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古代讀書人少，識字率一直都不高，那么古代有義務教育和公益辦學嗎？

我們以明清兩朝為例，來解讀這個問題。

少年兒童階段，古代也有公辦教育，即明清時期的“社學”。尤其是明朝的社學，堪稱全民義務教育的一次預演。

《明會典》記載：“洪武八年，詔有司立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

洪武二十年（1388年），朱元璋命令全國的社學都要學習他親自編寫的《大誥》，進行普法教育。他還下令社學老師帶著能背誦《大誥》的學生進京，參加禮部組織的統一考核，根據學生背誦的多少分別給予獎勵。

社學是什么類型的學校呢？相當于今天的村辦小學。

每所社學的“學區”有多大？

社是元朝的基層組織單位，每50家為一社。明朝的時候實行里甲制，110戶為一里。明朝的社學，延續了元朝的制度，實際上卻是以里為辦學單位，“一里”設一所社學。

社學雖然是朝廷下令要辦的學校，官府卻沒有包干全部辦學經費，只是實行有限的兜底。

辦學地址的選擇。學校由官府統一修建，為兩進四合院：“前為大門，大門之左為東塾，右為西塾，中為館堂，后為寢，環之以垣。”社學的老師就住在學校里。

社學的教師選拔原則是，不得有犯罪前科，秀才優先，實在找不到秀才，童生也可以。鄉、里可以推薦教師，但要通過縣官考查經義、書寫、禮儀等方面的知識，合格才能擔任。

社學教師的待遇，各地都不一樣。全國統一的待遇是社學教師免除全部徭役和差役。口糧、工資等方面，各地都有不同情況。有些地區，官府給工資，有些則從社田的田租里領取口糧，再收一部分學費。

明朝嘉靖年間，廣東香山人黃佐寫了一本《泰泉鄉禮》，反映了珠三角的社學狀況。書中說，城市里的大社學，官府給銀子二十兩作為工資。在鄉下的社學，鄉里統籌，學生各家出糧及菜錢來供養老師，如果對老師不禮貌的必定受到處罰。

老師收取的束脩也不是由學生平攤，各家出多少，由里長等父老商議決定。貨幣學費，每名學生每年統一交50文，其他束脩看學生家庭情況而定。富裕的家庭送老師一匹紗，一頭羊，再加一壇酒；貧窮的家庭送老師一匹布，一只鵝，再加一壇酒。

一般的社學，學生“多則百余名，少則三四十名。

《泰泉鄉禮》里說，每年十一月，約正、副約正（負責教化的鄉長老），就挨家挨戶動員，讓各家明年送適齡孩子去社學。“其有殘疾及猥劣者勿強，娼優隸卒之家不與，若縱容驕惰，不肯送學者，罰之。”

我們來算一下賬。

明朝嘉靖年間，一匹紗約300文，一頭羊400文，一壇酒100文，一匹布約100文，一只鵝約100文。家庭富裕的學生，50文固定學費，再加上紗、羊、酒，一共需要花費850文；家境貧寒的學生，一年則需要花費350文。

以貧富學生各半來計算，100名學生的社學，教師的總收入折算為銅錢6萬文；40名學生的社學，教師的總收入為2萬4千文。此外，社學教師還免除徭役，免費住學校，另有社田補貼部分糧食。

嘉靖年間，嶺南農村一戶普通人家，如果自有10畝水田，在交完賦稅之，扣除生產成本后，所有錢糧折算在一起的可支配收入，大約為十五兩白銀，不會超過二十兩。明嘉靖年間，一兩白銀約等于1200文錢，相比之下，社學教師屬于農村的較高收入群體，一人可以養活全家，而且比較輕松。

社學只有一名老師，如何能教100名孩子？

百余孩子按識字、背誦、開講分三到四批，教師輪流講授。已會背書、寫字的大齡學童，負責監督幼童描紅、誦讀，充當助教。這樣可以大幅降低教師重復勞動。

在民國初期，政府公辦的小學，教師其實也是這么配備的，鄉村小學一般也只有一兩名教師。

讀者可能會問：既然有官辦社學，明朝的識字率為何如此之低？

主流明史學者認為，明朝的識字率要遠高于清朝。以看懂官府告示、讀懂日用雜字、簡單記賬為識字標準，明朝男子的識字率達到了30%左右，江南的松江府甚至超過了50%，南方的識字率要普遍高于北方，女性識字者則極少。

但是，明朝的社學并沒有推行到底，這是識字率只有30%的主要原因。

明初的時候，在朱元璋的強力推行下，全國掀起了辦社學的高潮。蘇州府一次性就建了737 所社學，“洪武八年，本府城市鄉村共建七百三十七所，歲久漸廢。”（見明朝錢谷撰寫《吳都文粹續集》）

但是，地方官府很快就亂來一氣。為了完成指標任務，他們在農忙時節就逼孩子入學，或者收受賄賂，放縱有錢孩子不上學，要么不準窮人孩子入學。

面對種種亂象，朱元璋自己都哀嘆不已。他在《大誥》里說：“奈何府州縣官不無酷吏，害民無厭。社學一設，官吏以為營生，有愿讀書者無錢，不許入學。有三丁四丁不愿讀書者，受財賣放，縱其愚頑不令讀書。有父子二人，或農或商本無讀書之暇，卻乃逼令入學，有錢者又縱之，無錢者雖不暇讀書，亦不肯放，將此輳生員之數，欺誑朝廷。嗚呼！艱哉！”

朱元璋晚年也有點心灰意冷，不再強推社學了。

到了成化年間，明憲宗朱見深干脆下旨：“民間子弟愿入社學者聽，其貧乏不愿者勿強。”

古代生產力低下，7歲的孩子都是半個勞力了。再加上束脩也是一筆不小的負擔，一般的家庭往往送孩子去社學待上一年左右，即再也不去了。

《泰泉鄉禮》說的大社學100學生的盛況，只是珠三角香山縣的樣板，大多數地方的社學往往只有十幾個學生，還朝不保夕。教師的收入大受影響，也沒什么積極性。沒有好教師，鄉民門更不愿送孩子去上學了。

到了萬歷、崇禎年間，鄉村社學已經十不存一了，僅城市里還有少數社學在維持。

沒有官府的全額撥款，在生產力低下，人們還在艱難謀生的情況下，靠行政命令就想實行全民義務教育，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朱元璋的嘗試就這樣失敗了。

關于民間的義學，私塾等情況，我將另外撰文探討。

原創不易，感謝支持，敬請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