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看到一個新聞：湖北省武昌實驗中學學生王昕博高考702分，其中語文142分高分，數學143分，英語144分。

在分數足夠報清北的情況下，他選擇南京大學計算機相關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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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啥？在王昕博看來：“南京大學本身就是一個計算機科學優勢很大的學校，在這一領域的資源比較豐厚。自己對計算機的興趣從高中開始便已扎根。高一高二時，他投身信息學競賽，并在全國青少年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NOI）中摘得銅牌。未來這個行業會對整個世界產生巨大的影響，所以我也想投身于這一時代潮流。”

而王昕博只是一個代表，你會發現，這兩年狀元們、高分生越來越不扎堆報清北了。Ta們為啥這么選？

我想起之前北大教育學院林小英教授在紀錄片《無答案之書》第三期——《成為狀元十年后》中，回訪了十年前那些萬眾矚目的高考狀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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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驚訝的是，這些曾被譽為“天之驕子”、手握清北入場券、被寄予厚望的佼佼者們：

有人放棄了炙手可熱的金融行業，成為親戚眼中的“無業游民”；

有人執著于賠錢的小眾電影創作；

有人坦言“沒有大理想，只想當個年輕漂亮的媽媽”……

他們，都或多或少地，偏離了那條外界為其精心鋪設、金光閃閃的“最優解”軌道，最終選擇自己真正感興趣的領域，同時呈現了同一個命題：

在充斥著外界期待和“標準答案”的人生競賽中，我們是否遺忘了傾聽內心聲音的能力？

教育的終極意義，究竟是打造完美的“社會零件”，還是成全獨一無二的生命個體？

1

狀元的迷失

與“最優解”的幻滅

高考狀元，天之驕子，萬眾矚目。Ta們是應試教育體系篩選出的“王者”，被天然地寄予了最高期望，似乎注定要沿著一條“金光大道”走向世俗定義的巔峰成功。

但紀錄片《成為狀元十年后》揭開了光環下的另一面。

NO.1

被期待綁架的選擇

那份亮眼的高考成績單，帶來了鮮花與掌聲，也帶來了遮蔽內心聲音的喧囂。

2014年江蘇省理科狀元吳呈杰清楚地記得，高考出分后，他曾滿懷憧憬地向采訪他的記者袒露心跡：

他想學新聞傳媒專業，未來做一名記者。然而，對于高考狀元這個身份來說，吳呈杰的理想顯得過于樸素了。

記者們紛紛勸他，“這么高的分，讀新聞太可惜了。”甚至直言不諱地告訴他新聞行業“工作辛苦而且工資不高”。

一個想投身新聞的狀元，卻被新聞從業者親手“勸退”。

在眾人“高分不能浪費”思想的裹挾下，吳呈杰掙扎后最終妥協，踏入了當時最炙手可熱的北大光華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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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呈杰的經歷并不特別。

紀錄片《成為狀元十年后》揭示，當年光華學院匯聚了30多名各省狀元，他們中的許多人，和吳呈杰一樣，或因“不浪費分數”，或因“順應潮流”，最終將志愿填向了金融、管理等看似穩妥光鮮的專業領域。

“那時候我其實分不清什么是我應該做的，什么又是我自己喜歡的，內心的聲音，可以聽嗎？”吳呈杰坦言。

他們的選擇，在那一刻，不再屬于他們自己，而是社會期待、家庭厚望、世俗眼光共同寫下的答案。

NO.2

永不落幕的“第一名”競賽

當狀元們帶著光環踏入清華北大這樣的頂尖學府，迎接他們的并非想象中的海闊天空，而是更為激烈的“人外有人”的殘酷現實。

昔日的“唯一”變成了“之一”，耀眼的光環迅速褪色。

對于習慣了站在金字塔尖的他們來說，“優秀”已成為一種強迫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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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呈杰在鏡頭前袒露：

“上學時候，學習要學到第一名；讀北大商科，要讀到商科第一名；做媒體記者了，媒體要做到第一名?？墒?，哪有樣樣都是第一的人呢？”

更令他感到窒息的是那條被精心設計的“預制大學生”程序。

吳呈杰回憶初入光華時，一位江蘇師姐就為他指明了“最優路徑”：

“第一年一定要瘋狂刷績點，專選最水的課程才容易拿高分；

第二年開始去大的機構和企業實習，拿到最優質的經驗和推薦；

第三年努力保研，同時準備申請國外大學；

第四年應該保研資格、好的企業offer，國外研究生offer同時到手，然后再仔細權衡選擇。”

這條看似通往成功的“康莊大道”，卻讓吳呈杰變成了被編程的精密儀器，每一步都必須精準無誤地踩在預設的“最優”節點上。

稍有偏差，巨大的焦慮和內耗便洶涌而至。

吳呈杰表示，按世俗的標準來說，他目前不那么“成功”，他很誠懇地講，現在最怕別人知道他是北大畢業和省狀元，這是他的“黑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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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這正是優績主義對人最隱秘的傷害——你洞悉了牢籠的存在，卻發現自己呼吸的空氣、行走的路徑，仍被它的邏輯所定義。

2

單一評價

與容錯缺失的教育生態

高考狀元們的故事，反映出我們當前教育生態中更深層次、更具普遍性的結構性問題——單一評價的標尺與容錯機制的匱乏。

NO.1

窄路上狂奔的焦慮

高考出分季打開手機，鋪天蓋地的“狀元喜報”、“名校捷訊”撲面而來。

然而生活中更多的，是分數不如意的考生和家長。

一位高三家長表示，孩子的分數進不了好本科，家里又沒條件送孩子出國，感覺孩子未來無望了。

這種焦慮，正是現行教育，尤其是基礎教育過度功利化、單一化最直接的體現。

整個社會仿佛默認了一條唯一的“成功”路徑：高分→名校 →熱門專業→體面工作→優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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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把名為“成功”的標尺，粗暴地將人生的豐富性與可能性壓縮為一個高考分數和名校標簽。

它衡量一切，卻唯獨忽視了個體的興趣、稟賦、內心的熱愛以及對生命意義的獨特探索。

在這種單一維度的擠壓下，孩子們從小就被裹挾進一場窄路上的狂奔。興趣的培養、個性的舒展、多元價值觀的熏陶空間被擠壓得所剩無幾。

NO.2

容錯機制的匱乏與滑落的恐懼

與單一標尺相伴而生的，是整個教育系統和社會氛圍對“試錯”的極度不包容。孩子們從小就被灌輸著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

人生如履薄冰，“一步錯，步步錯”。

每一次選擇，尤其是中考、高考、選專業、就業等關鍵節點的選擇，都被賦予了近乎決定性的意義。

在鏡頭前，吳呈杰強調了自己的焦慮：

這種對“滑落”的深度恐懼，讓年輕人面對選擇時過度謹慎，甚至膽戰心驚。

這種高壓的環境，極大地抑制了探索的勇氣和成長所必需的韌性。

林小英教授對此強烈呼吁：

“我們的教育系統可不可以給大器晚成的人一個機會呢?... 提供一個多孔的制度和篩選機制，給每個人鉆進鉆出的機會和資源，隨時都能重啟人生?！?/p>

她所呼喚的“多孔”，正是打破那種僵化、線性、不可逆的人生路徑依賴，允許個體在探索中發現不適合時可以調整方向，在不同的人生階段都能找到學習和成長的入口。

3

尋找自我

與定義“成功”

與其說狀元們偏離了軌道，倒不如說他們終于能在喧囂的外部期待中，重新連接內心，定義屬于自己的價值與道路。

NO.1

從“我應該”到“我想要”

卸下“狀元”或“精英”的標簽，回歸個體的生命體驗，那些看似“跌落”或“偏離”的故事，恰恰閃爍著覺醒的光芒。

吳呈杰兜兜轉轉，最終“成了記者吳呈杰”，并在媒體工作幾年后，選擇成為自由職業者，做著自己喜歡的事情。

盡管在老家的親戚朋友眼中，他可能被視為“無業游民”，但他終究回到了高考出分時那個最初的愿望——新聞相關領域，并用自己的方式實踐著它。

圖源小紅書用戶@吳呈杰Jeff

吳呈杰的選擇，或許不符合主流社會對“省狀元”、“北大光華畢業生”的預期——他本應成為年薪百萬的金融精英或“呼風喚雨的人物”。

然而，這種不迎合社會期待的選擇，卻是對內心聲音的尊重與回歸，是從“我應該”轉向“我想要”的第一步。

正如林小英教授曾說過的：

“人一生不能只是謀生啊，你還得干點別的，如果都只是為了謀生，你這一生就是個苦役?！?/p>

“真正能夠得到幸福和快樂的人，應該是忠于自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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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

萬類霜天競自由

破局的第二步，在于徹底打破那把單一的、冰冷的、由外部定義的“成功”標尺。

每個人的人生，本應如萬物生長，喬木有喬木的偉岸，灌木有灌木的蔥蘢，野草亦有野草的堅韌。

林小英有一位高中同學，他是一位在縣中默默無聞、負責調節學校音響系統的中年大叔。

當縣中的學生為前途焦慮時，林小英特意請他分享自己的人生體會。

這位平凡的大叔，用樸實的語言和不標準的普通話，說出了他的生活哲學：

“我從小到大，基本上都沒怎么出過這個鎮，林小英是我的同學，她很會讀書很厲害，去了北京，我很羨慕她。

但我不自卑，我也有自己的活法，讓自己快樂的辦法，我也在這里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意義?！?/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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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沒有耀眼的光環，沒有世俗定義的“大成就”，但他找到了屬于自己的平衡點、快樂和意義。

這份扎根于平凡生活的篤定與自足，是對單一成功觀最有力的解構。

而好的教育，應該是幫助每個人找到自己的平衡點,讓每個獨一無二的個體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來過好這一生。

參考資料：

[1]無答案之書-成為狀元十年后

[2]愛讀童書媽媽小莉-高考狀元們，十年后，過得好嗎?

[3]每日意圖-那些高考狀元們，如今過得怎么樣了?

[4]亭有枇杷樹-成為高考省狀元10年后，他們是否擁有了成功的人生？

[5]新京報評論-高分考生沒報清華北大，教師何必惱羞成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