而“乙酉”年款“酉”的寫法,在作品中寫成■,也是八大山人特有的構成方式,仿佛表示著自己自順治二年(1645年)家亡逃逸生活的標志。
本作有數字都缺筆,如一行三字“難”字中,將右邊“隹”字的草書體勢打亂成了幾個單獨的點畫;四字“馴”字,左邊“馬”中一豎;第三行四字“酒”,右邊“酉”中筆畫,這肯定不是八大山人的偶然為之。“三月十九日”標志的國破家亡、到“乙酉”年款所暗涵一甲子青燈素服的慘淡生涯、書寫中故意缺少的筆劃,都飽含著八大山人的隱忍控訴。
“雪個西江住上游,苦瓜連年客揚州”,與石濤上人在面對康熙時,畫作上“萬歲圣聰”的高呼相比,八大山人的獨寐寤言,就顯得“永矢弗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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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丨陳麗玲
主編 | 廖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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