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原本被批評會拖得太長，比賽太多、缺乏看點。但現在已經可以下結論：這屆世界杯是成功的。分析世界杯擴軍會帶來“無聊的比賽”，歐洲批評者曾這樣譏諷。事實恰恰相反。迄今為止最具全球性的這屆世界杯，已經證明自己是成功的。

上周末，數十名記者像蜂群撲向蜜罐一樣圍住了沃津哈。那是周日晚上的邁阿密體育場，球場旁臨時搭建的媒體帳篷里又悶又潮，所有球員賽后都要從一排記者面前經過，走向球隊大巴。一周前，幾乎沒有多少人聽說過這位40歲的佛得角門將。他25歲才在安哥拉成為職業球員，后來又曾在摩爾多瓦、斯洛伐克和葡萄牙效力。但在對陣西班牙的比賽中，他以出色表現幫助這支世界杯新軍守住0比0；隨后又在對陣烏拉圭的比賽中戰成2比2。于是，世界各地的媒體都想采訪他。

他談到自己的母親，說她起初甚至拿不出赴美簽證費用；也談到社交媒體，說自己突然多了數百萬新粉絲；還談到球隊，談到這支球隊為何能有如此出人意料的表現。背景里傳來佛得角球迷的歌聲。他們揮舞國旗、跳舞，把本屆賽事拿到的第2分慶祝得像贏球一樣。

從某種意義上說，沃津哈的突然走紅正是本屆世界杯小組賽的一個象征。這不僅是因為在當代足球世界里，球員可能從默默無聞突然變成網絡熱點，更因為本屆賽事中小型足球國家的崛起、它們對強隊展現出的抵抗力，以及這些國家球迷在美國邊境遭遇的不平等。

賽事從32隊擴軍到48隊，使這屆世界杯成為迄今最具全球性的世界杯。像烏茲別克斯坦、約旦、庫拉索和佛得角這樣的首次參賽球隊，終于站上了這個舞臺。而像剛果和海地這樣上一次參賽已是遙遠記憶的球隊，也重新煥發生機——兩隊上次參加世界杯都要追溯到1974年。

歐足聯主席亞歷山大·切費林在賽事開始后不久曾譏諷說，這會帶來“無聊的比賽”。但事實證明并非如此。擴軍是成功的。它讓這屆世界杯真正成為一項全球性賽事，也映照出足球與地緣政治力量對比的變化：全球南方的上升，西方地位的相對下降但仍占主導，以及兩者之間依然存在但正在縮小的不平等。

庇護體系。長期以來，世界杯主要是西方足球國家以及以白人為主的南美球隊的舞臺。1924年奧運會和6年后的首屆世界杯上，烏拉圭球員何塞·萊安德羅·安德拉德作為第一位黑人足球明星打破了種族壁壘，但他始終遭受種族主義對待：比賽中有人向他投擲雜物，西方報紙也常用帶有動物化、原始化色彩的語言描述他。

據《金融時報》記者西蒙·庫珀所寫，發起首屆世界杯的足球先驅朱爾·里梅，實際上并不把非白人國家視為真正的主體。“非白人民族不過是殖民地臣民，不算數。”1930年首屆世界杯上，連美國這樣足球邊緣國家、但政治和經濟上的強國，都擁有一個席位。

早期世界杯反映的是一個由殖民主義和西方強權主導的世界。1934年，埃及成為第一支參賽的非洲球隊，但直到1970年，第二支非洲球隊才出現。1966年，非洲各國拒絕參加附加賽，因為國際足聯拒絕給予非洲一個固定名額；當時非洲最強球隊必須與亞洲最強球隊爭奪一張入場券。

這種西方主導局面在1974年出現轉折。當年，擁有巴西背景的比利時人若昂·阿維蘭熱當選國際足聯主席。他在競選時承諾，要為亞洲和非洲國家擴充世界杯名額，并在種族隔離時期將南非排除在賽事之外。對他有利的還有另一件事：他向各國足協官員支付了大量賄賂，以換取選票。阿維蘭熱由此建立起一種庇護體系：利用國際足聯資金爭取各國足協的政治支持。此后，這一做法被他的繼任者塞普·布拉特以及國際足聯主席詹尼·因凡蒂諾延續下來。

在阿維蘭熱領導下，足球也變得更加全球化、更具后殖民色彩。更多非洲國家得以加入國際足聯，非洲在世界杯上的名額先是1個，后來增至2個，最終在1994年達到3個。1930年至1990年間，所有世界杯都由歐洲和南美國家主辦；此后，世界其他地區也開始獲得機會：1994年的美國——當時仍是足球邊緣國家，2002年的日本和韓國，2010年的南非，2014年的巴西，以及2022年的卡塔爾。

世界杯的擴軍——1982年增至24隊，1998年增至32隊，今年再增至48隊——讓這項賽事變得更容易進入。歐洲仍以16支球隊擁有最多參賽名額，但增長幅度最大的是亞洲和非洲：亞洲8隊，比2022年多3隊；非洲9隊，多4隊。因此，今年剛果、庫拉索和烏茲別克斯坦這樣的球隊得以晉級，而玻利維亞、新喀里多尼亞和蘇里南等國家也知道，下屆世界杯它們同樣有機會站上這個舞臺。

小國球隊在本屆賽事中的表現，反駁了歐足聯主席切費林那種以歐洲為中心的論調。的確，英格蘭對克羅地亞——這場在達拉斯進行的強強對話——是一場精彩的足球較量。但新西蘭與伊朗2比2的比賽，也許看起來更緊張刺激。佛得角對烏拉圭的2比2、庫拉索對厄瓜多爾的0比0、剛果3比1烏茲別克斯坦，以及剛果1比1葡萄牙，同樣令人興奮。

這些“小球隊”也很少被徹底打垮。庫拉索1比7不敵德國，比分并不能真實反映場上局面。海地雖然一分未得、告別賽事，但面對2022年世界杯四強摩洛哥時也踢得頑強。而且，首次參賽往往可能成為一輪顯著上升的起點。摩洛哥1994年首次參賽時在小組賽中毫無機會，4年后仍在同一階段遺憾出局；到2022年，憑借大量擁有歐洲背景的僑民球員加入，它已打進四強。日本1998年首次參加世界杯時只打進1球，3場小組賽全部失利；而今年，外界預期它能在本屆賽事中走得很遠。

米拉諾維奇寫道，這種足球經濟雖然會削弱某些聯賽，但“腿部外流”會得到補償，因為國家隊最終會得到一名更出色的球員。英國足球記者羅里·史密斯上周在社交平臺上寫道，因此，德國對庫拉索更像是一場多特蒙德對福圖納錫塔德的比賽。雙方依然不對等，但已不是保級弱旅對巴黎圣日耳曼那樣的懸殊差距。

國際足聯本身也推動了這種國家之間的相對平衡。過去10年里，這一機構總計投入約45億歐元用于足球發展。211個會員協會每4年都能獲得800萬歐元。許多較貧窮的足協用這筆錢改善設施、培訓教練、支持國家隊運作，比如承擔參加國際比賽的差旅費用。佛得角和海地等世界杯參賽隊，都是這類資金的早期受益者，例如修建了人造草坪球場。

全球南方的球隊還受益于僑民社群。這些社群是在數百年的殖民歷史、勞工遷移和戰爭逃難過程中形成的。此前已有報道指出，從未有過這么多球員代表非出生國出戰。這樣一來，國家隊可供挑選的人才池更大，而這些“海外”球員也會提升國家隊整體水平。因此，這類國家在世界杯上已經很少再顯得特別弱。1974年，扎伊爾——即今天的剛果——成為首支參加世界杯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球隊。當年它3場比賽都被徹底壓制，其中包括0比9慘敗南斯拉夫，最終以失14球、進0球的成績出局。

而今年，這支高度依賴僑民球員的球隊頑強地把葡萄牙逼成1比1，又以0比1惜敗哥倫比亞。對陣烏茲別克斯坦時，它長時間落后，但最終拿到了應得的結果：3比1獲勝，并晉級下一輪。本屆賽事的后半程，最終大概仍會由歐洲和南美球隊主導。但小組賽越來越均衡、也越來越全球化，這一趨勢已難以逆轉。佛得角、埃及、剛果、科特迪瓦和南非都首次晉級本屆賽事淘汰賽階段——其中只有剛果是以成績較好的小組第三出線，其余球隊都是小組第二。加納和塞內加爾也順利晉級。非洲球隊在世界杯上從未像現在這樣強大。

正如德裔巴西政治學者奧利弗·施滕克爾在同名著作中所說，世界秩序正在走向“后西方”。隨著這一變化，國家隊足球的重心也在緩慢地從西方移開。西方國家的地緣政治重要性正在下降，全球南方則相對上升。

難以逆轉。不過，這屆賽事再怎么全球化，在美國，非西方球隊球迷所面對的陰影面也清晰可見。西方國家的球迷可以憑旅游簽證順利入境，而其他人面對的卻是難以穿透的邊界。簽證費用高昂——佛得角人申請時需要繳納約15000美元保證金——有些人甚至根本拿不到簽證：來自伊朗、科特迪瓦和海地的球迷根本無法進入美國。因此，這些國家在球場內主要依靠主辦三國龐大僑民社群中的移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