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朱光潛寫下《給青年的十二封信》，與青年探討讀書修身之道和美學品格。文字全無說教氣息，一如長者圍坐燈下，與晚輩娓娓談心。

這份以書信傳情、以生命共鳴生命的傳統，長久浸潤著無數讀書人。當然還有第十三封信，那是朱光潛寫給自欺欺人的朱光潸的，啟迪我們要做誠實的人，人生應該光明磊落。

如今，我在燈下讀濟南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這套“十二封信”書系（《給校長的十二封信》《給青年教師的十二封信》《給班主任的十二封信》），三冊小書，封面清雅淡致、可隨身攜帶、隨時品讀。

通篇讀罷，那些畫面呈現的情境在我眼前不斷閃亮，書中飽含的教育溫情與真知讓我溫暖，讓我感悟:教育之路本質上是精神還鄉之路，而精神、思想、情感都在書信之中。

程紅兵、王君、桂賢娣三位老師承襲書信體裁，分別面向校長、教師與班主任吐露教育心聲，分享為學為事為師的真切體驗。

三冊書籍看似獨立成書，實則相融共生，勾勒出完整的教育生態:校長要有立校之魂，青年教師要承教育未來，班主任要擔班級育之重任。三者同心協力，共護教育田野，升騰起教育的希望。

于仰望星空與腳踏實地之間的校長之魂

程紅兵先生的十二封信，是一位“書生校長”給予同行者的辦學沉思錄。這“書生”二字，道盡了他的風骨：既有書齋里涵養出的思想深邃與精神脊梁，又有辦學實踐中鍛造出的果敢擔當與照亮現實的穿透力。

熟悉程紅兵的人都知道，他酷愛讀書，數十年沉潛涵泳于中外教育經典與人文原典之中。

從杜威的“教育即生長”到孔子的“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從雅斯貝爾斯的“教育是靈魂的喚醒”到陶行知的“教學做合一”，東西方的思想精華在他那里不是生硬的陳列，而是經過其生命與實踐反復鍛打、已然熔鑄一體的教育信仰與行動哲學。

這使得他的言說，既能在理念的高處翱翔，又總能穩穩地落回現實的大地，沉潛教育的內核。

他談“安安靜靜辦學”，談不被內卷裹挾，談讓孩子成為“未來世界自由行走”的人。

這安靜近乎一種不合時宜的勇氣。這安靜，絕非懈怠，而是對教育規律的敬畏與遵從，是對“百年樹人”之“慢”的藝術的堅守，這是“豐富的安靜”“深刻的沉寂”。

他堅信學校應培養能“在未來世界自由行走”的“人”，而非當下考場上精于計算的“得分手”。這一定位，掙脫了短視的桎梏，直指教育的終極目的——人的自由與成全。

最為動人的是那些充滿理想主義英雄色彩的細節：他為引進華爾街精英教財商課，不惜以個人前程作保，簽下“出事我坐牢”的承諾。這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擔當，與古代“為往圣繼絕學”的書生風骨一脈相承。

程紅兵以他的知行合一告訴我們，一位卓越的校長，必須是一位清醒的理想主義者，是校園文化的定海神針；是守護教育本真的“燃燈人”，其光芒所及，便是整個學校的精神海拔；又是“永不畢業的學生”的終身的奮進，其姿態便是校園最美的表情。

于專業精進與生命修行之中的教師之道

如果說程紅兵的信是為學校掌舵者繪制航圖，那么王君老師的信，則是獻給所有在教育路上跋涉，尤其是正處于迷茫與焦慮中的青年教師的一份生命動能與修行指南。

她的故事本身，就是一部關于“成長”最勵志的詮釋：從川黔交界處大山深處鄉鎮中學的起點，到立足清華附中的講臺，這條路，她走了二十余年，每一步都刻著“功夫”二字。

她的“青春語文”教學理念、“語文濕地”教研平臺，以及等身的著作，固然是耀眼的勛章，但更打動人心的是勛章背后，那份近乎執拗、靜水流深的專業精進精神。

她的十二封信，直面青年教師成長的所有溝坎——職業的迷茫、專業的瓶頸、情緒的礁石、家校關系的迷霧……而她所提供的，并非立竿見影的“技巧快餐”，而是一種沉潛的生命態度：“心不亂，世界就不亂。”

這“不亂”的定力，是她用無數個日夜的賽課磨礪、閱讀積淀、寫作反思熬煮出來的生命原漿。她堅信，只要有一盞燈亮著，教師就會永遠有不滅的信念和美好的憧憬。

她坦陳自己也曾有過狼狽與脆弱，不掩飾作為“人”的疲憊與困惑。正是這種毫不矯飾的真實，讓她文字中的力量直抵人心。

她告訴后來者：“一生做好一件事”，教育的魅力在于專注與深耕；“愛，是教師的第一基本功”，但這愛需智慧，而非溺妄；“教研，是一種不斷追問的生命狀態”，是永葆職業青春的源泉。

她以自身為證，將教育詮釋為一場溫暖的修行，一場在成全學生的同時也在圓滿自我的生命歷程。

讀她的信，你能感受到一團火的溫度，這火既照亮了她從山村走向更廣闊世界的道路，也溫暖著無數同行者的心靈，讓人相信，教育的幸福，終究源于向內探尋的深度與向外生長的力度，源于專業的智慧與力量。

于細微之處見萬千慈悲的班主任之智

桂賢娣老師的十二封信，是一部愛的“心法”與“行傳”。這位從鄉村小學走出的全國模范教師，用四十余年班主任生涯的點點滴滴，凝練出“因生給愛”四字真言。這是一種超越了本能情感、升華為教育智慧的“慧愛”。

她著名的“每周三問”——“你愛你的學生嗎？你會愛你的學生嗎？你的學生感受到你的愛了嗎？”——如暮鼓晨鐘，敲打著每一位教育者的心。它尖銳地指出：愛是一種能力，更是一種需要被接收到的信號；自我感動式的付出，并非教育的終點，而這一切都得以尊重為前提，因為康德說”尊重先于愛”。

她的信中流淌著無數鮮活的、帶著溫度的故事：她用一塊豆腐教會孩子何為責任，用一頂小紅帽呵護一個化療女孩凋敝的尊嚴……這些故事里沒有宏大的敘事，卻在最為細微的尋常處，閃耀著教育最本真，也最慈悲的光芒。

毫不夸張地說，桂賢娣的教育，是一種“在場”的哲學。她的身影，不僅在教室的講臺前，更在學生的家庭里，在孩子們成長的每一個需要被看見的角落。她提前到校打掃教室的晨曦，自費更換窗簾的細心，都是“愛”最質樸的注腳。

她說：“只有幸福的教師，才會教出幸福的學生。”這句話，道出了教育中一個常被忽略的真理：教育者的生命狀態，本身就是最重要的課程與養分。

班主任，作為與學生生命聯結最緊密的角色，其情感的溫度、人格的亮度，以及智慧的道德之光，直接定義了孩子感知世界的底色。

于書信載體與教育本質之間的精神返鄉

當我們將三部書并置，一條清晰的脈絡便浮現出來：它們共同完成了一次對教育本質的深度叩問與多維度回應。

程紅兵在治理層面，守護的是作為“家園”的學校的自由與完整；王君在專業層面，點燃的是作為“志業”的教學的激情與創造；桂賢娣在關系層面，踐行的是作為“仁術”的教育的體貼與慈悲。

視角各異，角色不同，卻最終殊途同歸，共同指向“人的成全”這一教育的終極關懷。

而“書信”這一載體的選擇，在當下尤具深意。在效率至上、溝通速食化的時代，書信所代表的慢速、深度、真誠與鄭重，恰恰是對抗教育浮躁化、工具化的一劑良藥。

它迫使作者與讀者都慢下來，進行一場專注的、交心的精神對話。這三部書，是“做”出來的教育學，帶著課堂的煙火、學生的笑語、現實的矛盾與突破的歡欣。它們的價值，不在于構建完美的理論體系，而在于展示了教育在當下中國依然可以保有的美好樣態與精神高度。

在 “簡縮時代”，教育時常被簡化為分數、被異化為競爭工具的時代，這套小書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溫和而堅定的宣告：教育，終究是心靈與心靈的相遇，是生命對生命的喚醒。它或許不能提供立刻解決所有難題的萬用鑰匙，但它能給予我們澄澈的目光、安寧的內心和堅定的腳步。

閱讀它們，仿佛在教育的漫漫長路上，遇到了三位智慧的引路人。他們不言高深，只是將那些歷經時光淬煉的道理，連同他們全部的熱忱與真誠，在紙頁間，娓娓道來，靜待回響。

而這，正是一場真正的精神還鄉——回到教育最初的愛、智慧與勇氣之中。這，便是朱熹所言說的“小學之方，乃復其初”。此小學，乃基礎教育也，乃為師之學也。

文章轉載自轉載自《中國教育報》，原標題：《精神還鄉:在書信與教育之間——“十二封信”書系的傳遞與召喚》，2026年7月1日發布。

本文作者：成尚榮，江蘇省教科院研究員，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指導組專家、中小學教材審查專家，明遠教育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于漪教育思想研究中心顧問、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當代教育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編輯：孫彥晗

二審：董慧慧

三審：張雪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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