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77年，黃維年逾七旬站在方志敏墓前失聲痛哭：方大哥，我愧對您了！
1948年12月的夜風穿過雙堆集，凍得人臉生疼。燈火的昏黃下，衣衫狼藉的黃維被押下軍車，他望向堆積如山的繳獲槍械，沉默許久才吐出一句：“這一敗，終究躲不過。”押送的戰士沒有回答，只催他快走。黃維低頭，看見腳邊泥水里倒映的月亮，忽明忽暗，像極了自己此后的命運。
翻回31年前，江西省立第四師范的操場上，17歲的黃維在一排沙袋前做臥撐，汗水滴落。遠處傳來讀書聲，方志敏正領著同學背《禮記》。課間，方志敏遞給黃維一張《新青年》，輕聲道：“書里寫的，是另一條路。”黃維抹汗，笑笑：“路多，得走得通。”那年五月，五四運動的消息席卷校園，兩人一同寫標語、上街呼號，稚氣卻敢于沖撞舊世界。
1924年夏，廣州黃埔軍校招生。方志敏替黃維把報名表塞進行囊：“去看看，兵學也需新思想。”兩人約好先抵上海。船抵吳淞口的夜里，江風帶著煤煙味。甲板上，方志敏忽接到秘密電報，需要即刻返回贛東北。臨別前，他拍拍黃維肩頭：“若有一日立場相左，也望記得今日的月色。”黃維點頭，卻沒料到此別成了叉路口。
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槍聲在江西山野回蕩。方志敏組建紅十軍團，1911年出生的農家子弟跟他扛槍，喊著“打倒土豪”。他寫下《清貧》，把簡單的伙食單列成詩，信念分外清晰。與此同時，黃維隨陳誠部隊奔襲各地，北伐時曾在武漢城頭插旗；抗戰爆發，他又在淞滬的火網中與日軍鏖戰。兩人在電臺里偶爾捕捉到彼此的名字，卻無緣相見。
1935年1月29日，懷玉山麓被濃霧籠罩，方志敏率部突圍失敗。面對敵軍圍堵，他仍堅持：“寧死不屈。”押解途中，獄卒好奇問：“求生不得么？”方志敏淡淡一笑：“信念若死，身活何益。”半年后，他在南昌下沙窩赴刑場，年僅36歲。遺稿《可愛的中國》從靴底縫里被搜出，字跡仍濕潤。
方志敏犧牲的消息，黃維是在行軍間聽到的。他沉默良久，只對副官說：“一個念舊的朋友沒了。”副官并不知兩人淵源，只當司令官感慨時局，未多問。
時間快進到解放戰爭末段。黃維兵團在皖北陷重圍，糧彈俱缺。參謀催促突圍，他卻在地圖上畫圈，喃喃：“這里曾是方志敏走過的路。”最終失敗被俘，他被送往戰犯管理所。初入所時，黃維仍留有頑固情緒，辯稱“兵者國之干城”。改造班長指著墻上的《清貧》朗讀，有意思的是，這篇文字比任何說教更讓他心口發熱。夜里，他翻讀那篇遺作，短短數頁，逼他反復思量“為誰而戰”。
1955年，中央指示尋找烈士遺骸。有關方面在南昌新建起陵園。黃維獲準參與勞動車間，他用粗糙的木條刻下一行字：“弋陽同窗。”旁人不解，他只說是紀念舊友。
1975年3月19日，特赦令公布。黃維出獄那天已經71歲，站在陽光下，他摸著新發的呢子大衣，像個剛入學的少年。工作人員囑咐去體檢，他卻先跑去新華書店，買了《可愛的中國》最新版。收銀員笑問：“老先生，要買書送人？”黃維搖頭：“自用，補課。”
1977年10月，一輛舊吉普駛入南昌烈士陵園。73歲的黃維步履艱難，卻堅持不用拐杖。他在墓碑前站定，良久無語，突然拱手深揖，淚滴落在青石。“志敏兄，昔日同窗，一別半生。今日遲到，仍愿聽你訓誨。”陪同人員想攙扶，他擺手，半跪良久。風吹過松柏，墓地寂寥，只有昆蟲低鳴回應。
有人事后問他：“悔嗎？”他淡聲答：“悔的是當年看不透，幸而還有機會說一句對不起。”
從此，黃維每年都寄去一束白菊。北京的冬夜，他常翻看那本被翻卷了角的《可愛的中國》，在空白處批注：“信念如炬，可照余生。”1989年春，黃維病逝，桌上仍擱著那本書，扉頁留有一句未寫完的話，“山河已新，我心……”
兩位江西少年，一個以生命守住信仰，一個在悔悟中完成自我救贖。歷史的風雨把他們推往不同彼岸，卻也讓后人看見，選擇之重，良知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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