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參考歷史資料結合個人觀點進行撰寫，文末已標注相關文獻來源

（百姓 蓋漸）

1081年，北宋神宗元豐四年，一個叫做蓋漸的普通百姓來到了京師開封府。

他要告狀么？不是的，他是被告。

事情也很簡單，蓋漸是河南禹州陽翟縣的一個農民，家里比較貧窮，生活也很困頓，因為貧窮，他把自家的一些田地和房屋（簡稱田宅）抵押給了一個叫做張誠一的大官，想要換點錢周轉一下。

但是，張誠一這個人啊，他挺黑，抵押價格壓的非常低，價格低不說，該給的錢，他還沒付全，就給了一部分。

這還不算，更過分的是，抵押的時候你給人家的錢，你克扣的很多，但約定將來蓋漸要把田宅拿回來的時候，卻要人家多拿錢，收高價。

這是什么？

這是趁你窮，趁你困頓，往死里坑你。

想來這個張誠一，也壓根就沒打算把田宅還給蓋漸，我們知道這個事情屬于抵押，不是說賣給你了，在沒有超過約定的贖回時間內，你張誠一不能說隨便把這些田宅賣掉。

但是，張誠一前腳拿過這些田宅，后腳他就聯系上了陽翟縣里一個叫做孫賁的人，兩個人一串通，把蓋漸的田宅給賣了個七七八八。

孫賁也不是一般人，有功名在身，此前還做過本縣的知縣。

兩個人有利益勾連啊，屬于是狼狽為奸了，張誠一在官場上對孫賁還多有幫助，經常疏通關系，四處打點，希望能再幫孫賁謀個一官半職。

可以說，在本案中，蓋漸是受害者。

朝廷里有個叫做滿中行的御史，他看不過去了，直接上書宋神宗，說張誠一和孫賁坑害百姓的勾當抖了個干凈，彈劾的奏章寫的更是相當狠：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百十二：贓貪不法，何異寇攘？

說這兩個人吶，尤其是張誠一，他坑騙百姓，撈起錢來跟強盜也沒什么兩樣了。

（史料記載）

神宗看完之后，按照慣例，把本案送到開封府，讓開封府審理。

按滿中行的想法，只要事情到了皇帝面前，開封府介入了，案子就能水落石出，但是他沒有考慮到，當時皇帝的心思，是不會在這個案子上的。

彼時，神宗正在全力推行王安石變法，而張誠一的職務是樞密院都承旨，他不僅是皇帝的近臣，還是變法派的重要人物，這個時候要是處理張誠一，那就是給變法派增加阻力，本來變法推行就阻力重重，再鬧出這種事兒來，新政還搞不搞了？

所以，不久之后，神宗下了一道耐人尋味的詔書：

說蓋漸這個案子啊，是民間小事，何必搞的這么費勁呢？大夏天的，開封府還到處抓人審人，這完全是“冀附致近臣之罪”，這不明擺著是要給皇帝身邊的大臣羅織罪名么？

看得出來，神宗的態度是，這個案子沒有必要浪費太多精力。

滿中行一看這不行啊，又上奏章，說開封府辦不明白，可以移交給別的部門，反正既然有案子了，那案子就要有結果。

神宗沒搭理他，因此本案不了了之，張誠一沒事，孫賁沒事，至于蓋漸，他的田宅，也沒人還給他，他的損失，那也就是自個受著。

這是蓋漸的第一次登場，在元豐四年，而他第二次登場，要到十多年后。

公元1085年，神宗去世了。

神宗死，哲宗繼位，哲宗當時才十歲，所以由高太后垂簾聽政，高太后和神宗不一樣，她是非常討厭變法派的，因此這個時候變法派就失勢了，章惇，張商英這些變法派骨干都被貶謫，而保守派如司馬光，呂公著，范純仁等人則被重新啟用，神宗年間的新法也陸陸續續的廢除了。

總而言之一句話，舊黨掌權，你新黨靠邊。

（文官斗法）

但是小皇帝不是永遠十歲的，一天一天他也長大了，他開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哲宗還是比較崇拜父親神宗的，一心要繼承父志，所以到公元1093年高太后去世，哲宗親政之后，哲宗又把受打擊的新黨弄了回來，而把舊黨都給貶走了。

朝廷大變天，新舊兩黨大翻盤，大家心里都繃緊了弦，重新執政的新黨當然要報之前的仇，而眼看要被排擠走的舊黨也想要自保。

就在這個關鍵時刻，有人想起了十六年前的蓋漸一案。

誰呢？

開封府尹王震，他是舊黨成員，他平時和宰相章惇非常不對付，而章惇正好是新黨現在的話事人。

無論于公于私，王震都想要絆倒章惇，但問題是章惇現在紅的發紫，皇帝信任，輕易是打擊不了的。

怎么辦？

找突破口。

王震在開封府翻檔案，就叫他翻到了多年前的蓋漸那個案子，很特殊，涉及的人很多。

張誠一，孫賁，這都是新黨，蓋漸雖然是普通百姓，但蓋漸和一個叫做來之邵的人有親戚，這個來之邵則是舊黨成員。

王震感覺這個案子可以做做文章，于是他把蓋漸逮捕審問，想看看能不能獲得什么有用的信息。

接下來的劇情就非常復雜了，但作者梳理了一個相對比較簡單的，供我親愛的讀者朋友們閱讀：

1，王震重審蓋漸案，發現蓋漸和來之邵是親戚，案子牽扯到了來之邵，來之邵以前是舊黨，但他政治搖擺，現在已經成了新黨，王震要打擊來之邵，章惇旋即也介入了本案，一個要打擊，一個要保，矛盾公開化。

2，章惇的盟友，同為新黨的張商英為了幫助章惇，他也聯系上了蓋漸，教唆蓋漸誣告一個叫做安燾的舊黨成員，這是要把水攪渾，把更多人拉下水。

3，王震抓住了這個把柄，翻過來彈劾張商英，說張商英和蓋漸合謀，想要做壞事。

這是什么？這是審理案子么？這不是審理案子，這是借著審理案子的由頭進行政治斗爭，沒有真的關心蓋漸的田宅如何，因為蓋漸只是他們手里的一張牌，一把槍。

王震的彈劾很快奏效，哲宗親自下旨，把張商英貶為了監襄州酒稅，一個朝廷大員，成了地方上管酒廠的。

眼看著新黨骨干被打擊出了京師，章惇坐不住了，他也上書哲宗，說了一段很老辣的話，這段話很長，作者就不全摘錄了，但我們可以注意這段話中的一句話：

《寶真齋法書贊》：有中傷臣之心。臣備位宰臣，而為群小結架如此，若不根治，恐小人陰相交通，愈肆奸險，傾搖國事，無所不至。

章惇說，如果新黨成員有錯，那依法辦理，如果新黨成員沒有錯，那就是有人蓄意中傷，我是宰相，卻被小人圍攻，如果這種情況不根治，以后他們相互勾結，動搖國本，什么事都干得出來。

就是這段話，使哲宗意識到，哲宗如果要推行新法，就必須支持新黨，就必須保護章惇，因為現在新法全靠章惇推行，這個時候如果章惇位置不穩，把他拿掉了，他被打擊了，那就是自毀長城。

（宋哲宗）

接下來就是哲宗的雷霆手段，王震被調離開封府，安燾被貶，舊黨成員陸陸續續的黃州惠州儋州，舊黨的反撲就此失敗，新黨坐穩了執政位置。

至于蓋漸案，至于蓋漸本人的田產，那不好意思，后續史料里沒有任何記載了。

我們回顧蓋漸案的全過程，我們可以發現，這個案子每一次的轉折，不取決于案件本身的是非曲直，而取決于朝堂上的政治風向。

元豐四年，案子可以解決，但案子被壓了下來，因為變法派當政，皇帝要推行新法，不能動張誠一。

紹圣二年，案子也可以解決，但“沒必要”解決，因為無論新黨舊黨都要拿這個案子肅清政敵，蓋漸案是最趁手的工具。

可以說從頭到尾，沒有一個人為蓋漸的利益說過一句公道話，御史滿中行最初彈劾的時候還能站在贓貪不法的角度指責張誠一，可到了后來，雙方的爭論全是誰勾結誰，誰中傷誰，大家都在利用蓋漸，用完了，那就扔到一邊。

這正是北宋黨爭的可怕之處，這個環境讓本來是正常的人都會慢慢變的極端，你不是新黨，你就是舊黨，你不是君子，你就是小人，沒有中間地帶，它讓所有的事情都政治化，一個普通官司可以變成彈劾宰相的由頭，一個平民的訴求可以湮沒于權力的游戲，這樣的例子并不少，烏臺詩案，車蓋亭詩案，都是這樣的例子。

北宋是繁榮的，文明的，高度發展的，有人情味的，在古代所有的政權中，北宋都擁有一種別的時代沒有的那種人文的感覺，但是，當一個封建王朝連普通老百姓的田地和房屋都保護不了的時候，那它離崩塌，又能有多遠呢？

參考資料：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百一十二

《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二

譚建.北宋蓋漸案淺議.青春歲月,2013

王英.北宋張商英政治活動探研.四川師范大學,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