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每到春天，市民種地的風就會吹到城郊，吹到村里。但說起市民種地，肯定有人提出疑問甚至鄙夷：一個是從消費主義的角度看，周末種地是城市中產階級的新型消費現象之一，像露營、騎行等等一樣，本質上都是情緒性、體驗性消費，而且很多農場會用生態、有機、健康、綠色等理念進行包裝和引導，讓愛追風還惜命的中產格外青睞。所以在消費的意義上，這沒什么可矯情的，也不需要多么深刻地分析。二是從個體需求上看，周末種點地，就是休閑和娛樂的方式之一，是人的高階需求的體現。看起來種的是吃的，但所種的東西既不是主要的食物來源，對宏大的糧食安全和糧食產量也沒有多少貢獻。也正是因為它不是剛需，所以市民，尤其是年輕市民容易對其美化、歌頌，還賦予深刻的意義。
這些質疑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題目所顯示的問題仍舊沒有解答。我們承認這是新型消費，是休閑娛樂，背后的問題是，這種消費為何能切中當下人們的心理？這種潮流為何流行了很多年仍盛而不衰，且有越來越多年輕人加入其中？
這幾個月里，筆者帶著題目顯示的問題去種地，種著種著，從追問到沉浸式、純體力勞動，進入了放松和放空中。但是為了通過種地的實際操作達到格物致知的目的，還是需要跳出來，試圖給這個問題一些解答。
這些解答，亦如上文的心路歷程一樣，曲折、纏繞，最后統一。
首先是人和地之間的確定性和可能性。人們害怕徒勞，更害怕失控。“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一分耕耘一分收獲”，這是土地給人帶來的確定性和安全感。而且，除非遇到極端情況，哪怕“草盛豆苗稀”，也是能收獲一些豆的。但是，生活又不能太確定。太過程式化、一眼望到頭的生活，尤其是城市生活里工業化、流水線式的生活，讓人感到乏味、空虛。在這一點上，土地又給人很多可能：除了一些科技、技術賦予土地新的活力，還有一些比較細微的體認，比如增加了知識，認識和注意到以前從未在意的東西，甚至像羅逸一樣找回了自己的“知覺”。
其次是價值追問和腳踏實地。這個時代，最不缺的就是對價值和意義的探尋，而且人越是虛空，追問就越多、越深刻。在當下的內卷、懸浮、碎片、透明中，很多人就像羅逸在《余生不上班》里的感覺一樣，并沒有確切的心理疾病，但就是感到空心、不接地氣。但絕大多數人都做不到像羅逸一樣決絕，所以只能在周末短暫逃離。為什么土地能接住這份逃離？原因之一就是它能讓人在體力勞作中接觸實實在在的東西，能讓我們感到受損傷的前額葉得到修復，這其實就是我們常說的“腳踏實地”。而且在腳踏實地的過程中，人們還可以有所收獲。來到地里，不空手走，且拿走的是自己的勞動成果，這又是一份及時反饋。
再次是主體性和天地人的統一。網上有人對“為什么中國人對種地有執念”“為什么現在的年輕人一難過了就想回家種地”這類問題的回答是：“因為水稻不會晚上12點打電話給我說她明天想結芒果”“回家種地不出幺蛾子……”很多人因為對“狗屁工作”（大衛·格雷伯提出的Bullshit Jobs）和格子間里當牛馬感到倦怠，而在種地中給自己當牛馬，是自己說了算的主體性的獲得和體現。而且種地的過程，要將自己和天、地統一起來，這種總體性就是馬克思說的“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人通過實踐把自身智慧、意志、創造力等內在能力外化到事物上，在創造物中實現自我價值、觀照自身本質。
筆者認為，還能列出很多條理由，并且這些理由和土地給人的感受是一樣的：底線很低，上限很高，可以什么都不想，也可以想很多、很深。
當市民種地成為潮流且越來越流行時，農耕文明、生態有機、在地主義等等理念都可以在這個潮流中傳播開去。而且，市民下鄉、農產品進城，本身也是城鄉融合的生動體現。所以，我們愿意看到越來越多的市民能在農耕中找到樂趣。（鞏淑云）
來源：農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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