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在一個公司做銷售，當時老板承諾提成是2%，最后我走的時候是1%，還要七扣八扣，最后連1%都沒有，這巨大差別的原因是最開始老板沒想好。

　　我當時入職談工資的時候，那個事業部很小，對整個公司的業績影響忽略不計，所以老板根本就不在乎是1%還是2%。但是我進入之后，把那個事業部做起來了，后來一算賬，如果按照當初承諾的點數計算提成，我就成了公司工資最高的人，比其他人翻幾倍，老板覺得這會影響公司其他人的士氣。

　　老板的這個考量有他的道理，但這也說明了老板既沒有魄力踐行當初的承諾，也沒有遠見和智慧，很難做大，有點像當初小霸王對待段永平。

　　其實我們改革開放的時候也是如此，當時太著急了，跑到全世界考察，美國完了去歐洲，歐洲完了去日本，甚至還去新加坡學習，從我們現在的角度看，中國和新加坡不管是人口，面積，地理位置，還是產業結構都是完全不同的，去新加坡這個城市國家學習根本就沒有意義，沒辦法，那時候太渴望了，要把西洋東洋南洋都學一遍。

　　考察了全世界發達國家之后得出的結論就是大規模開放學習，把很多東西都修改了，結果就是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貧富差距急速擴大，國有資產大規模流失，區域發展云泥之別。今年鬧得很大的娃哈哈當年就有國有資產流失的嫌疑，都是當初只追求效率不追求公平的結果。

　　民營經濟大繁榮，國有企業陷入困境，后來搞國企改革，工人下崗，都是最開始的理論沒有想好導致的。國有企業有沉重的社會責任，而民營企業幾乎沒有，讓蘇炳添背著50斤的負重和我跑步，我還真不一定會輸給他。

　　整個八九十年代的社會保障都處于裸奔狀態，1992年才開始繳納社保，但是直到今年，居然還有一些企業不繳納。各地為了招商引資，對不繳納社保的情況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各地常年刻意壓低社保繳費，這幾年深圳的社保大幅上漲，就是對以往的修正。

　　這樣的例子實在太多了，大體都是最開始的理論論證不對，摸著石頭過河的意思就是邊走邊改，改來改去，不斷對理論打補丁，最后理論臃腫，四不像。

　　國有企業以特別低的價格建設了基礎設施，最終受益的卻是民企，這同樣是最開始的時候理論建設沒做好。

　　最典型的就是通訊行業，國家花費幾萬億修建通訊網絡，但是三大運營商的利潤遠遠不如互聯網企業，一個字節的利潤就是三大營運商利潤總和的兩倍以上，而互聯網企業的大股東又是外資。所以最后是中國民眾花錢建設網絡讓外資攫取成果。

　　現在我們最大的問題不是美國，而是如何進行國內的改革。要在理論層面上想好，把很多后面會發生的一系列變化想周全，免得又和初衷相悖。

　　國內消費低迷，這兩年發消費券提振，從結果來說，效果有限，因為沒有從源頭上改善。這就好像有人說給每個人發錢一樣，在沒有進行分配改革的情況下直接發錢除了增加財政負擔，除了讓大家爽一個月以外，對消費改善沒有什么幫助，這是徹頭徹尾的歪點子。

　　還有人說民眾不敢消費是因為保障不齊全，問題是要徹底保障齊全，錢從哪里來？

　　針對這一系列的問題，我們需要從根源上解決。

　　首先，從理論上來說，我們改革的方向是共同富裕，這個目標確定之后，就需要修改以前“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觀念，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允許速度慢一點，效率低一點，更多的資源往共同富裕方向傾斜。這就是高質量發展的一種體現。

　　目標確定了，接下來在行動上就需要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適當削減一些高收入者的收入。個人所得稅，房產稅，消費稅和增值稅的改革就需要進入日程，還要開征遺產稅，因為這是二次分配的主要手段和工具。

　　為了促進消費，可以把消費稅從中央全部收取改為中央和地方按比例收取，改變之后地方也有動力刺激消費。

　　個稅要起到調節財富分配的功能，就需要把個稅的占比提高，現在個稅在稅收中的占比才8個點，有點低了，無法起到調節貧富差距的作用。更關鍵的是要堵住各種避稅的方法，這一點至關重要，以往一些看似合理的避稅方法，都要堵住。

　　房產稅的征收是大勢所趨，只是時間的問題。增值稅其實可以再降低一點，取消或者減少一些出口退稅。

　　這樣改革之后，稅收收入增加了，可以用更多的錢用于補貼生育，養老和低收入家庭，對多孩子和老人家庭進行更大力度的補貼和稅收優惠，穩定人口總數和各年齡的比例。

　　以上是通過稅收的方式調節財富分配，這是重新分蛋糕，這個阻力會比較大。除此之外，還要做大蛋糕。

　　現在全球債務高企，整個西方國家都會不可避免的進入大放水周期，用放水化解債務，在大放水之下，大量資金會進入中國，導致國內的M1會在現有基礎上大增，未來的資產價格會上漲，引發工資收入上漲，我個人認為，這是中低收入者工資收入上漲的主要推動力，我們需要在全世界大放水到來之前把分配改革完成。

　　這一系列的改革完成之后，初次分配也就是民眾通過勞動獲取報酬會提高，通過稅收進行的二次分配縮小貧富差距，讓共同富裕的目標得以實現。當這些改革發揮作用之后，民眾就有錢了，消費不用刺激自然起來。

　　這個改革有一個副作用，因為工資提高了，會刺激企業進行技術升級，削減工作崗位，讓失業率提高。大家因為害怕失業， 又會抑制民眾的消費欲望。

　　穩定失業率的最好辦法就是進行生產時間的動態調整，當失業率走高的時候，可以推行4天工作制，如果推行這個制度有難度，可以提高加班工資，抑制加班行為。比如說現在工作日加班是平時工資的150%，可以臨時把這個改成250%，如果效果不明顯就繼續提高，抑制加班也有利于降低失業率，因為企業會權衡，加班費太高不如直接再招一個人。

　　意思就是一個，把失業率和生產時間掛鉤，形成一個動態平衡，不能是一成不變的。現在失業率的提高主要就是生產力高速發展導致的，生產力發展是永久的，而且是一直往前的，我們不能用臨時措施去應對永久的問題，所以以工代賑，擴大研究生招生這些辦法都是沒有用的。與其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必須要在理論上，徹底解決生產力發展導致失業率高企以及出生率下滑的問題。

　　這一系列舉措展開之后，中低收入者工資提高了，社會保障會更加齊全，隨后就是消費復蘇。

　　消費復蘇的時候，就是房地產反彈的時候，也是生育率企穩的時候，這三個問題本來就是一個問題。這些年我們針對消費，房地產和生育率都有針對性的措施，但是效果都不好，就是因為只是治標，沒有治本，我們要把這三個問題當成一個問題治療。

　　如果一副藥吃了一段時間沒有效果，就是不對癥，不要再吃了，要重新找病因。消費補貼出了幾年都沒效果，其實完全不用出了。

　　在共同富裕目標達成的過程中，教育的內卷也會減緩，因為貧富差距縮小了，繼續卷教育的意義就沒有了。范進之所以會發瘋，是因為中舉之后地位會大幅提升，胡屠夫之前罵他是現世寶，中舉之后說他是文曲星下凡。如果舉人和秀才的差別不大，胡屠夫也就不會有這么大的反差，所以貧富差距縮小以后，教育內卷會自然消失。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措施就是提高國有資產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

　　僅僅靠稅收來調節貧富差距是不夠的，還需要提高國有資產的規模，國有資產占比太大會失去效率，改革開放以前的效率就有點低，占比太小又讓國家發展的財富大量匯聚到少數人手中，所以達到一個什么比例，能讓經濟保持一定效率的同時又不過多的失去公平，這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這是生產資料歸屬權的問題，是生產關系改革中的重要一環。 金融改革的本質就是生產資料的歸屬，所以金融改革為什么是所有改革中的核心就在于此。

　　所有這些改革涉及到生產資料歸誰所有，勞動成果如何分配，勞動時間如何適合生產力，綜合起來就是生產關系的改革。

　　前幾年的改革之所以慢，我猜想可能是在理論上沒有形成共識，一旦有了共識，改革的速度就會非常快，只要看到改革的初步效果，全社會就會形成共識，讓改革的進程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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