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首相斯塔默日前宣布辭去工黨黨首職務，成為2016年英國公投“脫歐”至今的10年時間里辭職的第6位英國首相。10年來，唐寧街10號頻繁換主，持續的政治動蕩疊加“脫歐”的長期影響，讓英國經濟深陷低增長困局，亟待找到破局之道。

不可否認，10年間“脫歐”派的部分訴求得以落地：英國脫離歐盟法院管轄，收回農漁政策、財政補貼立法權與對外貿易締約自主權，在AI監管、新藥審批等領域擁有了自主決策空間。但與這些名義上的主權收益相比，“脫歐”帶來的現實代價也不小。

10年間，英國經濟并未實現當初脫歐陣營承諾的繁榮，反而呈現出持續的增長放緩態勢。有經濟學家估算，英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較留在歐盟的基準水平低了8%。另有英國媒體綜合英國央行及美國斯坦福大學等機構的測算，“脫歐”10年間英國GDP較留在歐盟的假設情景縮水6%至8%。

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測算，截至2025年，“脫歐”導致英國國內勞動生產率下降3%至4%；就業崗位減少3%至4%；投資下降12%至18%。英國前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脫歐”每年給英國造成約300億英鎊的直接經濟損失。同時，英國經濟的表現在七國集團（G7）中也相形見絀。2026年第一季度，英國GDP比疫情前的2019年第四季度高6.0%，但同期歐元區整體高6.6%，美國則高15.1%。

英國近年來經濟整體增長確實較為緩慢，2024年和2025年其GDP分別增長1.0%和1.4%。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今年5月發布最新評估報告，預測英國2026年經濟增長也僅為1.0%。英國國家統計局6月數據顯示，英國今年4月GDP環比萎縮0.1%，為2025年8月以來首次出現月度萎縮。

斯坦福大學教授尼古拉斯·布魯姆表示，“脫歐”的負面影響源于多重因素疊加：政策不確定性居高不下、市場需求萎縮、企業管理層耗費大量精力應對“脫歐”相關事務，漫長的“脫歐”進程還造成社會資源錯配問題加劇等。

除了經濟增長疲軟，貿易成本高企也是“脫歐”后的一大負面影響。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英國2020年正式脫離歐盟后，英國與其最大貿易伙伴歐盟之間的貿易壁壘增加，邊境通關流程延長，交易成本大幅上升。企業在海關、監管、人員流動和供應鏈方面承受的成本壓力逐步顯現。

英國大伯明翰商會首席執行官亨麗埃塔·布里利表示，企業需額外承擔海關申報、邊境認證等非關稅負擔，新增的表格、檢查流程和額外費用，讓本地中小型出口商受到最大的沖擊。

英國伯明翰大學商學院教授戴維·貝利說，“脫歐”拖累英國經濟、貿易和投資，澳大利亞等市場難以彌補與“家門口的歐盟”貿易減少造成的損失。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援引前英國央行官員邁克爾·桑德斯的話說，“脫歐”承諾的好處之一是可以建立重要的新貿易關系，然而收益并不明顯。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研究數據顯示，英國“脫歐”后與歐盟達成的雙邊框架——貿易與合作協定（TCA）導致英國對歐盟的商品出口下降了10%至15%。英國雖然與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和日本等國達成了新的貿易協定，然而與去年價值8560億英鎊的英歐貿易相比，堪稱微不足道。

“脫歐”公投10年過去，英國當初宣揚的“主權回歸”并未轉化為生活質量的提升，反而帶來諸多不便與額外成本。

首當其沖的是持續高企的通貨膨脹。“脫歐”后新設的海關、檢疫與合規認證等程序，推高了從歐盟進口的成本。相關負面效應通過供應鏈層層傳導，最終體現在食品、能源和日用品價格上。

與通脹相伴的是沉重的稅負。英國《金融時報》分析，離開歐盟單一市場后，英國在吸引投資、創造高薪崗位等方面面臨更大挑戰。稅基增長難以滿足公共支出需求，普通民眾不得不承擔更沉重的稅負。

英鎊匯率是直觀反映“脫歐”沖擊的核心指標之一。公投結果出爐后英鎊大幅跳水，時至今日，英鎊兌歐元、美元匯率仍未重回公投前的點位。外匯服務商康維拉數據顯示，當前英鎊匯率較2016年6月普遍下跌約10%。該機構統計，“脫歐”公投以來，英鎊兌歐元平均匯率為1英鎊兌換1.16歐元，而公投前10年平均匯率為1英鎊兌換1.27歐元。由于英國高度依賴食品、能源、原材料進口，因而英鎊貶值直接推高進口商品與海外資產價格，進而顯著抬升了英國民眾的生活成本。

英國媒體報道，鑒于經濟增長乏力、公共債務高企加之財政支出空間有限，英國政府既難以通過大規模投資推動增長，也難以充分滿足醫療、教育、住房和社會保障方面的需求。有分析人士指出，“脫歐”10年來英國首相走馬燈式輪換，根本原因是歷屆政府始終未能有效解決英國長期積累的經濟和社會問題。

此外，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稱，“脫歐”后英國國內的歐盟凈移民人數由正轉負，本土農業、醫療、高端制造等行業長期面臨數十萬勞工缺口，用工短缺推高了企業運營成本，不過非歐盟移民的大幅流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脫歐”帶來的勞動力沖擊。

有分析人士指出，“脫歐”10年來英國首相走馬燈式輪換，根本原因是歷屆政府始終未能有效解決英國長期積累的經濟和社會問題。

英國智庫政府研究所認為，受外部危機、人口老齡化及全球經濟格局變化等因素影響，過去10年英國政府的治理難度明顯增加。而首相和政府要員的頻繁更替，又進一步削弱政策連續性和政府執政能力，形成惡性循環。

目前，對于斯塔默的繼任者來說，能否提振經濟增長將成為英國新首相的關鍵考量。由于財政約束的存在和前首相特拉斯的減稅失敗經驗，未來英國新首相提振經濟可能會另辟蹊徑，從放權和推動地方經濟入手。

鑒于英歐貿易的重要性，怎樣減少二者之間的貿易壁壘是切實降低貿易成本的關鍵舉措。對此，LSE歐洲研究所教授伊恩·貝格提出：英國可以先在工業品標準、農產品檢疫、服務貿易資質上對齊歐盟規則，減少邊境摩擦。同時依托現有貿易框架逐步修復供應鏈，緩解長期拖累經濟的貿易壁壘問題，把貿易損失降到最低。

2025年，英國推出了一項10年計劃——英國現代產業戰略，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推動英國成為全球最佳投資地。英國媒體稱，依托這項戰略，英國需要在先進制造、清潔能源、數字科技等8大領域加大研發投入，簡化監管流程，吸引綠色能源、人工智能賽道的跨國投資，重塑產業競爭力。

在勞動力市場方面，英國應調整技術工簽證制度，為IT、醫療等緊缺行業開放靈活通道，同步擴大職業技能培訓覆蓋，緩解“脫歐”后勞動力供給收縮的問題。同時解決生活成本危機，針對性補貼低收入家庭的食品、能源支出，補齊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的預算短板，逐步彌合“脫歐”帶來的社會撕裂，重建民眾對經濟發展的信心。

在對外貿易方面，拓展多元經貿布局，依托已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的優勢，加快和亞太、海灣等區域的自貿談判，打造多元化的貿易布局，對沖對歐貿易依賴的負面影響，為英國經濟打開新的增長窗口。

在貨幣政策方面，針對當前的國際復雜局勢，IMF建議英國央行在貨幣政策上應保持雙向調整的靈活性。雖然維持當前的基準利率足以抑制通脹的“第二輪效應”，但鑒于極高的不確定性，央行應做好在必要時降息以支持經濟的準備。

來源：經濟參考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