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德法兩國學者對斯賓諾莎的研究既有準確把握其歷史高度與思想深度之處，也往往因為自身的反形而上學偏見而對斯賓諾莎在近代形而上學譜系中的精確位置有所誤判，因而有將斯賓諾莎“異化”或“神化”的危險。我們有必要借助當代對斯賓諾莎的一種典型研究（馬舍雷）與近代對他的一種深入推進（黑格爾），重新審視他的思想遺產。

馬舍雷解讀的得與失

1979年，阿爾都塞學派的斯賓諾莎專家馬舍雷（Pierre Macherey）發表了名著《黑格爾抑或斯賓諾莎》（Hegel ou Spinoza），大體采取“抑黑（格爾）揚斯（賓諾莎）”的立場，認為更好的馬克思研究不是將其對接黑格爾，而是應當使之繞過黑格爾，對接斯賓諾莎，這樣方可使我們避免黑格爾的概念唯心主義，更能闡發馬克思的實在論歷史唯物主義底色。照常理而論，《黑格爾抑或斯賓諾莎》一書誕生于當事雙方故去數個世紀之后，又花費了相當大的篇幅對黑格爾的斯賓諾莎解讀進行“二階”的再評判，本應獲得超脫于兩人“意氣”爭論或“學派”特征之外的更客觀視角。但令人惋惜的是，該書還是承襲了19世紀中葉以來的后形而上學思想流傳至今的一個相當“主觀”的看法，即黑格爾哲學是一筆需要擺脫的形而上學“負資產”。與此同時，馬舍雷與同時代法國新斯賓諾莎主義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德勒茲一道，極其重視斯賓諾莎“超越概念”的運動、力量和情動因素，但這實際上同樣是對斯賓諾莎思想進行“后形而上學改造”的成果。

如今我們重提“黑格爾抑或斯賓諾莎”這個問題，是為了站在旁觀者而非單純受眾的角度，反思馬舍雷的觀點，再次審視黑格爾與斯賓諾莎的思想關系。馬舍雷高揚斯賓諾莎，一方面表明他抓住了現代思想不同于前現代學問的關鍵所在，明確指出斯賓諾莎如同近代哲學開山鼻祖笛卡爾，他們的“現代”之處在于對可理知性的強調，即強調真理是我們通過從確定的基點出發，憑借直觀與推論的具體工作，扎實地一步步推進而得到的，而不是在抽象觀念中兜圈子。這里的關鍵在于，思維與事物具有同一個因果性秩序，而非思維“反映”事物之后才總結出什么因果性秩序；神也不是按照思維與事物這兩者中的一個來創造另一個，而是自始就使兩者表現為同一個實體；而實體則并非什么單獨的、分離的存在者，而是當下體現為具體的一個個樣式的無限性、必然性秩序本身。另一方面馬舍雷還指出，斯賓諾莎在近代哲學家群體中又有超邁群倫之處：他自始就基于認識本身的邏輯必然性來談問題，從而超越了主觀觀念意義上的一切主體性。這就使得斯賓諾莎延續了西方思想最深刻的命脈，無可置疑地立于“超一流”的近代哲學家之林。

然而，馬舍雷的斯賓諾莎解讀也有其未達之處。正如馬舍雷所言，在近代哲學的可理知性傳統下，斯賓諾莎對實體的追求和以實體架構世界的做法固然是對深陷有限性規定的現代科學及其哲學總結（比如康德的批判哲學）的一個極好的反撥；但馬舍雷因其對黑格爾和思辨思想的偏見，恰恰又錯失了黑格爾與斯賓諾莎爭執的一個關鍵要素，這使得他對力量因素的強調失之抽象。馬舍雷批評黑格爾“將思想作為實體的唯一表現”的做法違背了斯賓諾莎的“同一實體具有雙重屬性（本質）”的觀點，還指責黑格爾的“作為主體的絕對精神”與“自身進化的知識”恢復了斯賓諾莎已拋棄的目的論。關于第一個批評，對黑格爾邏輯科學發源于費希特知識學、謝林同一性哲學的過程稍有了解的讀者，絕不至于將黑格爾哲學僅僅歸結為“思想”，而忽略了他那里思維與事物本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針對第二個批評，熟知黑格爾“精神”概念的合邏輯性與必然性的讀者，也不難明白黑格爾在將精神擬人化地描繪為“主體”“自身”時所表現的恰恰是精神超越了一切主觀觀念，而非某種神秘不可解的頑固主體。由此可見，馬舍雷的這些看法不過是對黑格爾的一種流俗的誤解，這種誤解阻礙了他進入黑格爾與斯賓諾莎的最深層對話。

黑格爾論斯賓諾莎與本質主義

在黑格爾看來，斯賓諾莎若要證成絕對者的內在性，或證成作為統一體的世界的可理知性，不能僅僅依靠對有限性規定的否定，并在否定之后補綴一個絕對者，同時反復強調現實的東西必須以這個絕對者為根據，不斷展示絕對者與現實世界的相互支撐。在黑格爾看來，這種“相互支撐”恰恰是一種本質主義，只不過這種本質主義較之一般科學與哲學中的規律、本質所依賴的那種本質主義而言更為隱晦，因而難以為人察覺。若要真正證成絕對者的內在性，就不能滿足于斯賓諾莎這樣的斷言模式（包括對有限者的反面否定與對絕對者的正面肯定），而必須自覺地接受并穿透本質主義。這要求人們首先表明本質主義的必要性，而后將本質主義的邏輯推到極致，展示本質主義被絕對化之后必然陷入自我封閉的困境，從而迫使人們看到本質主義的原點與根基并非它自身，而是基于現實世界的某種絕對性，即“現實世界是一個可規律化、可規定的統一體”這一點的無條件性。這種絕對性既然是絕對的，就不再如同普通的規律、本質那般依賴現象對它的表現與證實。黑格爾的這個思路絕非對斯賓諾莎的一個可有可無的補充，而是現代世界里各種號稱“真理”“法則”卻又不自覺地陷入本質主義的知識形態的一個切實出路。

在這個問題上，黑格爾的路徑并非孤例。不同于斯賓諾莎（以及雅可比）對本質主義的直接超克，德國唯心論及其范疇演繹以與本質主義的正面“纏斗”為“基本功”。雅可比敏銳地抓住了斯賓諾莎超越有限性規定這個根本特征，通過將斯賓諾莎引入德國哲學語境并加以批判，來為他自身的“直接性哲學”作鋪墊，卻在回避本質主義的考驗這一點上沿襲了斯賓諾莎。此后費希特、謝林、黑格爾所發明的范疇演繹則不同，雖然他們的演繹在許多方面都存在著差異，卻在將現實的有限性規定納入自我、絕對者或精神的運動環節這一點上保持了一致。這意味著對有限性規定的內在揚棄，而非通過否定有限性規定來達到無限性。

概言之，我們重新審視“黑格爾抑或斯賓諾莎”問題后得到的基本結論是：在警惕有限性規定對現代人的異化與固化這一點上，斯賓諾莎客觀上為德國唯心論開啟了絕對者及其可理知性的視域，是德國唯心論的重要思想源頭與啟發者。我們甚至可以在將荷蘭納入“泛德意志文化區”的意義上，將斯賓諾莎算作德國古典哲學的前期代表與德國唯心論的“先驅”。但就斯賓諾莎大體上回避而非穿透了本質主義這場現代性的固有考驗而論，他又與德國唯心論分道揚鑣了，在這一點上黑格爾的《邏輯學》（尤其是其中的“現象”與“現實性”兩篇）尤其值得斯賓諾莎研究者們參照借鑒。

斯賓諾莎研究路徑再審視

由此反觀斯賓諾莎研究史，我們發現德國唯心論路徑之外的學者對斯賓諾莎的解讀往往容易在兩個方向上“走偏”：或是片面在“右側”強調擺脫有限性規定的某種高邁狀態，由于將實體 “神化”而足空蹈虛（如雅可比）；或是單純在“左側”力倡“實體的動力化與歷史化”，重視某種切近于人的實存、欲求，因尋求切己性、有限性而塑造出某種“前概念”的力量哲學（如當代法國學者），卻回避了本質主義的考驗。與此同時，后人往往出于對形而上學的抵制，錯失了后者在“正面戰場”上迎擊并突破本質主義的思想成果。

此外，作為上述思考的一個補充，我們不妨再看看與此有著或近或遠的關聯的兩個參照點，以便佐證我們的思考。首先，有學者敏銳地覺察到法國新斯賓諾莎主義者反而不如他們的先驅尼采“客觀”，因為尼采并不避諱斯賓諾莎的形而上學，他看出后者“對力量的欲求（conatus）”并不是直接預示當代反形而上學思想的什么“閃光點”，它不過表明形而上學在斯賓諾莎那里實現了由超越性形態向內在性形態的轉變罷了。其次，斯賓諾莎在當代不為分析哲學、規范性研究所重，只是引起后現代主義與一些左翼思想的興趣。這是否也從側面透顯出他對現代的一些持久且固有的問題的疏離？

作者系陜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部暨哲學學院教授

來源 ： 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 邵賢曼

新媒體編輯：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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