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日報

“只見假山坡下的一把長椅上，坐著一位青年女子，穿一身古銅色毛織的上衣和裙子，腳上是雙絳色高跟皮鞋。她正在打開一個褐色的小手提包，望著里邊的鏡子，用手輕攏鬢邊的短發。在我們快走近她時，她合上了小手提包，抬起頭來轉向我們，臉上泛起親切的微笑……”

第一次看到這段歷史回憶時，我很難想象這位對鏡攬妝、青春愛美的女子，是耳熟能詳的女英雄趙一曼，來自我四川老家的那位奇女子。更難以想象，這樣一位清秀的川妹子，到底如何熬過了那些聞所未聞的酷刑？

趙一曼犧牲前留給幼子的那封著名遺書，既是泣血深沉的人間至愛，也是寄望來者的殷殷重托：“母親不用千言萬語來教育你，就用實行來教育你。在你長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而犧牲的！”這里既有鋼鐵般的革命意志，更有作為母親最深沉的舐犢之情。

閱讀浩如煙海的紅色家書，無數撼人心魄的細節，如穿越歷史煙云的道道閃電擊中我的心靈：他們懷“私愛”愈深沉，愈將“博愛”奉為圭臬；他們視“情義”如泰山，卻以“割舍”成就大義；他們為革命獻出生命，卻因“現代”彰顯價值。原來，真正的革命者不是只屬于泛黃的歷史，更屬于當下和未來。紅色家書既是一部中國革命的真實見證，也是一部人生百科的生動教材。

紅軍驍將陳毅安留給妻子李志強的54封“紅色情書”，就像是一部現代愛情“教科書”。1923年夏，陳毅安與李志強訂婚時，一個是湖南省立第一甲種工業學校的高材生，一個是有進步思想的農家女子。陳毅安在一封封家書中無微不至關心妻子的學業、身體、情緒，熱烈地傾訴相思之苦：“我自離開你以后，我的靈魂不知飛到哪里去了……”在陳毅安的熱忱鼓勵下，李志強發奮讀書，考上了長沙的女子師范學校。這對年輕人在革命洪流中比翼齊飛，攜手共進。

更令人動容的是，陳毅安和妻子達成一個“生死約定”：如果有一天犧牲，會托人寄回一封“無字信”，以免她空等。1931年3月的一天，李志強真的收到了陳毅安一封沒有只言片語的空白家書。原來，早在前一年的8月，陳毅安在紅軍攻打長沙的戰役中已經犧牲。這封信正是他出征之前，囑托戰友代為寄出的最后一封家書。

一封“無字信”，道盡生離死別，只留永恒沉默。陳毅安用一個悲壯的結尾，踐行了對愛人最后的承諾，用生命捍衛他心中追求的光。

紅色家書中數量最多、最撼人心魄的，莫過于革命先烈留下的“絕命書”。閱讀這些悲壯訣別的最后遺言，其間固然不乏蕩氣回腸的英雄氣概，但更觸動人心的，是他們一面繾綣不舍地再三回望，一面步履從容地踏上生命絕途。

劉伯堅烈士留給妻子王叔振的遺書，寥寥數語，百轉千回；鐵筆銅鉤，一絲不茍。“十二時快到了，就要上殺場，不能再寫了，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禮”，結尾這一句從容淡定，令人心弦顫動。

其實，劉伯堅完全有機會可以不死。

當時的監察院院長于右任，以及在國民黨政府任職的鄧寶珊，在大革命時期與劉伯堅一同工作過，都對他極為賞識。國民黨反動派背叛革命后，他們雖然分道揚鑣，但仍對劉伯堅夫婦“殷殷照顧”。然而正因如此，劉伯堅在給兄嫂的另一封信中，極力相勸“千萬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鄧寶珊兄來營救我”。他在信中留下錚錚誓言：“弟準備犧牲，生是為中國，死是為中國，一切聽之而已。”

然而，就在同一封信中，劉伯堅對于流散四方的三個幼兒，牽掛縈懷，放心不下。

由于革命生涯輾轉顛沛，他和王叔振所生的三個兒子只能寄養于別處，“為著中國民族就為不了家和個人。”由于與四川老家已有八年未通音訊，“人口死亡殆盡”，劉伯堅只好十分內疚地托付兄嫂：“我為中國革命沒有一文錢的私產，把三個幼兒的養育都要累著諸兄嫂。”他希望兄嫂能夠盡快將孩子找到，使他們接受教育，養成獨立生活的能力。而對于孩子們的將來，他細致地告誡道：“諸兒受高小教育至十八歲后即入工廠作工”，沒有自立生活的能力不要過早結婚，“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

寫完給妻子的遺書次日，劉伯堅在江西大余英勇就義。令人心痛的是，這竟是一封永遠無法送達的“絕命家書”。他并不知道，摯愛的妻子王叔振已先他而去。就在劉伯堅就義前幾天，王叔振在閩西游擊區受“左”傾錯誤影響，于肅反擴大化中被錯殺，年僅29歲。新中國成立后，王叔振冤案得以昭雪，她與劉伯堅的三個孩子——劉虎生、劉豹生、劉熊生，也在歷經磨難后被黨組織找到撫養成人。

書信紙短，家國情長。萬千心事，脈脈誰訴。讀懂了這些革命先烈的“心”，才能讀懂共產黨人的“魂”。他們既是忠誠的革命戰士，又是父母膝下的孝順兒女；他們既是鋼筋鐵骨的英雄志士，也有柔腸百結的親情牽掛。那些仰天長嘯的最后身影，組成了一條氣壯山河的革命之路；那些九曲回腸的最后家書，蘊藏著靜水深流的人格力量。

遍讀紅色家書，我發現一條令人感慨的規律：幾乎所有革命者家中都面臨經濟困難，都清貧而拮據。陳潭秋不得不狠心把兩個孩子送到岳父母家撫養；袁國平參加過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擔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這樣高級的領導職務，也只能滿懷歉意地說“此刻我身無分文，無法幫助家里”，他直言“我們都是以殉道者的精神為革命、為國家民族服務的”；高文華面對家中講述的困難，甚至無奈地算了一筆“革命賬”，將自己的經濟困窘對家人和盤托出。

與此同時，清貧的革命者們在精神上又是那么富足。陳毅安在井岡山寫的一封家書所說：“我天天跑路，錢也沒有用，衣也沒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因為是自由的，絕不受任何人的壓迫”。

他們都是身無分文的革命者，盡管省吃儉用，依然入不敷出；他們又是如此豐足的革命者，身披風雨雷電，奔赴萬里河山，為尋眾生所愿。“世界上應該有一些像我們這種不聰明的人”。對比今天那些欲壑難填的貪腐分子，對比那些表里不一的“兩面人”，這些舍生忘死的革命先驅令人高山仰止！

這是戰士最烈的火焰，這是人間最真的諾言。他們并非犧牲了“人性”去成就“革命”，而是將人性中最美好、最溫暖、最堅韌的部分，淬煉得更加純粹與崇高。那些承載戰火記憶、蘊涵親情牽掛、寄托生死情感的家書，交織著對于伴侶的依依愛戀、對于父母的拳拳孝心、對于兒女的舐犢深情……字里行間的細膩與剛強、眷戀與犧牲、小我與大我，讓人看到他們既是鐵骨錚錚的戰士，也是柔腸百轉的凡人。這訣別之時的深情回望，更顯其直面死亡的坦蕩悲壯。當所有故事都變成傳奇，每一個青春都蕩氣回腸。（王 龍）

《人民日報》（2026年07月04日第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