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1982年3月調入少年兒童出版社后，在《巨人》雜志當編輯，當時的《兒童文學選刊》和《巨人》是“兄弟刊物”，都創刊不久，各自都氣勢如虹。《兒童文學選刊》我很偏愛，期期都看，感念那些大膽而前瞻的作品、目光如炬的點評、極富個性的辦刊風格、新銳和古典并存的審美，還能從字里行間確信編者的才華和文學激情。

《巨人》編輯部在主樓的一層，辦公室里終年不見陽光，所以每逢午休，我會去花園里見見日光。去得最多的是小樓，那里有一間陽光普照、文藝氣息濃郁的“會客廳”，每到中午，聚集著各部門的美編、文編、作家、畫家，人來人往，談笑風生，一起享受日光。一次，聊到有趣的話題，一個女畫家開懷大笑，笑聲響得出格，一旁的編輯忙示意她克制、不要喧嘩，用手指朝上指了指，說：“人家老周在。”

會客廳有一條直直的樓梯通向二層，那朝著樓梯口、小如儲物間的斗室，正是《兒童文學選刊》編輯部。后來我才對上了號，知道編輯“忌憚”的“老周”，是《兒童文學選刊》的主編周曉先生。

不知因空間擁擠，還是通風需要，《兒童文學選刊》編輯部的門通常是敞開的。周曉先生背對房門端坐，中午不下樓聊天，整日在斗室里埋首校稿，用紅筆圈改錯字、刪改冗文、修正標點，字字斟酌。要是外面的喧鬧聲打擾到他，他就把門緊緊關上。

我從大家的表情猜出，躋身于斗室的周曉先生老派、古板，和年輕編輯時尚的、日漸寬松的生活狀態有點格格不入。

不久我見到了周曉先生。那是一個雨天的中午，他身穿雨衣，手上拎著一個沉重的黑包，從筆直的樓梯走下來。他比我想象中年老，五十來歲，頭發花白、額頭寬闊，面相斯文，說話中氣足，但說得快了，會有輕微的卡頓。

有人問他去哪里，他說，要帶著清樣趕去常熟印刷廠。

再后來，在出版社的座談會上，我認識了周曉先生。我尊稱他為周老師，他喊我小秦。每次見面，我們會寒暄幾句，但是我遇見周曉先生的次數不多。說來奇怪，我好像從沒有在社里的食堂或者飲水處等生活場所遇見周曉先生。也許恰好錯過了，也許是他對生活小事匆匆解決。

《兒童文學選刊》創刊十年招待會上，左起：陳伯吹、任大霖、周曉、施雁冰

周曉先生和社里其他的文學前輩不一樣。當時的陳伯老、任氏兄弟、魯兵、朱彥、鄭馬都很關照我，有的和我還相當熟。少有的交往中，我感覺到周曉先生言辭中肯，不像傳說中那么犀利，不過他的嚴謹、學究氣質，以及某種耿直，讓我和出版社的一些晚輩會本能地感到拘謹，在敬重他的同時與他保持著一定的距離。

幾年過去了，《兒童文學選刊》陸續選登我的《新鎖》《少女羅薇》《四弟的綠莊園》《失群的中學生》等作品，還編發了相關評論，后來還編發了我擔任責編的很多作品，如《空屋》《啊，小百合》等，但我和周曉先生依舊不熟。

時間到了1989年，有社領導來征詢我的意見，問是否愿意調去《兒童文學選刊》，說周曉先生已超齡，讓我先擔任副主編，再接任主編。我的眼前瞬間出現畫面，閃過周曉先生裝著刊物清樣的死沉的黑包。第一反應是搖頭，因為我認為自己更適合創作，不能承擔超負荷的重任。過了幾天，社領導再次找來，說社里嘗試陸續選了其他接任者，因各種原因，都被周曉先生婉言拒絕，他要為心愛的刊物尋找靠譜的后任，正是他提名我的。

后來，出自對周曉先生以及當年的《兒童文學選刊》的敬意，我答應了下來。《兒童文學選刊》是新時期兒童文學佳作迭出的陣地，青年作家們渴望被看見，他們中的很多人都以作品入選《兒童文學選刊》為榮。正是周曉先生帶領的“選刊”，努力托舉新時期兒童文學創作力量，成就了一批有為的作家。很少有這樣的刊物，讓我每一期翹首以待。

《兒童文學選刊》創刊號

剛就任時，我不太適應狹小編輯室堆滿油墨清樣、讀者來稿、譯稿、舊書的環境；桌上臺燈昏黃，油墨味、紙張味混雜。但是在那段時間里，我常被周老師的工作狀態所感動，并親眼見證了他的嚴苛。刊物的每一篇選稿都要經過再三討論。讀到好稿，他拍案叫好，整個編輯部都跟著他唯作品論高低，六親不認，同時注重新銳的視野，飽滿的激情，以及純正的文學趣味。雖然也有人認為這有點偏激，但至少它的初心是極其清澈的，沒有一點污泥濁水。

在退休前一年多的日子里，周曉先生敦厚的身影總是執著地出現在編輯部。每日每時，只要對刊物有益，事無巨細，他都投入巨大的熱情。那些經過校對的稿件，他還是一字不肯放過，盯著一個個版面看，錯字、漏句、語病必全部標出，排版行距、標點格式皆有規矩，職業的潔癖讓他毫不妥協。

我敬佩他，但也怕自己也會“陷進去”。結果，周曉先生的“愛刊如命”，以及獨一份的使命感，還是深深地影響了我。從1991年至1999年我擔任《兒童文學選刊》主編期間，一次也沒打退堂鼓，凡事盡心盡力，既是出自對兒童文學的感情，還有幾分是不想讓周曉先生失望。

上世紀80年代左右，會議中的周曉先生

我和周曉先生成為同事之后，工作上的事無話不談，但生活上的聯系少之又少。有印象的是周曉先生搬遷至宛平路新居時，我和張潔前去祝賀，送了他一個落地的、燈罩是米黃色的臺燈。后來的幾十年，這個臺燈始終在他的客廳里。還有一次，周曉先生出訪日本，給我和張潔帶回來巧克力。其余那數十年的回憶，全部是有關創作的、工作的。

后面的幾年，《兒童文學選刊》和其他兒童刊物一樣，面臨著發行量和生存的壓力。周曉先生無數次給我打電話，商量如何保住刊物。為此，我找到熟悉的銀行朋友聯系到童車廣告，又找來供電局的朋友，贊助《兒童文學選刊》向偏遠地區送刊物。那個活動，特意邀請了周曉先生帶隊，大家一起遠赴云南等地參與送刊。

周曉先生退休后，編輯部最緊密的“三人小組”：周曉先生、我、張潔保持著聯系，偶爾也聚會、吃飯。2006年起，我被任命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1976—2000：兒童文學卷》。這一文學時段的作品我讀過，敬佩過，質疑過，有的甚至遺忘過，但是當我把它們放在一個理性閱讀的認識鏈上，面臨的是側重和選擇。思來想去，我決定以《兒童文學選刊》上刊登的作品為藍本，進行刪節和擴充。

我訂了清靜的茶室，約來周曉先生、張潔，和我一起談各自摯愛的作品。為這個事我們前后喝過兩次茶，一次是中式的，一次是西式的。張潔特意帶來全套的《兒童文學選刊》合訂本。周曉先生對新時期的作家、作品如數家珍，更令我沒想到的是，他還透露了對一些佳作的新想法和別樣的專業定義，細致到某些篇章、段落。我們三人對不少作品有驚人的共識，說著說著，感慨起來。我恨不得時光停駐，回到當年在《兒童文學選刊》編輯部漫談作品時的親切情境。

后來，我為“兒童文學卷”寫下了萬余字的序言，將新時期兒童文學分為話語時代（80年代初）、探索時代（80年代中到90年代初）、趣味時代（90年代）和之后的多元時代。序言發表前，我特意請周曉先生審讀，他表示贊同和祝賀。

秦文君探望病中的周曉先生

再之后，我和周曉先生仍常聯系。他每次去南方，也會來電話說一下，怕我們找不到他。那時他說話很大聲，和我討論稿件的事，談談近況，也會討論安裝助聽器什么的。再后來，隨著周曉先生離開家，常住醫院，和我的聯系漸漸少一些，偶爾通短信，后來則發微信。其間我去醫院看周曉先生，明顯感覺他的聽力越來越差，話也少了。2024年年末去看他那次，他在我們面前努力地穩步走路，露出紳士般的笑容，但是明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和我們之間的交流也越來越淺。我感到無助和悲傷，感慨人生的晚秋都悲涼，連周曉先生也難以幸免。可是這般的隔閡，誰也無力挽回。

2025年，我收到周基亭先生的微信，說他去看望了周曉先生。周曉先生一直躺在床上，已經不起來了。我問，得什么病？照片里周曉先生為什么瘦了？他說不是得病，是老了，已經九十三歲。后來基亭還發了一條微信給我說，你若是去看周曉先生，要有心理準備，心里會難過的。我在默默地做心理建設，想著周曉先生聽力不好，再去看他要帶好紙筆寫給他看，字要寫大點。又過了一陣，得知衛平去看望了周曉先生，張潔也去看望周曉先生，想著再過一陣吧。想不到，周曉先生辭別了塵世，我心里的不舍難以言說。

2025年11月18日，作為著名的評論家、編輯家的周曉先生永遠離開了我們。他精辟獨到的觀點、豐富的論著、對文學的激情，讓很多人緬懷、追憶，我們在心里紀念著他的榮耀、他的成就，敬佩著他的無畏、他的率真。2026年3月，從常州回上海的高鐵上，我鄭重和衛平提起了一個愿想：我們一起策劃為周曉先生開一個追思會，紀念他，也紀念那一段璀璨的文學時代，紀念堅守的文學理想的初心和獎掖新人的寬厚襟懷，傳承那一份對兒童文學縱深感探索的永久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