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69年1月的一天夜里，北京南城刮著帶霜的西北風，遠處火車的汽笛隱約傳來。吉普車忽而停下，布簾甩開，王廣宇被推到一處陌生的院墻前。漆黑中只見探照燈掃來掃去，崗樓的剪影像冷鐵插在夜色里。他不知道自己腳下的土地叫南苑，直到幾個月后才從廣播里聽出端倪。
再往前追溯三年，1966年7月，中央臨時機構“文革辦公室”掛牌，12月易名“辦事組”。王廣宇自1967年1月起擔任組長，在文件堆里打轉，整日同報告、批示打交道。魯迅手稿的“失蹤”成為轉折點——原是一場烏龍，卻被迅速放大，他成了替罪羊。先是功德林，隨后南遷，最后送往秦城；三段囚旅，也是一部冷酷年代的注腳。
被押進南苑時，他的全部行李只有兩個搪瓷缸子。新牢房呈條形，兩米長，一米四寬，靠墻釘死的木板床旁，矮矮的水泥便池嵌在地面，沖水閥門卻設在門外。抬頭可見對面墻上懸著一排暖氣片，冬夜里尚能吐出微熱。他把兩件舊棉衣鋪在木板上，迷迷糊糊睡去，心里盤算：“只盼人能活著出去。”
清晨，鐵門吱呀響，一名看守遞進兩只塑料碗和一把小勺。早餐是窩頭加咸菜，外帶半瓢稀粥。中午又是一樣。可第一天的晚飯卻出乎意料：丸子白菜，雖說丸子是粉條糊成，炸得香脆，油星點點，已屬難得。那頓飯讓他第一次意識到：南苑或許比功德林“講規矩”。
十幾天后，他忽被換到一排剛封頂的平房新監。墻體尚冒白霜，被褥摸上去像浸水的棉絮。他只能把自己裹成蠶蛹，用體溫逼退墻里的濕寒。五日后，被面終于不再打濕袖口，呼吸里少了霉味，他暗暗松了口氣：“人吶，原來真能把墻面焐干。”
在南苑，時辰被鐘聲切割得細碎。早飯后背誦條例，午后靜坐反思，夜晚聽廣播。只有透風的小窗能看見天光與樹影。春天來時，他猛地聞到槐花香，才曉得季節已換。外頭播音喇叭里一次喊出了“豐臺區”，這讓他第一次確認了坐標，也確知自己身在北京南苑。
日子并非完全沉悶。管理員老陶年近四十，說話總帶著河北口音。有天中午，他見王廣宇還穿著厚呢褲，遞來一條粗布單褲，“天暖了，別捂出痱子”。王廣宇點頭，用力捏了捏褲腿的布料，輕聲答道：“多謝，算你濟困。”這句簡單對白，是他在南苑最溫熱的記憶之一。
監管制度嚴苛卻不乏秩序。每人配一個搪瓷臉盆，每月準時發薪票兩角，供在獄中小賣部換鹽和紙。被子可在月初晾曬半日，衣服破了向值班室借針線自行縫補。沒有體力勞動，最大的消遣是回想辦公室里的文件，想著哪一張紙會決定自己余生。
1970年春后，糧食配額調整。管教宣布：“以后一天三頓，粗細搭配！”說罷打開鐵門，熱氣撲面而來——白面饅頭、玉米稀飯，還有一勺土豆燉白菜。偶爾輪到加餐，能見幾丁紅燒肉漂在湯面，人人默然卻心里翻涌。與此同時，肥皂、牙刷依舊靠家屬接濟。王廣宇寫信申請，填了三份表，蓋了四個章。那年臘月，他收進一條舊毛巾和一塊香皂，擦著粗糙的布面，竟生出從未有過的踏實。
比起食宿，他更在意外界風聲。每天傍晚，收音機里傳來《新聞和報紙摘要》，林林總總的口號此起彼伏。他習慣性推算形勢，幻想何時能獲釋，又怕一覺醒來被告知轉移。時間被這種不確定攪得稀碎，一轉眼就到1971年的初秋。
這年的一個陰雨日，天剛蒙亮，老陶推門而入，遞來一張調監通知。王廣宇捧著薄紙，看完沉默半晌，隨手把兩只搪瓷缸子并攏，拎了出來。看守示意他上車，他回望那排被自己“焐干”過的白墻，沒有多說一句。車輛駛出監區，院門緩緩關上，鐵鏈嘩啦作響，南苑歲月徹底封存。前方，是通往昌平的長路，也是另一段囚途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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