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初,上海市公安局經過一段時間努力,成功逮捕了原國民黨南京憲兵司令部特務任宗炳。
根據任宗炳的交代,他在1948年年底時,曾受憲兵司令部特務隊長潘立新的指示,殺害了當時關在憲兵司令部的三名中共地下黨員。
圖|盧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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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公安局將建國前失蹤的一部分中共地下黨人的照片給任宗炳辨認,任宗炳翻來覆去,最終確定,被他殺害的人是盧志英及陳子濤、駱何民三位同志。
陳子濤、駱何民與另外一位被害的烈士吳承德是有名的“文萃三烈士”,他們是上海地下黨文委領導的《文萃》雜志編輯,是我黨新聞戰(zhàn)線的工作者。
相比之下,與陳子濤、駱何民一同被害的盧志英資格更老,他是1925年就入黨的老資格黨員,后來長期從事黨的地下工作,他被害以后包括他的妻子、孩子以及戰(zhàn)友們,都不知道他的情況。
1951年6月11日,上海市公安局專門派人把盧志英的妻子張育民及兒子盧大容(含其他烈士的親屬)接來,一行人驅車前往南京雨花臺,在任宗炳指認下,找到了盧志英等三位烈士遇難的地點。
因為已經隔了幾年的關系,三名烈士的遺骸均已成為白骨,更為關鍵的是,因為當年兇手行動的比較匆忙,三位烈士只是被掐暈了,特務們來不及分別,就匆匆將三人釘進了棺木埋進地底,結果三人在棺中蘇醒過來,幾番掙扎不得脫,均窒息而死。
張育民是從牙齒上,認出了丈夫盧志英。
盧志英失蹤之謎就此真相大白。
投身革命,智取“鐵桶計劃”
盧志英是1947年由叛徒出賣被捕,當時敵人為了讓他妥協,把他的妻子、兒子也一起關在獄中。
當時,盧大容年僅12歲,卻對當年在獄中的往事印象深刻,后來還寫了本書《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
1905年,盧志英出生于山東昌邑一個貧苦的家庭,幼年時父母曾對他有很高的期許,還節(jié)衣縮食供他讀書,然而因為家境實在貧寒,他的讀書生涯并沒有多久,就被迫闖關東謀生。經年累月的苦難生活,磨礪了盧志英的意志。
1923年,盧志英考入東北綏寧鎮(zhèn)軍官講習所,畢業(yè)后滿懷著熱情參加了東北陸軍第三混成旅,任工兵營第一連司務長。
不過,當時的盧志英親眼目睹了軍閥戰(zhàn)爭給百姓帶來的傷痛后,意識到軍閥戰(zhàn)爭絕對不是救國救命的出路,于是后來脫離了奉軍。
1925年2月,盧志英動身南下,在鄭州偶遇了山東的王樂平、山西的續(xù)范亭,在兩人介紹下,盧志英前往洛陽陸軍訓練處,也是在這個地方,他結識了中共黨員南漢宸、趙惠塵,劉仲華、姚繼民。在幾人的影響下,盧志英思想愈發(fā)進步,同年夏天,劉仲華、姚繼民受中共北方區(qū)黨委委派前往新疆從事兵運工作,盧志英主動請纓前往。
組織上感受到了盧志英的熱忱,同意吸收他為中共黨員。
圖|盧志英與妻子張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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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盧志英轉黨組織關系到了馮玉祥的國民聯軍政治部,在馮部,盧志英先后擔任騎兵第3師八旅16團2營營長、師參謀主任,期間利用工作之便,在士兵中宣傳革命,發(fā)展黨員,建立黨的秘密組織。
大革命失敗后,盧志英因未暴露身份,仍留在馮部繼續(xù)從事兵運工作。
1927年11月,盧志英果斷率領騎兵二營起義,因敵眾我寡,起義最終失敗。
此后盧志英根據黨組織的指示,繼續(xù)從事地下工作,期間認識了他后來的妻子,同樣是中共黨員的張育民。
1928年8月(也有一說是1929年),盧志英、張育民喜結連理。
1929年,盧志英、張育民被調往上海,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在上海中共中央軍事部做情報工作,此后奉命輾轉京滬杭之間(南京、上海、杭州),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后,盧志英還被周恩來派去西安,做楊虎城的工作。
1932年,盧志英調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除發(fā)展各級黨組織外,還利用關系打入國民黨中央高層,廣泛結交進步人士,獲取國民黨軍軍事情報。
也正因為如此,盧志英后來還曾被捕過,并在獄中受盡了酷刑,但他始終咬緊牙關,一聲不吭,后來被組織營救出獄。
1934年夏,盧志英夫婦受黨組織委派,打入了國民黨江西第四區(qū)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莫雄的司令部。
圖|莫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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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雄是國民黨軍之中著名的左派將領,早年在上海隱居期間,就通過舊部劉啞佛(中共黨員)介紹,認識了一批中共地下黨員與進步人士,并與中央特科取得了聯系,負責為中共地下黨提供情報。
當時,蔣介石正籌劃對中央蘇區(qū)展開第五次圍剿,并采納德國顧問塞克特的建議,對中央蘇區(qū)施行“鐵桶合圍”的計劃,莫雄受邀出席了蔣介石在江西召開的軍事會議。
莫雄在獲得蔣介石全套圍剿中央蘇區(qū)的軍事計劃后,立即與盧志英、項與年、劉啞佛商量對策,他們幾人連夜用密寫藥水將蔣介石的軍事計劃寫在四本小學生字典上,然后再由項與年緊急送到中央蘇區(qū)。
萬幸的是,中央紅軍在蔣介石發(fā)起第五次圍剿之前,提前獲得了他的軍事計劃,促使中央紅軍迅速跳出敵人包圍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后來到陜北以后,毛主席還無不感慨的說:
“紅軍得以生存,搞情報的同志功不可沒。”
此后盧志英并未暴露身份,而是繼續(xù)留在國民黨當局,先后擔任國民黨畢節(jié)專署總務科科長、中共中央駐貴州特派員。
1936年2月,盧志英為長征途中的紅二、六軍團提供情報,在接應一支紅軍過云貴邊境時,被國民黨馬隊追上。
當時張育民還抱著剛出生不久的孩子,為了避免孩子的哭鬧引來追兵,盧志英狠下決心將孩子掛在一棵酸棗樹上,后來紅軍大部隊雖然脫離了險境,但是孩子卻死在了敵人的炮火中。
張育民聞聽孩子慘死,哭得肝腸寸斷,盧志英心中也十分悲痛,但他強忍著安慰妻子:
“為了千千萬萬個孩子,犧牲我們一個孩子,值得!”
滬上潛伏,暗助新四軍
抗戰(zhàn)爆發(fā)后,盧志英夫婦轉移到上海,繼續(xù)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盧志英利用精通日語的條件,成功取得了日軍駐吳淞海軍司令保島的信任,在提籃橋監(jiān)獄對面開設了“滬豐面包廠”和“大中華咖啡館”掩護,除給華中的新四軍提供各種日軍情報外,還利用與日軍的關系,為新四軍購買了大量的藥品以及武器彈藥。
有趣的是,當時日軍駐吳淞司令保島對盧志英非常信任,后來他得知盧弄了大批的槍支彈藥以及藥品,心里也知道他是別有用途,可自始至終,他都沒想到,盧志英是中國共產黨。
后來組織上考慮到盧志英的安全,命他在完成采購任務以后,迅速返回根據地。
圖|盧志英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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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秋,盧志英化名周志堃前往蘇北泰縣,領導當地的抗日游擊戰(zhàn)爭,還出任了蘇北聯合抗日部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
陳老總后來聽說盧志英在敵后混的有聲有色,還忍不住感慨:
“周副司令,我一直以為你是情報專家,原來打仗也打得很好啊!”
皖南事變后,新四軍的處境變得更加艱難,組織上出于實際考慮,決定還是派盧志英返回上海,建立新的情報據點。
按理來說,盧志英當時已經撤離上海,再返回難免不惹人懷疑,但盧志英還是答應了組織交付的任務。
回到上海后,盧志英重新找到保島,并給了他一大筆錢,保島不疑有他,對盧志英仍然非常信任,還接受盧志英的請求,吸納他進入日偽情報機關。
盧志英這個舉動,無疑是在鋼絲繩上跳舞。
1945年春,新四軍一名地下交通員被敵人逮捕,因忍受不了酷刑叛變,這個交通員雖然不知道盧志英的身份,卻知道日軍駐吳淞司令部有新四軍的潛伏人員。
保島一聽大吃一驚,他幾乎是立刻就懷疑到了盧志英身上,為此他還專門設了個局,想要試探盧志英,但被盧志英不動聲色的遮掩了過去。
不僅如此,盧志英還反過來要挾保島:
“如果我是新四軍,那你豈不成了新四軍的朋友?”
保島心里很清楚,所有人也都清楚,盧志英就是他身邊的人,如果說盧志英被翻出來是新四軍,勢必會牽連到他,所以保島樂得在這件事上裝糊涂。
后來,保島找了個借口把盧志英趕出了日偽情報機關。
有意思的是,過了幾個月后,抗戰(zhàn)勝利,盧志英再次找到了保島,提出要保島手底下的軍械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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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島把他手底下所有武器裝備,裝了60輛卡車,以繳械為名要送到南京,卻暗中知會新四軍,要新四軍在滬寧公路埋伏,提前把這批裝備給“截”了。
朱老總得知此事后,還給陳老總發(fā)了封賀電,祝賀他“一下子成了個‘大財主””。
陳毅很感慨的講了一句:
“這個財發(fā)得也不容易啊!”
堅貞不屈,血灑雨花臺
抗戰(zhàn)勝利后,盧志英通過原來國民黨在贛北的特務頭子康澤手下副官鄭少石的關系,重新打入國民黨特務組織,任國民黨中統滬東區(qū)副主任。
在華中分局情報部部長揚帆的領導下,盧志英將獲取大量國民黨軍事情報,源源不斷的送回根據地。
1946年11月15日,國民黨撇開各個民主黨派,單方面宣布召開一黨“國大”,至此何談徹底破裂,周恩來也在四天后率領中共代表團撤離了南京。
與此同時,中共駐南京、上海、重慶的公開機關也全部撤離,考慮到當時局勢比較緊張,而盧志英長期從事地下工作已經有暴露的風險,周恩來特意通知他要他迅速轉移,然而遺憾的是,還沒等接替的同志抵達,盧志英就出事了。
當時,盧志英的助手張蓮舫染上了酗酒、嫖娼的惡習,在入不敷出的情況下,他向上海的中統特務機關自首,出賣了盧志英。
國民黨中統方面得知這一情況,也是吃了一驚,因為盧志英是陳果夫看中的人,這樣的人竟然也能成為中共地下黨?
圖|盧大容著《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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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盧志英按照預定的計劃,前往開會的地點,發(fā)現了兩個特務尾隨盯梢,為此他臨時改變了主意,沒有去開會的地點,而是臨時跳上了一輛電車,希圖甩開追蹤。
然而遺憾的是,盧志英自始至終沒能甩開特務的追蹤,當他走下電車后,想混入人流的時候,兩個特務趁勢擠到了他身邊,走到上海青年會附近時,兩個特務趁盧志英不備,硬把他擠進了一家包租汽車的公司大門內。
盧志英九這樣被敵人逮捕了。
蔣介石聽聞消息后,嚴令陳果夫親自審訊此案。盧志英在獄中受盡敵人酷刑,又面對敵人高官厚祿的誘惑,始終堅貞不屈。
敵人惱羞成怒,想了一出毒計,他們把盧志英的妻兒張育民、盧大容都抓進監(jiān)獄,企圖以親情逼迫盧志英開口。
他們把當時年僅12歲的盧大容捆在審訊的凳子上,并用竹簽子對著他的手指,只要盧志英不開口,他們就要把竹簽子插進這個孩子的手指里面。
盧志英看著眼前的一切,頓時肝腸寸斷,可他心里清楚,這時候只要他稍稍軟半分,就很容易被敵人抓住把柄,于是他故作輕松的對敵人說:
“你們只知道我們父子情深,卻不知道信仰比父子情更高,為了自己的理想,我什么都可以拋棄,不信你們把我放開,不勞你們動手,我讓你們看著我怎么插竹簽。”
敵人將盧志英松開,并把竹簽子遞到他手里,他們就是要看著盧志英怎么對自己的兒子。
面對敵人陰狠的目光,盧志英狠下心腸,抓著兒子的手猛地往竹簽子插去,盧大容甚至都沒來得及喊出聲,就疼得暈了過去。
“如何?”
盧志英忍著心頭劇痛,拿著帶血的竹簽子,陰森的望著敵人,敵人也驚呆了,只好把盧志英又押回牢房里。
后來盧志英沒有在接受刑訊,大概是敵人也意識到,這樣的人意志堅如鋼鐵,無論如何也不能改變其意志。
圖|盧志英烈士的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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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8年年底,隨著三大戰(zhàn)役即將落幕,國民黨當局愈發(fā)日暮窮途,決定對關在獄中的中共地下黨下手。
根據任宗炳的交代,當時他們一行共九名特務,共分為三組,每個組負責處決一名從看守所提出的“政治犯”。
也許是因為慌張的緣故,他們下手過程十分的草率,當時盧志英等幾名同志只是被他們掐的昏了過去,人并沒有斷氣,但他們顧不上分辨,不由分說就將人釘進了棺材,后來盧志英三名同志被埋以后,在棺中清醒過來,因為始終無法推開棺木,被活活悶死在棺內。
1951年6月,上海市公安局請烈士的家屬到南京雨花臺辨認遺體,當時盧志英等烈士的遺骸被挖出后,在場的人都看到了這一幕,無不驚懼落淚。
應該指出的是,張育民當年和丈夫幾乎是一同被捕,但她見丈夫的機會并不多,特別是敵人在見無法要挾盧志英以后,就更不允許他們見面,張育民后來也只是得到了丈夫在獄中送出的一件皮大衣,后來回到家后,她從衣領的夾縫處,找到了丈夫臨終前寫的幾頁紙,上面寫著幾首詩句和“勝利在望,死而無怨”的一句話。
盧志英至死,也沒有改一個革命者應有的氣節(jié)。
父親在獄中的形象,后來一直影響著盧大容,建國后盧大容曾赴蘇聯留學,為我國的核事業(yè)立下了汗馬功勞。
后來在那個特殊年代,盧志英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盧大容也因為這個源于,受到了肉體以及精神的雙重摧殘,但他自始至終也沒有妥協。
1983年,盧志英獲得平反,盧大容也恢復了工作,他不顧自己身體健康,長期奮斗在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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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底,國際原子能機構在日本舉辦核電安全論壇,國家核安全局選派盧大容代表中國前去參加,但那時他的病情已發(fā)展到相當程度,妻子擔心他的身體會吃不消。可他卻說:
“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去完成這樣的重要任務了。”那語氣簡直像壯士要出征去成就大業(yè),哪怕一去不復返也在所不惜。
1992年12月,盧大容因病去世,年僅5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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