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阿奎達克賽馬場將不再舉行比賽。此后也不會再有。位于紐約皇后區南臭氧公園的這座賽馬場，周日將迎來最后一場賽馬。當純血馬在最后一場壓軸賽中進入起跑閘時，恐怕不會有太多賽馬迷為此落淚。

當然，如果賽后自己押中的32賠1冷門馬以一個鼻位之差惜敗，或許另當別論。但對一些人來說——比如一位上了年紀的賽馬分析者——這意味著一生記憶的終點。

如果你問100名馬迷，最喜歡的賽馬場是哪一座，也許只有兩三個人會回答阿奎達克。聽到這樣的答案，你大概會懷疑他們是不是沒聽清問題。薩拉托加讓人想到華麗禮帽；阿奎達克則是那些戴著反戴棒球帽、琢磨末段雙重彩中領放馬會不會撐到底的觀眾。

圣安妮塔的背景是風景如畫的圣蓋博山脈。至于“大A”——映入眼簾的是施工隊留下的一堆堆土方。丘吉爾園有薄荷朱利酒，阿奎達克有啤酒——如果等到第三場再買，興許還是冰的。灣流公園有火烈鳥，而在“大A”，真正的主角是那些緊貼欄桿看馬的老馬迷。

有三件事你總能指望：死亡、納稅，以及每張賽程單上總會有三四場從未出賽馬的認購讓售賽。但阿奎達克也是“秘書處”職業生涯首秀的地方——1972年7月4日，它在這里失利。也是“西雅圖風潮”贏下伍德紀念賽、隨后邁向三冠王的地方。教皇若望保祿二世曾在這里為和平祈禱，《黑道家族》里的托尼·索普拉諾和他的同伙們也曾在這里祈求“派歐邁”獲勝。

我出生在布魯克林，成長于皇后區，住在洛克威大道和薩特大道之間的115街，離阿奎達克只有一弗隆。從家里的閣樓上，借助一副望遠鏡，可以看到主跑道的一部分。站在街上，能聽見觀眾的歡呼。我們曾以為——不，我們當時確信——那歡呼是為我們而來，因為我們正在院子里打塑料棒球。

如果你在福克斯體育看比賽轉播，遠處能看到的那所學校，就是我學會認字的第100公立學校。那座教堂，是“永助圣母堂”，我在那里學會了告解。鏡頭再往外拉一點，就是索菲婭披薩店，那里以前叫“醋山酒館伙計們”，我是在那兒學會伏特加不能和朗姆酒混著喝的。我們曾在114街附近的停車場打輪滑曲棍球，直到“大A”的保安把我們趕走。我們也曾夾著課本和賽馬指南，步行去約翰·亞當斯高中。

等到年紀夠大——或者說，差不多夠大可以下注的時候——我會在終點前1/16英里標志附近的一樓，和父親、叔叔們、表兄弟們碰頭。那是一件全家參與的事。這些記憶永遠都在，且無可估量。我看著喬治叔叔把500美元押在強大的“前行者”身上。也看著丹叔叔在1978年伍德紀念賽的最后直道上一路狂奔，大喊著讓“達比溪路”沖起來。結果它們都屈居第二，敗給了“相信它”。

每當濃霧彌漫，阿奎達克簡直像該改名叫“特蘭西瓦尼亞丘陵賽馬場”。馬匹沖線時，我和表弟約翰常常面面相覷，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贏了、輸了，還是押的那匹馬到底有沒有出賽。如果我們中有人大贏一筆，就會去萊弗茨大道外的意大利餐廳唐·佩佩慶祝——那地方正是托尼·索普拉諾會光顧的那種餐館。如果沒贏，我們就互相安慰一句：“明天再贏回來。”

我們的后院里，曾經就有賽馬傳奇。騎師有小安赫爾·科爾德羅、豪爾赫·貝拉斯克斯和埃迪·梅普爾。我記得有一個冬天，史蒂夫·考森似乎每天都能贏五六場。那時，如果觀眾覺得騎師沒有讓馬跑出公平的機會——這種場面今天幾乎看不到——看臺上會有幾十名憤怒的馬迷發出噓聲。練馬師則有艾倫“酋長”杰金斯和弗蘭克“潘喬”馬丁。

我們也聽過那些天賦異稟、嗓音如金的現場播報員報賽：馬歇爾·卡西迪、奇克·安德森、約翰·因布里亞萊，以及戴夫·約翰遜——那句“它們進入最后直道了”正是他的招牌。后來，湯姆·德金又帶來了他那種講故事般的播報風格。

我們曾守著閉路電視屏幕，聽哈維·帕克講解他對早場三重彩的下注思路。去不了現場的時候，帕克、弗蘭克·賴特和切爾西·坎蒂會在那里，我們則在周六晚上守著9頻道，看焦點賽和壓軸賽——前提是電視天線擺放得當。我們也會參考報紙上那些賽馬分析員的推薦，包括約翰·皮森、里克·朗、約翰·普里奇和拉斯·哈里斯。

那是賽馬的黃金年代。我們沉浸其中。時代終究變了。如今，“大A”現場只有幾百名觀眾。而在20世紀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初，光是沒搶到座位的人，就不止幾百。那時的阿奎達克很特別，令人興奮，也充滿樂趣。我們的社區熱愛阿奎達克，就像斯普林斯的人熱愛薩拉托加一樣。

所以，當夕陽最后一次從計分牌后落下，而大多數人高興地說出“總算結束了”時，這里想說的是：“謝謝你，阿奎達克。”謝謝你留下的所有記憶。也希望你能在周日最后一場押中。但如果沒有……那就明天再贏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