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葡萄酒的發展進程，被義和團打斷

1900年，滿清政府認為義和團“民心可用”“本為忠良”，官方將其定性為合法社會組織，將長達數年的暴亂推向了高潮。

各國使領館、各地教會組織、甚至信奉基督教的中國人，都遭到拳民們的燒殺搶掠。

一時間，整個社會人心惶惶，人們放下了手中的工作避難。他們中，包括中國現代葡萄酒技術第一人，時任煙臺張裕公司的釀酒師馬克斯·馮·巴保。

馬克斯·馮·巴保的家族，是德國著名的釀酒世家。

馬克斯的爺爺蘭伯特·馮·巴保是巴登地區現代葡萄栽培業的先驅。包括《葡萄栽培：故事與會話》《葡萄樹及葡萄品種》《德國的釀酒葡萄和食用葡萄》等19世紀前半葉的德國農學書籍，都出自蘭伯特之手。今天，在韋因海姆街頭，還矗立著刻有他名字的紀念碑。

馬克斯的父親奧古斯特·馮·巴保畢業于德國海德堡大學的農學專業，曾經是世界上第一所葡萄釀酒學校——奧地利克洛斯特新堡葡萄釀酒學校的校長，他系統地建立了從葡萄栽培到發酵工藝、酒窖管理、化驗分析的教學內容，被譽為“現代葡萄釀酒學的奠基人”。由他名字命名的葡萄酒糖度檢測標準“巴保糖度表”，是世界上最早科學測定葡萄酒味覺的標準。而捷克和匈牙利至今種植的紅葡萄品種“早紅維特利納”，別名“巴保維納”，就是為了紀念奧古斯特·馮·巴保。

馬克斯的姐夫埃德蒙·馬赫是克洛斯特新堡葡萄釀酒學�；瘜W研究所研究員，是《葡萄栽培和酒窖管理手冊》的作者，也是意大利上阿迪杰地區農業研究所的創始人。

馬克斯的二哥卡爾·馮·巴保是南非開普殖民地首位葡萄栽培顧問、開普敦葡萄酒出口聯合會經理、南非最古老的酒莊大康斯坦夏酒莊的經營者，被譽為南非葡萄酒之父。

一家三代人，對包括德國、奧地利、意大利、南非在內的眾多優質葡萄酒產區的科研現代化都有著巨大的貢獻，在世界葡萄酒歷史上，這是絕無僅有的例子。

全球頂級的釀酒世家，為什么會來到當時窮、落后、愚昧，甚至沒有多大消費市場的清朝做酒？

因為鈔能力，南洋華僑的鈔能力。

1890年，依靠種植業、金融業發家的南洋首富張弼士，在北京覲見慈禧和光緒帝，除了授予官銜之外，還給了張弼士不用下跪的特權。

原因很簡單，清朝缺錢。

維持兩百多年的大帝國，有著冗雜的管理機構；武德缺失屢戰屢敗，締造了一堆不知道什么時候是個頭的賠款；隔壁日本都打算脫亞入歐了，不管清政府是不是做做樣子，北洋水師的技術現代化也得花錢；最頭疼的是東南互保初露端倪，帝國最富庶的奶牛江浙和嶺南地區，越來越難收稅了。

這種背景下，依靠數百年下南洋攫取了巨額財富的華僑們，自然成了清政府的救命稻草。

出于政治地位的訴求，或是出于對母國安全保護的依賴，很多南洋華僑們也樂意被當作救命稻草。比如張弼士，下南洋之前，他是廣東梅州大埔的一個普通農家娃，沒讀過私塾、也沒考過科舉，雖然依靠做生意成了巨富，但在中國社會層級“士農工商”的“種姓制”下，依然是社會底層。

清政府給了地位，張弼士也開始“撒幣”。除了為捐建國家項目之外，他還投資產業，比如，在山東煙臺建設張裕葡萄酒廠。

選擇煙臺不僅僅是為了當地的種植環境，更重要的是，煙臺是中國北方最早開埠的城市、當時中國擁有最佳通航條件的良港之一。三十多年的開埠歷史讓這里有了數量龐大的外國人社區和學校，各種優秀人才和新技術更容易被應用，而繁榮的海上貿易則讓出產自這里的商品有更好的銷售渠道。

不得不說，商人的眼光是精準的。但這也為后來義和團的文章，埋下了伏筆。

1892年，張弼士從美國加州購買了2000多株釀酒葡萄，開始在煙臺試種，但因為煙臺的氣候條件和日照條件不如加利福尼亞，結的果子不多，含糖量也不夠。于是，財大氣粗的他又從歐洲買了64萬株釀酒葡萄種植。

1894年，張裕公司保存至今的大酒窖開挖，窖深7米，整體用大青石和水泥砌筑。張弼士想把葡萄酒做成百年產業的決心初露。

1896年，在奧地利領事館的引薦下，張弼士與克洛斯特新堡葡萄釀酒學校畢業的馬克斯·馮·巴保在新加坡見面，在張“一定要做最好”的要求下，雙方簽訂了聘用合同。

在最初的工作中，馬克斯為張裕帶來了耳目一新的現代釀造技術和釀酒設備，并為張弼士購買的釀酒葡萄苗進行選育和雜交，新的葡萄藤成活了，結出的果實糖分豐富，顏色鮮艷，而且抗蟲、抗病、抗寒。

張弼士很高興，他借用了雜交的赤霞珠、蛇龍珠、麗品珠幾種釀酒葡萄的英文統稱“Cabernet”，將馬克斯·馮·巴保釀造出來的美酒稱為“解百納”，意為中國紅酒了解“海納百川”。

信達雅兼備。

有了資金支持、人才支持和品種支持的中國紅酒，占據了天時地利人和，本來完全有機會，趁著這一波紅利而一飛沖天。

然而義和團的到來，讓一切成為泡影。

作為義和團的發源地，山東擁有數量龐大的義和拳拳民。

1899年底，山東泰安，英國傳教士西德尼·布魯克斯在寒冷的冬天被脫光衣服，在遭受義和團百姓毆打后死亡，并被斬首，他是有記載的第一名死于義和團的外國人，也是義和團公開屠殺外國人的開始。

1900年6月和7月，義和團在河北保定和山西太原襲擊了外國人的學校，至少殺死了53名孩子。

在這種社會環境下，在華外國人風聲鶴唳，像馬克斯·馮·巴保這樣的技術人才，怎么可能專心為中國釀酒，怎么可能在專業領域獲得新的突破？

英國學者瑪麗?蒂芬的書《中國歲月：赫德爵士和他的紅顏知己》第七章，專門講述了義和團陰云之下煙臺外國人社區的狀況，她寫道：“5月27日，星期日，卡拉爾一家，福勒一家，以及�？烁５乱患曳殖巳龡l船，前往西海岸，又從那里繼續前行到巴保男爵的葡萄園。我們五個人劃著小船走了很遠……我們還繞著一艘日本軍艦劃了一圈。在回來的途中，我們遇到維維安和萊拉，以及吉勃里家的孩子，他們都劃著自己的船。于是我們在‘森塔號’巡洋艦附近聚攏，�？吭谝黄�，等待巴保男爵和‘森塔號’司令劃船趕上來……”

包括馬克斯·馮·巴保在內的外國人們不敢靠岸，在海上漂流的慘狀，躍然紙上。

當然，除了巴保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之外，花重金雇傭他“振興民族產業”的張弼士，更像是冤大頭。

面對這樣的暴行，滿清政府又是怎么表態的？

彼乃益肆梟張，欺淩我國家，侵佔我土地，蹂躪我民人，勒索我財物。朝廷稍加遷就，彼等負其兇橫，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慢神聖。我國赤子，仇怨鬱結，人人欲得而甘心。此義勇焚燬教堂，屠殺教民所由來也。

這是1900年6月21日，光緒帝發布的《上諭》原文。

就在同一天，滿清官兵“由長官授意”當街打死了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公然挑戰《萬國公法》中“外交人員人身不可受侵犯”的國際原則。

面對這樣的政府，即便沒讀過四書五經的張弼士，也愧與之為伍：心灰意冷的他返回南洋，不再上心國內的生意。1904年，張弼士在英屬馬來西亞檳城創辦東南亞第一所華文學�！资R中華國民型華文學校，志在脫離滿清政府的體系，培養有更廣闊視角的華人。

而1909年以后，張弼士更是公開站到了授予他官銜的滿清政府的對立面，捐資贊助孫中山革命。

義和團的拳民們，今天殺了洋人的孩子，明天可以就回家，喝著傳統的甲醇超標的自釀白酒，種田過日子，順便還罵罵洋人的酒像是馬尿，哪有我天朝上國的傳統美酒好喝；但中國葡萄酒的發展，中國制酒工業的現代化，卻永遠地錯失了那一個窗口。

雖然張裕葡萄酒在辛亥革命之后重新開張，紅白葡萄酒和白蘭地都陸續上市銷售，并獲得了眾多國際大獎。

但十幾年的空白期，看起來不長，有時候，卻失去了先機。

就在中國葡萄酒發展因義和團運動停滯的那些年，日本著名的甜葡萄酒“蜂印香竄”上市、享譽世界的日本牛久chateau酒莊建成、日本甲州地區也成為國際葡萄酒行業認可的新世界產區之一。直到1971年，《世界葡萄酒地圖》第一版發行之時，都只收錄了日本酒莊，沒有中國酒莊。

日本的溫帶海洋性氣候，對釀酒葡萄來說并不算是太好的種植環境，但一步先，步步先。直到20世紀90年代之后，中國葡萄酒才依靠多元化的產區、龐大的人才儲備和消費基數，漸漸扳回局面。這一晃，竟是百年。

更可悲的是，看似螺旋上升的歷史，對生命有限的人來說，卻可能是一生的遺憾。1917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北洋政府對德國和奧地利宣戰，時年55歲的馬克斯·馮·巴保不得不啟程回國。他把一生最黃金的20年用在了中國，但其中十年，卻因為歷史的曲折而荒廢。這位事實上的中國葡萄酒技術之父，最終也沒能讓本來擁有種植優勢、資本優勢和市場優勢的中國葡萄酒成為受到全球認可的新興產區。

歷史的一粒塵埃，落在個體身上，就是難以承受之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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