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環境、社會、治理）可持續發展理念，越發成為社會共識。

據悉，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將ESG理念深度融入國家發展戰略布局，從環境(E)、社會(S)、治理(G)三個維度提出具體要求：

環境(E)維度：錨定雙碳目標，構建綠色低碳發展體系，明確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3.8%左右等量化指標；

社會(S)維度：聚焦民生福祉，提出就業、收入、教育、醫療等7項指標，強調高質量充分就業和城鄉居民增收；

治理(G)維度：完善制度體系，深化招標投標體制機制改革，健全中長期資金入市機制，強化公平競爭審查。

近年來，ESG（環境、社會、治理）可持續發展理念在我國快速普及，政策體系持續完善，已從“立標準”邁向“強規范”階段。隨著ESG投資理念的普及和監管規則的完善，ESG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各界對ESG的認同已轉化為可衡量、可追蹤的披露行為與真金白銀的投資流向。

今年全國兩會，全國人大代表、全國工商聯副主席、通威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漢元針對推動ESG從合規導向轉向價值創造提出了相關建議。

劉漢元代表指出，盡管我國ESG實踐在廣度上快速拓展，但在深度上仍存在明顯的結構性短板，尚未實現從理念認知向價值創造的跨越，主要原因一是存在部分ESG實踐流于形式，對外披露聚焦合規指標，重描述、輕量化，對內缺乏ESG理念、風險管理及長期機遇分析與核心業務的深度融合，未能驅動生產運營的可持續轉型。

二是ESG實踐與國際競爭力的提升銜接不足。我國企業在全球供應鏈競爭中多被動遵循西方主導標準，主要精力用于滿足由歐美買家、國際評級機構或非政府組織制定的各類ESG評價標準與工廠審核，未能充分展現我國長期在清潔能源發展、綠色技術應用及低碳產業布局等能源轉型領域形成的系統性優勢，并將其有效轉化為國際競爭力。

三是ESG價值激勵機制尚不健全。西方發達國家已形成較為成熟且被市場廣泛認可的ESG價值體系，其核心在于將ESG表現與融資成本、投資決策和估值體系深度融合。相比之下，我國對企業ESG實踐的支持多數仍停留在榮譽表彰、資質認定等層面，實質性的金融體系支持力度不強且市場價值回饋滯后，使得企業ESG實踐往往被視為“成本項”而非“價值投資”，難以形成“長期投入—價值回報—再投入”的可持續閉環，制約了ESG從理念倡導向規模實踐的轉變。

四是標準落地有待加強。盡管基礎框架已基本構建，但部分領域缺乏細化、可操作細則，導致實際執行過程中存在理解不一致、執行尺度不統一等問題。以生物多樣性影響評估為例，由于缺乏統一的解讀口徑和實操工具，企業普遍面臨“有方向、無路徑”的困境，不僅制約了標準體系整體效能發揮，更對資源與專業能力有限的中小企業構成了隱形壁壘，不利于行業的均衡發展與整體水平提升。此外，頭部企業的示范效應也未能有效擴散，難以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成熟模式。

劉漢元代表表示，當前，我國正處于推動高質量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階段，推動ESG從合規導向轉向價值創造，既是破解實踐困境的現實需要，也是賦能中國制造提升國際競爭力，暢通內外雙循環的戰略舉措。海外實踐證明，頭部企業聯合構建可持續發展閉環，共同推動標準國際化，是實現ESG價值最大化的有效路徑。我國應充分依托在能源轉型、綠色創新等領域積累的寶貴經驗，加快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ESG評價體系與價值實現機制，深化ESG與金融體系的聯動，強化與實體經濟綠色轉型的協同，全面推動我國ESG實現從跟跑到并跑再到領跑的跨越。對此，劉漢元代表建議：

一是建議構建以價值為導向的ESG評價標準體系。由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牽頭，聯合國家發改委、生態環境部、證監會等部委，在現有框架基礎上制定分行業、分規模的ESG評價細則，將價值創造融入到核心指標的量化標準與核算方法中，增設能反映企業通過ESG實踐達到降本增效、驅動創新、提升品牌價值等與財務、業務成果掛鉤的正面評價指標，使價值創造可量化、可比較、可驗證。

二是建議強化金融激勵機制，引導資本賦能ESG價值創造。建立ESG價值創造與金融支持關聯機制，推動金融機構將企業表現與融資成本、信貸額度等掛鉤，對ESG價值創造優質企業給予利率優惠與額度傾斜。同時，擴大綠色金融覆蓋范圍，引導保險資金、養老金等長期資本加大對ESG價值創造型企業的配置力度，并推動建立ESG投資信息披露機制，清晰傳導價值信號，引導資本向可持續發展領域聚集。

三是建議發揮頭部企業引領作用，構建產業鏈ESG價值閉環。以新能源等具備國際競爭優勢的產業為突破口，推動頭部企業牽頭組建ESG價值創造聯盟，聯動產業鏈上下游協同推進綠色生產、低碳供應鏈建設和資源循環利用，打造全鏈條ESG價值創造體系，并積極推動國際互認，將我國可持續發展優勢轉化為國際競爭優勢。

四是建議構建多元協同的支持生態，強化保障支撐。將ESG價值創造納入地方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對積極參與產業鏈ESG聯盟建設、開展創新試點的企業等給予優惠政策傾斜。政府建立跨部門協同服務平臺，降低企業實踐成本。通過政府有效引導、企業主動作為、社會廣泛參與的聯動機制，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可持續發展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