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時，作為亞洲地區典型的落后農業國和先進工業國，中日之間的國力差距堪稱觸目驚心。

當時，日本鋼產量580萬噸，中國僅4萬噸；日本年產飛機1580架，中國產量為0；日本海軍總噸位115萬噸，中國5.7萬噸，一艘戰列艦單挑整個中國海軍。

這幾乎是一場毫無懸念的戰爭，"三個月滅亡中國"似乎并不瘋狂；可惜直到戰敗投降前夕，日本非但沒有打通中國的內陸通道，而且還損失了大量機動精銳。

這里就有一個問題：為何在國力和工業實力方面，完全領先中國的日本，卻無法完成對于一個落后農業國的全面占領呢？

首先，我們需要了解一下，日本為執行對外擴張政策，專門頒布的《大陸政策》。

第一步征服臺灣，第二步吞并朝鮮，第三步進軍中國東北和蒙古（滿蒙），第四步滅亡中國，第五步征服亞洲、稱霸世界。

這一政策，是從明治時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日本長期奉行的基本國策，但是實際上受制于經濟危機、外部環境等因素，并沒有得到充分的執行。

有一部分觀點認為：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根本目的，最初就不是“全面占領中國”，而是以華北和沿海經濟區為籌碼，逼迫國民政府屈服，讓中國淪為附庸。

在日本高層眼里，《大陸政策》的確是一個完美的戰略計劃，但是想要全面占領全中國，在二戰期間肯定是行不通的，這不關乎所謂的軍事實力、工業規模，光一個戰略縱深就不是日本能夠耗得起的。

雖然說，1937年全面抗戰前，日本常備軍僅有38萬人，但嚴格的后備兵役制度，使其戰時可動員448萬人的預備役部隊。

反觀彼時的中國軍隊，170萬正規常備軍中，許多連花名冊都點不齊，基層軍官不研究戰術，打仗全憑血氣之勇。

更令人心酸的是，中國士兵的訓練子彈珍貴如金，多數訓練只是打空槍，每個士兵開戰后配發20發子彈就上了戰場，而日軍新兵每月步槍實彈射擊不低于150發。

在軍事實力層面，日軍完全碾壓當時的中國軍隊，淪陷更是遲早的事；無論是日軍，還是國府高層都清楚，在沒有外部援助的情況下，中國軍隊只會被消耗殆盡。

1937年12月南京淪陷后，國府當局遷都重慶，而后害怕重慶再度失手，又擬訂遷都西康省會西昌的計劃，可想而知當時的中國，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

但是，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戰略驅動力，來自“大陸政策”，即通過控制東北、華北乃至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獲取彌補其資源匱乏所需的礦產、糧食和工業原料。

然而，日本高層清醒地認識到，以自己不到1億的人口基數，不可能像清朝那樣完全奪取一個擁有4.5億人口的“龐然大物”。

所以說，日本想著通過速決戰摧毀中國的抵抗意志，利用華北和沿海經濟區為籌碼迫使國府投降，讓中國變成日本的“打工仔”，而非立即將每寸土地并入版圖。

戰略目標上的先天性局限，就決定了日本所謂的“全面占領”，不過是自欺欺人。

八一三淞滬會戰，粉碎了日軍“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言，中國軍隊面對日軍的立體化攻勢，雖然戰損慘重、不斷后退，但這本身就是一種“用空間換時間”的戰略。

當蔣介石政府遷至重慶，將四川作為持久抗戰的大后方時，日軍大本營發現事情正在起變化，國民政府在遭受沉重打擊后必然屈服，被證明是一場徹底的誤判。

淞滬會戰后，日軍本想“乘勝追擊”擴大戰果，但由于過早使用了戰略預備隊，反而因沒有“戰略追擊隊”而力不從心。

這種“打贏了追不動”的窘境，從一開始就暴露出日本戰略儲備的脆弱性。

隨著戰線向西延伸，山區地形對于日軍后勤補給簡直是噩夢，彈藥、糧食、油料供應難以為繼，機械化部隊也難以推進。

更為要命的是，日軍在占領一座城市后，往往只能控制“點”（城市）和“線”（鐵路、公路），卻無法控制廣闊的“面”，也就是廣大的農村地區。

越往西部內陸，日軍占據的城池和據點內，駐防的日軍是越來越少，原本進行野戰的兵力，被迫作為戍衛部隊，嚴重影響了日軍集中兵力擴大戰果優勢。

1938年底，日軍大本營已經發現，消耗中國資源的同時，日本自身的財力、人力和戰略物資也在加速失血；日本在關內戰場的兵力已超過75萬人，卻仍然無法肅清敵后武裝，無法消化龐大的占領區。

1941年，日軍的目標從“繼續進攻”調整為“長期持久態勢，在幾年后將在華兵力縮減到50萬人”；它們只能嚴格控制戰區的范圍，不敢繼續向西部發動大規模進攻。

在對華戰爭陷入僵局時，為了獲取更大的戰略緩沖地帶和資源區域，日本又錯誤地發動了太平洋戰爭和入侵東南亞的行動，這使得美國被徹底拖入二戰，這無疑宣告了日本“大陸政策”的失敗。

日本輸掉這場戰爭，是對于中華民族抵抗意志的嚴重低估；抗日戰爭，把中國從一個“地理概念”凝聚為一個“民族認同”。

在全面抗日路線下，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的全民族抗戰意識被點燃；大量的地方軍閥，原本還在相互廝殺，當侵略者踏進家園時，他們放下恩怨共赴國難。

十四年抗日戰爭，中國軍民傷亡總數超3500萬人；中華民族用自己的犧牲證明，任何侵略者都無法用單純軍事工業實力，摧毀一個古老民族的生存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