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來源：遼寧日報）
轉自：遼寧日報
洪樹
提示
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胡適以一部《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重寫了學術的范式。為何這本書僅成“半部”？《胡適留學日記》（手稿原件）何以成為全世界“最貴的手稿”？胡適與友人的交誼里藏著怎樣的溫熱與風骨？
《胡適的背影》從這些并非最耀眼、卻十分真切的側面切入，以“半部哲學史”的迷霧和胡適的“朋友圈”為線索，用細密的考據和溫潤的筆觸，勾勒出一個更具血肉感的胡適。
半部哲學史的未竟之問
《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自1919年出版后，風靡一時，連梁啟超也推許其“有石破天驚的偉論”。蔡元培為之作序時隱有期待，希望胡適“把中古、近古的哲學史接續起來”。然而一年一年過去，卷中、卷下始終不見蹤影，終成“半部書”。是胡適太忙，抑或是興趣轉移？本書作者肖伊緋給出了更富學術意味的解答。
肖伊緋細細爬梳了胡適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的日記與手稿，揭示這“半部書”背后，實有一場激烈的自我角力。一方面，胡適為中國哲學史的中古一段準備了大量的史料，卻總覺得材料尚未窮盡，不敢輕易下筆；另一方面，他堅持的“疑古”精神逼著他反復推倒自己預設的框架，從禪宗譜系到《水經注》公案，每一次考據的深入都將他的精力牽引開去。肖伊緋特別點出，1930年前后，胡適曾在日記里幾度列出哲學史中卷的提綱，又一次次在旁批注“材料不夠”“尚須求證”。這種對“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信守，成就了他的學術品格。半部哲學史，看似殘缺，實則是一個實證主義者在方法自律面前的極度坦誠。
書中呈現了深度考辨：《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中）》未見公開出版，只有新近發現的、1919年至1920年北大內部出版的講義本。1930年5月，胡適重返北大，開始進行《中國中古史》的重編，此時其治學理念已發生微妙變化，致力于更為深入的中國思想史的研究了。那未完成的中古哲學史，并非才情不逮，而是他以自己的學術生命，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寫下的注腳。
天價日記里的精神底稿
與這“半部書”的克制遙相呼應的，是胡適早年揮灑而成的《胡適留學日記》。2020年，《胡適留學日記》（手稿原件）以1.3915億元拍賣成交，創下“世界最貴日記”的紀錄。
《胡適留學日記》是了解胡適走向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成長史、近代中國留學生史的重要文獻，是呈現中國留學生群體學業、思想、生活、交誼的公開記錄，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著極為重要且特殊的地位。
肖伊緋評述說，這部“天價日記”是一座個人的思想實驗室，它的昂貴不僅在于墨跡，更在于它滿載著一個青年如何在時代激蕩中熬煉出刷新中國文化的方法與氣魄。這些分析，使日記的文物價值與思想史意義渾然交匯，也不禁讓人恍悟——那部撼動時代的哲學史，其最初的底稿原來寫在這些看似散漫的留學札記之中。
君子相交的深度與溫度
轉向胡適的朋友圈，胡適與畫家劉海粟的交情常常被人樂道，但也有人心生疑問：一個是理性實證的新文化導師，一個是激情奔放的藝術先鋒，他們的交情真有那么深厚嗎？肖伊緋通過梳理兩人橫跨數十年的通信與互贈詩畫，給出了答案：胡、劉之間是淺嘗輒止的君子之交。兩人精神深處的契合，在于對“自由創造”的共同信念，一個在筆墨丹青中沖鋒，一個在語言文字里拓荒。
2013年末，一張胡適與章士釗的合影照片亮相北京某拍賣場，最終以69萬元的價格落槌成交。1925年2月，胡適與章士釗在一次宴會上不期而遇，飯后一起合影，留下了這張照片。胡適與章士釗的情誼歷經合合分分：20世紀20年代，二人文學理念與學術觀念差異巨大，有“白話與文言”之爭；新文化運動中，胡適高舉白話文學的大旗，章士釗則以《甲寅》為堡壘力主文言，兩人筆戰激烈，幾無退讓。
不過，文化觀念的對壘，并沒有侵蝕二人私誼的根基。
肖伊緋在書中搜考了兩人幾度意味深長的贈詩。1925年，章士釗在宴席間贈胡適白話詩：“你姓胡，我姓章；你講甚么新文學，我開口還是我的老腔。你不攻來我不駁，雙雙并坐各有各的心腸。”胡適當即以一首七言詩作答：“‘但開風氣不為師’，龔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開風氣人，愿長相親不相鄙。”肖伊緋據此剖明：他們之間的分，是道義與主張的宣示，不含私怨；他們的合，是人格與雅量的傾慕，不帶功利。這種分合，恰是傳統士人“和而不同”的遺風，在近代知識分子身上一次清朗的回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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