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如何，對政府施政方向、甚至有時對其公布數字的虛無式懷疑都不可取，但這也反映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懷疑本身并不是約旦公民的罪過，尤其當他們面對的誤導，主要源于缺乏堅實、可證實的官方敘事。

對任何公民而言，懷疑都是一種本能；衡量這種懷疑的標準，在于它是否有助于帶來更多公信力與透明度。

真正對公民和國家造成傷害的，不是公民對項目提出懷疑，而是國家前景中的確定感正在缺失。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過去歷屆政府一系列不穩定、欠缺精確的程序性做法，另一方面也與一些高級官僚過去操弄政治和媒體的手法有關。

缺乏確定感，才是應當被置于絕對優先位置的問題。要恢復公民信任，最好、最快的辦法，就是重新培育這種確定感。重建這種重要而基礎的確定感，是恢復信任、進而消解懷疑的必經一站。

一味固守懷疑，始終反映出公眾輿論中的某種病態失衡。與之相對，現政府有責任注意到，必須恢復社會整體的確定感；也要對持懷疑態度的公民保持耐心，用行動和證據去說服他們，而不是依靠花哨、投機、近乎雜耍式的話術。

因為在現實中，無論是政府還是投資項目，如果沒有民意支持作為基礎，就談不上真正的合法性。所謂民意支持，也不應只停留在“聽懂信息、鼓掌叫好、無條件捧場”的層面，而應建立在對政府人物公信力和其引導性話語準確性的判斷之上。

近期被稱為“大型項目”的這些項目很重要，值得獲得公眾支持。要讓這些項目在啟動后真正具備推進能力，部分前提就在于提高信息篩選的水平，塑造社會觀感，并在公民中不斷積累積極預期。

這大概是政府、民眾以及中介機構共同的任務。而這項任務若沒有理性、穩健的國家媒體參與，就無法真正推進；這種媒體也應體現出更理性、更審慎、尤其更“準確”的政府傳播。

任何政府的舉措及其項目，不論細節如何，的確都需要一個能夠托舉它們的社會基礎。社會并不需要對政府所說的一切都一味喝彩、鼓掌。

同樣，在敏感而關鍵的時刻，政府也不應接受外界在沒有證據和依據的情況下，對其項目持續不斷地提出懷疑。政府意志與其話語，原本應當與民眾期待在一個中間地帶相遇。

如今已有一些問題不再是秘密，其核心就是政府話語的公信力危機。這個問題必須處理。因為官員和正式機構如果只是停留在拒絕懷疑、反過來指責民眾的層面，這種做法既無效，也毫無意義；若沒有持續而有說服力的實際工作支撐，這樣的姿態不會產生結果。

公眾輿論若僅僅依據過去的歷史遺產，就全盤否定政府所說的一切，這同樣是一種虛無主義式的做法。

因此，雙方在中間地帶相遇至關重要。任何政府的舉措及其項目，不論細節如何，確實都需要一個能夠托舉它們的社會基礎。

政府有責任避免在國家與人民之間的空白地帶中肆意操作。

因此，圍繞“懷疑”與“確定感缺失”所構成的關系危機，討論其中的損耗與流失，是一個必須得到足夠重視的關鍵議題。

公民因提出疑問、甚至有時表示懷疑，不應受到責怪，尤其當問題涉及數十億投資和大型項目時，更是如此。

公眾記憶至今沒有忘記，一些曾在歷屆政府中身居高位的人物曾出現在電視屏幕上，許諾過數十億投資，但這些投資后來無影無蹤，或者項目最終只停留在紙面上。

安曼民眾至今仍清楚記得，一位前首相和一些規劃部長曾搭上“數十億投資”的浪潮，但最終什么也沒有發生。

因此，政府不應期待社會會為其宣布的項目歡呼慶祝，因為街頭社會已經一再經歷“承諾落空”的循環。但也不能讓現政府為過去一些政府的夸大其詞承擔代價。

一個看上去認真的政府，以及一個在此處彼處斡旋的內閣團隊，也不應因為前任政府的錯誤判斷，而為自身施政方向的聲譽支付成本或賬單。

當前提出的大型項目，例如國家輸水工程、鐵路以及部分能源投資，都是重要、必要且具有關鍵意義的項目。不應因為不斷聽信消極者、虛無主義者或一概懷疑者的聲音，而在任何情況下阻礙這些項目推進。

國家項目值得被給予機會，不應在懷疑和誤導中被消耗。但政府若想真正獲得這樣的機會，就有責任展現耐心與靈活性，并在行動時充分理解過去歷屆政府曾對約旦人說過什么，如此一來，被放在“被告席”上的才不至于只有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