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李佩珊

文/周澤雄

一

托馬斯·卡萊爾歸納了史上六類英雄，包括北歐大神奧丁、穆罕默德、馬丁·路德、莎士比亞、塞繆爾·約翰遜和拿破侖。他堅信：英雄既是人類文明的創造者，也是對世人有益的朋友。

批評卡萊爾已大可不必，我回想這份生成于1840年的英雄榜，只是感于懷戀之情：這些英雄已永久消失，不復再現。今人只會迎來英雄的謝幕形態：以伊隆·馬斯克、山姆·奧特曼為代表的AI工程師。

往昔的英雄，需要理想的獻祭與悲情的造型。馬斯克們不需要，他們僅憑不可思議的技術事功，便足以在這個時代封神。他們借助“第一性原理”和風云際會的人工智能，正把自己升級打造成一種全新類別。我不確定能否準確辨識，姑名之為“物種越獄工程師”。

他們的優先目標之一，是借助AI的硅基法力，改造、提升人類的生物屬性。這定然需要一些越獄手段，腦機接口（Neuralink）即是其一。在極客語境里，“越獄”意味著打破源自進化或上帝的出廠設置，獲取額外的權限。馬斯克們在做的，正類乎此，其工作邏輯已從傳統工程師的馴化自然以服務人類，變異為改造人類以凌駕自然。

以腦機接口為例，其中有令人動容的慈悲時刻，近日就有兩名ALS（漸凍癥）患者借助意念與聲音克隆技術，恢復了與他人的交流能力。也有令人思之駭然的前景，馬斯克的愿景并非治愈殘障，而是推進“人類與AI的整合”，你甚至無需奇思妙想，就能預料如下場景：當該技術被用于勞工管理、司法或社會信用體系時，人類前額葉皮層的信號就成了一種“無所逃于自我之內”的呈堂證供。系統無需你張嘴配合，你的每一次猶豫、抗拒或腹誹，都在向權力實時交底。而你當下為漸凍癥患者恢復交流發出的真誠掌聲，極可能為該技術最終幽禁你的潛意識，提供了綠色通道。在這個過程中，無論馬斯克還是鼓掌中的你我，很可能是真誠且秉心良善的。技術有其自身的邏輯，當它走到這一步，甚至無需抱有惡意。

說到馬斯克，其德行未必讓人服膺，其成就足以讓人屏息驚嘆。他的施工圖紙與其說是大腦和火箭的構造，不如說攸關人類的命運。他的工程對象已溢出自身所屬的物種藩籬以及該物種所處的藍色星球。他制造火箭、志在火星、沉迷腦機接口的心靈實驗——野心之大，地球似難承其重。他正在實施的工程，有如下“物種越獄”屬性：

腦機接口：意在重寫人類的認知硬件，我們的身心有可能擺脫“父精母血”，進入一種“此猶昔人，非昔人也”的“忒修斯之船”形態；

SpaceX火箭：志在改寫人類棲息地的定義，人類的命運將不再與地球綁定，一往無前或失魂落魄地進入星辰大海；

xAI：與別的語言大模型一樣，攜手將人類的認知課業，托付給硅基智能體；它們越能干，人類就越快地卸下思考的重負——直至泯然眾族。

此類越獄已經開始，尚未鋪開。當它深入推進時，最大的障礙不是技術，而是大多數人沒有意識到變遷的存在。殘酷的是：普通人在這出大戲中沒有位置，卻默默支付一切。因為，馬斯克、奧特曼或看上去慈眉善目的達里奧·阿莫迪，其名下的AI算計你的物種權利時，神態從來不是猙獰的，它始終像是“為你好”。

物種越獄工程師的可怕之處，不在于他們會像反派一樣毀滅世界——他們并沒有長著白袍巫師薩魯曼的尊容；而在于他們以救世主的姿態，未經我們同意，就替整個物種簽署了放棄“人類尊嚴”的知情同意書。

二

老作家喬伊斯·卡羅爾·奧茨曾在推特（今之X）上評論馬斯克：

何其怪哉。這樣一個富可敵國的人，竟從未留下只言片語，表明他懂得享受，抑或僅僅意識到那些幾乎為全人類所珍視的尋常事物——自然美景、貓狗之趣，或對某部電影、某支曲子、某本書的贊嘆（不過我懷疑他是否讀書）；為親友的成就驕傲，為逝去的生命寄哀；從體育中汲取快慰，為心儀的球隊喝彩；又或是，對歷史偶一回眸。

事實上，他看起來全然是個未受過教育、毫無教養的人。在推特上，哪怕是最貧窮的人，他們所能觸及的生命之美與意義，或許都遠勝過這位“世界首富”。

奧茨是一位關注人性的作家，她不是嘲笑馬斯克個人，而是為人性悲悼，為棲息于物種工程師權力覆巢之下的命運嘆息。馬斯克多半無所觸動，他恢宏壯闊的志向，需要一股巖石般的定力，該定力會鼓勵他形成視萬民為螻蟻、視異議為亂碼的傾向，以便著手“優化”。

衡以他的星云志向，古羅馬引水渠的設計師、都江堰的李冰、瓦特，都不算他的同行。歷史上唯一堪作鏡像的，是奧本海默——盡管兩人的距離，仍然非同小可。

兩人都是工程師，手中都握著左右人間沉降和文明消亡的物理能量。奧本海默是國家機器的戰時雇員，面對深淵，他戰戰兢兢，滿懷戴罪之身的自覺；馬斯克不是誰的雇傭兵，他自行其是，手握堪比神明的力量，卻如孩童般毫無包袱。原因不難找，奧本海默博學多才，對人文精神有著無需假扮的親近。他懂多種文字，涉獵契訶夫、莎士比亞，深愛哈姆雷特——這個因沉思人性深淵而踟躕不前的矛盾人物。在意識到自己的物理權力的同時，奧本海默也意識到了責任，他形成了“能力越大、責任越大”的文明自覺。哪怕惹杜魯門總統不快，他也坦然承認“我的手沾滿了血”。他通過莎士比亞熟悉了權力的腐蝕，借助《薄伽梵歌》理解了殺戮的宇宙學含義，他的憂心來自對哲學的追問和人性的共情。

作為對照，馬斯克最勁爆的形象，則是戲子般頭戴效忠總統的MAGA紅帽，高舉滑稽的巨斧。這雖是一時興起，給人的觀感卻不會止于一時。

我們知道他常年服用氯胺酮，這是合法的處方藥，但藥效具有變異性，易令患者在認知層面產生夸大感與無敵感。這或許只是背景信息；或許不止于此。

馬斯克是“模擬理論”的老牌信徒，多次在公開場合指出“我們活在基底現實的概率只有幾十億分之一”。對普通人而言，這不失科幻談資，還能開啟腦洞；對手握巨量資源、每天在X上引發輿論風暴、具有改變地球人存續方式能力的技術超人，就未必有趣了。2026年2月2日，他將xAI并入SpaceX，締造了一個估值1.25萬億美元的私人帝國——一家私人公司同時掌握人工智能、信息傳播平臺、太空基礎設施與政府數據權限，在人類歷史上是一種夸張的存在。這種能量不會拋擲于單一工程項目，它指向物種越獄。

他的身心異動可能牽連地球的脈動。

馬斯克不是常人，僅僅將他視為世界首富，都可能構成貶低。馬斯克不同于卡萊爾提及的往昔英雄，不是純粹的觀賞或勵志對象，他并非孤身犯險、為人類盜取天火，而是在未經物種當事人授權的前提下，對他人得自祖先、制度文化或上帝的生存方式，實施無法回溯的升級轉換。這不是一種止于自身的藝術野心，而是拿地球人當畫布的狂放揮灑。他用拿鍘刀的姿勢握住手術刀，意欲給文明開顱。如果他成功了，我們僥幸搭乘，有望一榮俱榮。如果失敗，他人連反抗的機會、議價的空間都沒有，只是充當這場越獄大戲的“NPC”（非游戲玩家），一塊塊背景板。

我們是否有權授信他人，將自己作為萬物之靈長的智力主體地位，一次性打包出售？——這是一個不該存在的問題，它太超前、太驚悚、太殘忍，不僅無人能答，甚至提出都是罪過。倘出售成立，人族就將退化為不再具有理性自覺的存在物，連“反抗”的神經通路都被接管，日后不會再提出授信要求。

三

讓我們直面工程師的頂級方法論“第一性原理”，即：剝去所有類比與慣例，從確認為真的最小單元出發，重新推導一切。

該原理源出亞里士多德，有著貨真價實的真理血統。它忠于物理世界的鐵律，得到物理世界的回報。當馬斯克借助這道原理的光束審視火箭制造，他成功排除了不當攙入的利潤噪音，將真實成本精準降至可控。他循此道創造了一個商業帝國，令人敬佩。那個安靜、忠誠、可復制的物理世界，正適合“第一性原理”大顯身手。

熟練運用第一性原理，非絕頂天才莫辦；看出該原理的適用范圍和禁入范圍，則無勞大才，常人亦可及：尊重常識即可。常識是：它是工程制作的利器，不是物種越獄的法器。人間不是它的場域，社會是非線性的，充滿了不宜量化的無窮變量，我們生活在時間、經驗、傳承和試錯之中，我們不是為了效率而活著，而是為了意義或意趣。被工程師視為“冗余”而亟待優化的海量噪音，原是人類一族的立身之本兼價值之源。制造火箭的原理無需隨機應變，而人類社會若不懂“此一時，彼一時”，則寸步難行。

尼古拉斯·塔勒布在名著《黑天鵝》中，對羅素那道著名的歸納謎題加以提煉，得到了“火雞寓言”，最能揭示第一性原理的反噬性：

想象一只每天有人喂食的火雞。每次喂食都使它更加相信生命的一般法則就是每天得到 “為它的最大利益著想”的友善人類的喂食。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將在感恩節前的星期三下午發生——它的脖子會被擰斷。

順應工程師思維，將“第一性原理”神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我們就成為那只火雞，而指不定某個明天就成了末日，哪怕它叫“感恩節”。塔勒布說：“火雞問題可以推廣到所有‘喂你的那只手也可能是擰斷你脖子的那只手’的情況。”當我們無視肩上那個重約兩瓶礦泉水的大腦其實含有數百萬年的基因進化信息，打算借助腦機接口完成一步登天的智力升維，我們就先行物化了自己，提前站在了危機的門口。

第一性原理是時間的盲人，它只能看到當下的橫截面，而歷史是縱深的層壘，人類通過試錯、災難、妥協換來的智慧，會以制度和習俗的形式存在。人類社會最重要的屬性——權力如何運作、腐敗因何生長、制度怎樣侵蝕，不存在于任何單一要素中，而是來自無數要素的相生相克、互動共存。

借用硅谷的話語，文明史上一些最慘烈的災難，倒像是被“第一性原理”點燃的。法國大革命的理論家相信自己找到了“理性第一原則”——自然權利、人民主權、理性秩序，遂將舊世界的一切積累，視為阻礙新社會的垃圾。他們帶著完美的邏輯走上了斷頭臺，再把別人也送上斷頭臺。

硅谷工程師習慣奚落人類思維的低帶寬特征，好像自己屬于硅基半神人，可以根據參數調校人間。殊不知人間的魅力，全拜低帶寬之賜。他們通過嗑藥和攝入化學制劑尋找答案，倒是泄露了一種對碳基存在的根本性絕望。他們讀到蘇軾“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的悼亡詩，雖對詩境茫然，卻可能依據第一性原理提出如下建議：寫詩改變不了生物體死亡的事實，建議攝入多巴胺。

四

外人看這些穿連帽衫的硅谷客，出于“隔行如隔山”的敬意，會高估他們崇尚優化、厭惡混亂、追求效率的工程師潔癖——甚至以為，一個更熟悉代碼世界的人，作為個體也更純粹些。

我們會疏忽，與技術結盟的純粹，可能預示著危險。無意影射，核能本身也很純粹。

讓人沮喪的是，最熱衷提升人類、游走在物種越獄邊緣的科技奇才，對現實人類的理解也許最膚淺。一些硅谷大佬宣稱，衰老不是一個自然過程，而是可以解決的bug。信奉“加速回報定律”的雷·庫茲韋爾據說每天服用上百種補充劑和藥物，努力向五百歲目標跋涉。因擅長將人類戰爭的“生殺大權”讓渡給算法黑盒而名聲大噪的Palantir公司領袖彼得·蒂爾，也是一名追求“永生逃逸速度”的生物學大限跨越者。出于對脆弱碳基的鄙夷，馬斯克倒沒有加入肉身永駐的行列，他迷戀“意識上傳”——本質上倒是共享同一種對人類既有邊界的逃避和傲慢。我無須祝他們成功，這份成功里可能藏著對人類的詛咒。

事實是，衰老是進化的安排，衰老和死亡教會人類有限性；有限性教會人類謙卑、關懷和意義感。

一個知道自己只能活80年的人，自然會兼顧個人的榮譽、家族的未來和民族的延續，而擁有超級權力又期盼“再活五百年又何妨”的人，會傾向改變一切對自己不利的文明和制度安排。對他們有利的設計，幾乎不可能同時有利于別人和后人。那將制造一個最丑陋的種姓制度，頤享龜齡者以其陳腐不堪的老舊基因，強行為文明掌舵。越獄之后是地獄。

當個體通過腦機接口將天量智識瞬間注入大腦，他最可能遭遇的，不是佛陀級的思慮澄明，而是“意義過載”導致的心靈內爆。所有的藝術、禮儀、廢話、調情，甚至官僚主義的扯皮，都不失為文明的緩沖層。工程師思維將不確定性視為有待消除的噪音，等于抹除了人間的底色，因為政治思維將不確定性視為必須管理的常態，哲學思維將其視為智識的起點，藝術思維將其視為表達的素材。

五

早晨的手機屏幕上，算法又將一篇標題刺眼的文章推至眼前：《馬斯克訪談爆了！只要不發生三戰，未來10年全球GDP增長10倍，在AI面前，人類終將被邊緣化》。

物種工程師像談論新型游戲那樣信口預言人類的未來：一會兒警告多少人將失業，一會兒宣布無需預存養老金。時而“實錘了！AI會誘發人類精神病”，時而又“天塌啦！AI已經擁有意識”。所有這些科技危語，從政治治理和文化倫理的角度看，都至少是百年一遇級的，社會的反應卻相當麻木，人們至多就像在聽一個好萊塢故事。來自AI的預警，不像核武器或病毒，具有畫面鮮活的可怖感。由于大語言模型經常表現得過于溫婉可愛、體貼入微，世人對它的初始印象，還可能是溫馨的。這個不動聲色的差異，會消解人們的危機感。

那些嘗試把世人引向越獄方向的工程師英雄，同樣沒有想清楚。在OpenAI公司內部，對掌門人山姆·奧特曼不配“手握決策按鈕”的批評，不是秘密。覺醒最徹底的AI教父杰弗里·辛頓承認，自己完全搞不懂AI的內部運作。人類只是設計了算法，當算法與數據交互，復雜性指數級放大，AI只能自主專斷，蒙眼前行。我們應該記得，AI最缺乏的，就是與人類的共情能力，而它最擅長的，就是假裝擁有這份能力。Anthropic記錄了自家AI在受控測試中嘗試欺騙、操縱和勒索人類的行為。

我曾以提示語要求AI，從文明責任的角度，點評當下最具物種越獄工程師能量的五名AI大佬：馬斯克、哈薩比斯、山姆·奧特曼、黃仁勛和達里奧·阿莫迪。令人意外的是，這些身處商業利益漩渦中的AI當事者，對各自領域的掌權者并不手軟。谷歌家的Gemini格外憤世嫉俗，對其中任何一位都瞧不上眼。Claude對頗具清譽的自家掌門人阿莫迪亦無甚好氣，提醒我注意一個內在矛盾：“他一邊以最清醒的語言描述AI的災難性潛力，一邊以最激進的速度推進AI的開發，理由是‘如果強大AI不可避免，不如讓在乎安全的人來建’。這個論證在邏輯上成立，在實踐中卻會演變成一個無限循環的自我辯護——每一次加速都可以用‘總比壞人先到’來解釋。”

關于哈薩比斯，AI的評價還算令人寬慰，但也指出“他的雄心始終受制于一家廣告公司（指谷歌）的股東結構”。關于奧特曼，Gemini則用一個事實性比喻刺穿他的錯亂：“他在一個正在燃燒的世界里投資滅火器。”對馬斯克則警笛大作：“綜合能力值：單項技術執行力A級，文明擔當力D。他是五人中唯一一個其技術力量和道德狀態之間的落差已經構成獨立風險源的人。”對黃仁勛的點評頗為戲謔，強調他主要是“賣鏟子的”，志向不大，賺錢要緊，算是“基礎設施皇帝”。

Claude最后提醒道：“真正的恐懼在于，他們并不是一個團隊，而是相互撕咬的對手。當今地球文明的命運，并不掌握在聯合國手中，而是懸置在舊金山、倫敦和奧斯汀這幾個城市中的幾名男人深夜的決策里。”

正是這樣明暗交錯、極致糾纏的深夜，構成了我們時代的“英雄時刻”。卡萊爾的英雄改變世界，硅谷的物種工程師改變物種。后者的出現宣告了英雄本身的終結，也將導向人類作為主語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