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
ROE是衡量盈利能力最重要的指標，而且我們會通過杜邦分析來找出企業高ROE的驅動因素，但是杜邦分析在重慶啤酒身上不靈驗了。
原因在于重慶啤酒少數股東權益比歸母所有者權益還多。
進而使得歸母凈利潤和凈利潤之間的差額較大，由此導致在進行杜邦分析的時候，各個指標的計算無法統一口徑，計算出來的數值也就沒有參考價值。
舉例來說，重慶啤酒歸母權益占比只有46.72%，歸母利潤占比只有50%；但是在計算周轉率的時候，只有總資產這個科目，并沒有歸母總資產這一說法。
為方便理解前文的內容，我們再梳理一下重慶啤酒的股權架構。
重慶啤酒的核心經營主體為嘉士伯重慶（持股51.42%），嘉士伯重慶剩余48.58%股權由廣州嘉士伯持有。
也就是說，廣州嘉士伯作為非控股股東，其持有的48.58%股權對應權益即為合并報表中的“少數股東權益”。
少數股東權益不是小股東權益，因為少數股東不是小股東。
少數股東不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他們擁有的是上市公司（重慶啤酒）的子公司，也就是重慶嘉士伯的股權；重慶嘉士伯接近一半的利潤，都要分給少數股東。
換句話說，重慶嘉士伯賺的錢，大約有一半屬于廣州嘉士伯，跟買了600132這只股票的上市公司股東沒關系。
在計算重慶啤酒ROE的時候，可以使用歸母凈利潤除以歸母股東權益，或者用凈利潤除以股東權益。
如下表所示，計算出來的歸母ROE為52.09%，整體ROE為45.76%，據此我們可以推測重慶啤酒的ROE水平在50%左右。
這屬于超高ROE，且是由高權益乘數驅動的超高ROE，主要原因在于2020年嘉士伯將資產注入重慶啤酒，大幅拉升了重慶啤酒的資產規模。
此處不再展開講，感興趣的同學可以查看小北讀財報之前專門講重慶啤酒ROE的文章，鏈接如下：
https://xueqiu.com/1830902728/324505523
我們再接著說回今年重慶啤酒的中報。
如下圖所示，今年上半年重慶啤酒收入下滑0.24%，凈利潤下滑4.03%，凈利潤降幅大于收入降幅；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公司的ROE還能高達55.91%。
如前所述，適用于別的公司的杜邦分析，在重慶啤酒身上已經失效，用毛利率、銷量、收入增速這些指標來評估重慶啤酒的業績更合適。
收入利潤下滑，是當前重慶啤酒最直觀的業績表現。
從重慶啤酒身上，我們看到了消費降級的現象。
重慶啤酒的產品檔次按消費價格進行劃分，包括價格人民幣8元及以上為高檔，4—8元為主流，4元以下為經濟；你猜它哪個檔次的啤酒收入增長最快？
答案是4月以下的經濟型啤酒。
高檔啤酒收入同比增長0.04%；
主流啤酒收入同比下降0.92%；
經濟啤酒收入同比增長5.39%。
高檔啤酒的收入只增長了189萬元，價格低于4元的經濟型啤酒收入增長了1002萬元，4—8元的啤酒收入下降了2913萬元。
但是我們反觀燕京啤酒，它的中高檔產品今年上半年的營收同比增長9.32%。
前幾天的文章里提到了惠泉啤酒，公司說自己的產品結構升級了，但實際上中高端酒只多賣了63萬，公司的產品升級有些言不符實。
但是燕京啤酒卻通過業績數據證明了產品結構升級，其中大單品燕京U8依然保持快速增長，那么，燕京啤酒身上體現的是消費升級的現象嗎？
我覺得消費降級和消費升級不是非黑即白有你沒他有他沒你的關系，降級和升級同時存在，就像一個人可以買幾百塊的鞋，同時穿幾十塊的短袖。
區別在于降級和升級覆蓋的面積不一樣。
前幾年收入預期好的時候，我們花錢很“毛”，不那么精打細算，愿意為高溢價買單；現在多數人的收入預期都下降了，就開始計較值不值的問題，產生了消費降級。
但是當下社會上仍存在收入預期好、且能賺到錢的人，別人喝4塊錢以下的重慶啤酒時，他們可以喝貴一點的燕京U8。
對企業來說，不是不存在增長空間，而是市場需求更加碎片化，增長機會的抓取比原來更難；原來是那種大范圍的未被滿足的市場需求，現在要去尋找零零碎碎的增量市場。
而惠泉啤酒、重慶啤酒和燕京啤酒今年中報的業績分化，已經反映出了上文所述市場需求的分化。
不止啤酒，餐飲、白酒、服裝等行業，都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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