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白蕊拿著高考成績，感覺自己站在了人生最大的十字路口。

這位山東考生在查分之前，就知道自己考砸了，估分520分。“考完那會兒全家人坐一起沉默，按照往年分數線，211院校基本沒戲，好一點的‘雙非’一本院校也懸了。”白蕊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近日，山東省公布了各類別分數線，其中特殊類型招生控制線（以下簡稱“特控線”）為525分，和白蕊的最終分數一模一樣。

特控線是教育部為“強基計劃”、綜合評價、高校專項等特殊類型招生劃定的最低分數線，也是中外合作辦學錄取的普遍參考線。“要不要試一下？”白蕊母親提議。

她算了下賬，直接出國讀本科，四年上百萬元花銷少不了，而中外合作辦學的“4+0”本科，可全程在國內就讀，費用直接砍半甚至更低。“網上也有報考專家說，中外合作辦學畢業生在海外申研方面有天然優勢，更容易沖進世界前100的碩士項目。”白蕊很心動。

一頭扎進中外合作辦學圈子，白蕊發現，自己進入了一個光怪陸離的世界。今年高考前夕，教育部公布了最新一批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審批結果，174所高校新增設立的86家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133個項目獲得批準。在此之前，全國已有253個機構和1100余個項目。新批準本科項目中，不乏“4+0”模式，即4年在國內讀完本科，獲中外雙方或外方院校的學位。號稱“不出國的留學”的“4+0”模式，真如想象般美好嗎？

圖/視覺中國

尋找匹配

來自海南的孫晨皓是寧波諾丁漢大學金融與財務管理專業2026屆本科畢業生，他當年的報考之路顯然比白蕊有準備得多。

高二時，孫晨皓就關注到了寧波諾丁漢大學、上海紐約大學、西交利物浦大學等中外合作辦學院校。這些學校的特點很鮮明：全英文授課，引進海外教育模式和師資，豐富的出國交換機會和第二課堂資源。

孫晨皓提到的幾所大學，都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目前，國內共有11所這樣的中外合作大學，統稱S11院校。報考這些院校的本科需經高考統招，本科畢業可獲三證：國內院校畢業證、學位證以及海外合作院校的學位證。

寧波諾丁漢大學黨委書記沈偉其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中外合作辦學有三種形式：中外合作辦學項目，非獨立法人機構，獨立法人機構。他稱獨立法人機構為最高形態，代表著整體機制的引進，非獨立法人機構通常指大學內的二級學院，屬于學科層面的引進。中外合作辦學項目一般指某專業的聯合培養項目。“從探索辦學生態的角度，獨立法人的中外合作辦學形態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孫晨皓的高考成績是621分，而那年寧波諾丁漢大學在海南的錄取分數線也是621。他回憶，寧波諾丁漢大學每年在海南招生12—15名，高分考生之間競爭非常激烈。2023年寧波諾丁漢大學在海南的最低錄取分數線達到658分。

孫晨皓當年的成績可以進入頭部211或是尾部985院校，但他最終選擇中外合作辦學，最直接的原因是不想浪費英語優勢。“我不希望一門語言只停留在紙面上，在寧波諾丁漢大學，英語是‘生存語言’，如果上課都聽不懂，就畢不了業。”孫晨皓說。

寧波諾丁漢大學要求報考考生的外語單科成績不低于115分，其他S11院校也都有類似要求。招考方式除了全國統招，寧波諾丁漢大學在浙江省有“三位一體”綜合評價招生，部分院校還有文書要求。孫晨皓也曾報考上海紐約大學，交過申請文書，該校施行自主招生，高考成績、校園開放日表現和校考成績共同決定考生排名，比例為6:3:1。

上海紐約大學校長童世駿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該校中國學生以自主招生為主。中國學生參加高考是必要條件，高考成績是優選條件。一般每年4月就會完成自主招生環節的選拔，考生會被分為ABC三檔：預錄取、待錄取和不錄取。A檔意味著考生高考成績只要不低于特控線，便可錄取。B檔則要看A檔招生剩余的名額，再擇優錄取。每年招生規模是500人，其中中國學生251人。“一般我們吸引的考生，能拿到A檔通知的，都不會有高考分數的問題。但今年也發現，有學生拿到A檔以后，完全放飛自我，高考成績出來后發現沒過特控線，就錄不了。”童世駿說。

多位受訪者提到，校園開放日就像飯店的“試吃大會”，對于考生和院校的雙向選擇非常重要。童世駿表示，上海紐約大學的校園開放日活動相當于面試，還有試聽課，他和美方常務副校長每次都會參加，看考生表現出來的好奇心、探索力、英語能力、自主安排學習的能力。在他看來，高考成績頂尖的考生也不一定進得了上海紐約大學，有的考生習慣了一切都被安排，或者不太在乎自己的興趣是否得以實現，或者不適應純英文授課，這樣的學生即使進了學校也并不適合，因為他們的需求和學校所供給的東西不匹配。

上圖：上海紐約大學前灘校園一角

下圖：2025年5月25日，上海紐約大學舉行本科生畢業典禮。本版圖/受訪者提供 視覺中國

從去年起，教育部審批通過了大批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審批潮”似乎已經來臨。沈偉其認為，這說明中外合作辦學模式經過多年沉淀，越來越被大眾接受。實踐表明，中外合作辦學確實提供了一條高水平建設學科、辦大學的捷徑，也就是“站在巨人肩膀上辦學”，能讓大學很快切入世界最前沿。而“4+0”模式最大的價值就是，學生可以把自己放在一個國際化平臺上，打造傳統大學難以快速培養的競爭力。

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學術委員陳志文一直關注中外合作辦學的集中爆發，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2034年前后，高校生源會迎來快速下跌。而當下還在增長期，同時國家需要本科教育的優質擴容，這時中外合作辦學就成了一種消納擴招的渠道。它的好處是，學校能有更多收入，也可以通過定期合作來應對暫時的生源高峰，等到波谷時也能及時退出。

“但千萬不要把中外合作辦學看作是所有學校都要努力的方向。”童世駿強調，中外合作辦學不會成為主流辦學模式，而是滿足教育多樣性需求的一種補充和探索。

上圖：寧波諾丁漢大學校園一角

下圖：孫晨皓（前排左二）主持寧波諾丁漢大學2025年春季交換生迎新派對。

本版圖/受訪者提供 視覺中國

“掛羊頭賣狗肉”

近期新獲批的中外合辦機構中，有6家機構由985高校合作設立，在田力看來，這是個喜憂參半的消息。

“未來985高校可能還會扎堆入局，中外合作辦學的質量整體有所提升，但985、211高校并不一定是中外合辦的金字招牌。”田力在上海從事高考志愿填報咨詢服務多年，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未經教育部審批的、由學校委培機構開設的各種國際本科項目，不論“4+0”“3+1”還是“2+2”，大概率是“坑”。就算是現行的獲批項目，里面也不乏質量低下的案例。

趙信認為自己就是進了一個“坑”。他是北方某985高校與美國某州立大學合辦的“4+0”項目的大三學生。他的高考分數只比當地特控線高不到20分。看到前述項目時，趙信被“一本線讀985、四年不出國拿美國學位”的宣傳吸引，再加上只要求高考英語成績超90分，學費四年不到40萬元，全家都覺得是“撿漏了”。

然而，趙信所就讀的“4+0”項目是所謂計劃外項目，也就是不經過高考統招，繞過高考志愿填報體系，畢業后只頒發海外合作高校學位證的項目，外方學位可以申請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認證。這些項目的招生標準中有的要求高考成績不低于特控線，有的只需滿足校測或英語水平考試成績要求。

入學后趙信才發現，現實遠沒有這么美好。“校園卡和統招生長得一樣，但后臺權限不同，圖書館部分數據庫用不了。我們用獨立的選課系統，連宿舍都是單獨一棟樓，和統招生分開住。”趙信說。此外，大一時的專業課基本是中方老師中文教學，偶爾夾雜些英文術語。大二開始，美方教授“空降”全英文教學，“全班沒幾個人能跟得上節奏”。

孫晨皓身邊也有這樣的同學。據他了解，有同屆生被類似的計劃外“4+0”項目錄取，體驗很差。田力指出，外教授課比例不低于40％是“計劃內”項目的普遍標準，但“計劃外”項目沒有任何硬性要求，師資質量全靠項目方自覺，自然質量堪憂。趙信入學后才注意到，該校海外合作院校的QS世界大學排名在數百名開外。

沈偉其是教育部中外合作辦學評估專家。他坦言，中外合作辦學仍良莠不齊，辦得好的真正引進了優質高等教育資源，但也有一批項目無非多收點學費，成為學校創收渠道。甚至在最近一次全國性中外合作辦學交流會上，沈偉其仍看到有國內名校在“掛羊頭賣狗肉”。

在他看來，一所高校里相同的專業，比如工商管理，同時有中外和非中外合作辦學項目時，若前者高考錄取分數線更高，才是正常的。而目前不少合作辦學項目的分數線卻可能低出數十分。

多位受訪者注意到，近年來，計劃外“4+0”項目在逐漸縮緊，武漢理工大學、中國農業大學的項目都已停辦，目前經過教育部審批的只剩5所，其中的“頂流”是上海大學悉尼工商學院的“4+0”項目。該項目海外合作院校悉尼科技大學的QS世界大學排名常年位列前100。但田力表示，該院實際錄取門檻較上海大學統招低100多分，卻能與高考600多分的統招生共享嘉定校區的全部教學與生活資源，實現了“低分高就”。而且，該校報考競爭仍很激烈，“英語低于130分的考生基本不用想了”。

沈偉其將分數倒置稱為“市場面臨的系統性挑戰”。“劣幣驅逐良幣，如果一大批‘只創收不辦學’的中外合作辦學項目持續存在，會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不管計劃內外，我們不能賣文憑。”

中外合作辦學的收費都顯著高于普通本科。寧波諾丁漢大學每年學費11萬元，上海紐約大學則超過20萬元。沈偉其指出，學校為了吸引國外師資要提供有競爭力的薪資，教師完全按照英國諾丁漢大學的標準進行全球招聘。他坦言，算上學費和市政府補貼，學校的營收只能算是勉強持平。

在沈偉其看來，某些中外合作辦學的項目看上去學費低至幾萬元一學年，是因為在國家生均經費照常撥款的情況下，多年來投入到這所大學中的校舍、儀器、師資都可以共享。目前，中外合作辦學的收費標準仍未統一，浙江和江蘇仍需審批，寧諾如果要漲學費，需向省發展改革委、財政廳、教育廳三個部門申請。但據沈偉其了解，大多數省市是備案制，基本等于自主定價。

中外合作辦學項目的退出機制早已建立。近年來，每年都有不合格或生源不夠、辦不下去的項目退出。沈偉其指出，教育部每年都有針對中外合作辦學項目的質量評估，“放管服”理應配套，否則市場將持續混亂。

西交利物浦大學圖書館一角 圖/中新

自由度

孫晨皓畢業后決定入職寶潔公司，擔任品牌增長部經理。“工資開得很高，可能畢業后兩年就可以把大學學費賺回來。”他說。

畢業時，孫晨皓一口氣拿到了寶潔、字節跳動、美團、歐萊雅等9家名企的工作邀約，同時也手握倫敦大學學院、紐約大學、墨爾本大學等院校的碩士錄取通知。選擇就業是因為寶潔提供的這一崗位幾乎不招本科生，機會難得。

趙信未來的畢業出路也許不會這么美好。他入學時聽到的宣傳是“畢業生深造率70％”“出國讀研優勢巨大”，但目前全年級120人，在大三結束時成功申請到QS排名前100碩士項目的不到10人。“我們大部分人畢業后還是會拿著一張外方學位證直接找工作。”田力指出，在進行學歷認證后，計劃外“4+0”模式的畢業生可報考國內碩士，也可考公考編，但很多崗位在資格審查時會注明“要求國內普通高等學校畢業證書”。很多時候，中外合作辦學畢業的身份不會給就業帶來正面幫助。

相比寧波諾丁漢大學畢業生的身份，孫晨皓認為，學校四年帶給他的是一些更深層次的收獲。應聘過程中，有一個評價令他印象深刻。“面試官說我更加成熟，更加脫離學生思維。”他對此的理解是，大部分應試者會保持低姿態，但他認為跟面試官的交流是完全對等的，應試者不是為了高薪或者公司的名頭而來，而是談論雙方在一起可以共同實現什么。

這種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孫晨皓回憶，學校的課堂里學生是主角，一個知識點不再是被講授，而是被討論和分享。題目拿分沒那么重要，更多是在實踐中學習。課堂上，學生會模擬公司運作，討論通過哪些數據可以判斷財務狀況，判斷公司發展有沒有可持續性。此外，校內資源非常多，提升簡歷的工作坊，面試模擬，暑期實習項目，不一而足。合理運用資源的能力也許成了同學之間的重要分水嶺。

“寧波諾丁漢大學讓我意識到，我不再是一個只會在試卷上寫答案的考生，而是社會上獨立且完整的人。我有運用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孫晨皓說。

談起中外合作辦學給學生帶來的最特別的優勢，童世駿認為是自由度。他分析，上海紐約大學在法律上屬于中國學校，但學術上完全按照紐約大學的學術管理規范施行管理，課程、培養方案、評價標準都根據外方標準設計和構建。班級規模小、師生比達1:8，外教比例達70％。學生能獲得的學術支持密度高，每個同學都會匹配單獨的學術顧問老師。支持多了，學生自由度和自主性隨之提升。學校招生不分文理科，最晚可以大二下學期才確定專業，大一基本是通識教育。“我認為最好的專業是在學生興趣專長、學校的學術資源以及社會需求之間的結合點，這樣學生能夠更從容地探索自我。”

多位受訪者提到，S11院校通常不會硬性要求學生有海外交換經歷，但非常鼓勵。童世駿表示，上海紐約大學學生在本科期間，有至多兩個學期會在上海以外的紐大校區或全球的課程點學習。因此從形式上講，上海紐約大學本科更像“3+1”，但和一般“3+1”不同，國內三年更具在地留學的味道。中外學生培養完全打通，甚至強制要求宿舍混住，不能出現兩個中國學生同住的情況。

寧波諾丁漢大學學生本科畢業以后90％會讀研究生，而其中90％以上會選擇出國深造。在沈偉其看來，走完全“4+0”路徑，是一種理性且經濟的選擇，并且近年選擇這條路的考生越來越多。

是否要選擇中外合作辦學，白蕊仍沒有拿定主意。她還站在十字路口上，覺得自己很難在高三畢業時就想清楚未來自己想要什么。田力希望所有考生都擦亮眼睛，仔細查詢項目是否獲批，以及中外合辦雙方的辦學水平。孫晨皓的建議則是，勇敢嘗試，給自己一個看到別樣風景的機會。

（文中白蕊、田力、趙信為化名）

發于2026.7.6總第1242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雜志標題：“4+0”，不出國的留學

記者：周游

（nolan.y.zhou@gmail.com）

編輯：杜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