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我從鄭州市第二高中畢業時，班主任賈金鑑老師問我：“你心中有一個美麗的夢想嗎？”我回答說：“有，當一個新聞記者。”賈老師笑了笑說：“好，道路漫長，努力吧！”

四年后，也就是1961年的7月，我從西北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到了選擇職業的關口。我查了查畢業生分配指標，讓我大失所望的是，其中竟然沒有記者這一行當。我無可奈何地退而求其次，將志愿填寫為文學工作者和教師。不巧的是這些指標已經被人占用。中文系領導說：“你是黨員，到省委機關工作吧！”于是，一張介紹信把我介紹到了陜西省委組織部。

9月15日，我一條扁擔一頭擔著書本，一頭擔著被褥，告別母校只身來到西安建國路雍村省委組織部報到。干部二處的祝培仁同志看了看介紹信說：“你的工作我們還要研究，你先到省委招待所住下，等候通知。”有一次，我在組織部大院碰到祝培仁正和一個中年人說話，他連忙叫住我說：“這是光明日報陜西記者站站長。”后又對站長說：“這是西北大學中文系應屆畢業生，正待分配。你們站不是正缺一個記者嗎？分給你們怎么樣？”站長轉過來和我握了握手，高興地說：“好啊！我一會兒到你的辦公室看看檔案，給報社打個報告，批下來就來上班吧！”我喜出望外，覺得天上掉了餡餅，一再表示感謝。可恰在這時，省委辦公廳到組織部要人，指名道姓就是我的名字，還說這是事前和學校商量好的。組織部立即開具了我去省委辦公廳工作的派遣令。在我面前剛剛亮起的通向記者之路的曙光，瞬間又消失了。

從此以后的二十年間，我就輾轉于省市黨政機關，從事機關公務員的工作。直到1983年，才走完了這段漫漫長路，走進心儀的新聞媒體。

扎根農村厚積生活經驗

從1961年到1970年的十年間，我先后在陜西省委辦公廳、寶雞市政府民政人事局、寶雞市委組織部擔任干事、科員、組織員，名為機關干部，實則大部分時間在基層農村蹲點，我先后住過的地方有寶雞市的千河、磻溪、金陵、八魚、譚家村、益門、陳倉和西安市的南山門口、未央宮等公社、鄉鎮的30多個村子，有的是搞社會主義教育，有的是搞四清運動，有的是搞基層組織建設，后來到文化大革命期間，干脆插隊落戶當了農民。在村里我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同他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積累了豐富的生活經驗。

我生在農村，長在農村，自以為對農村并不陌生。可是一旦下來才知道，關中習俗與中原大有不同。單從語言上就往往鬧出笑話。有一次在同心村吃派飯，管飯的一位年約50歲的老大娘端上玉米攪團、玉米發糕和一盤窩酸菜、一碟油辣子，我坐在他家的炕上端起攪團津津有味地吃起來，可老太太看著我老問：“賞著沒？”我說：“吃著呢！”老太太又說：“蘸起吃！”我聽成了“站起來吃”，以為這是地方的規矩，趕緊從炕上下來站在炕前地上。老太太笑了，忙說：“你坐哇兒吃，坐哇兒吃！”飯后，我向支部書記焦升榮述說了這一經歷，他幾乎笑出了眼淚。他說：“賞著沒，就是問你咸淡咋樣？蘸起吃，就是叫你把攪團和酸菜混著吃，不是要你站在炕下面吃。”直到在村里住過月把天氣，我才逐步適應。每憶起那一段的生活情景，我自己也覺得好笑，但并不覺尷尬，還覺得很溫馨，每次到農家吃飯，我都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樣。

金陵公社陵玉村位于同心村西側，因緊鄰大唐秦王陵而得名。我在這里住了三個多月，結識了這個村黨支部的馮書記，他高高的個子，寬寬的肩膀，紅紅的臉龐，地地道道的一個西部壯漢。我到村不幾天，公社開會要求抓好三秋工作，我有點犯難，村里有12個小隊，分散在好幾個山溝和山坡上，轉一圈就得一兩天時間，怎么抓？晚上我找他商量，他竟然拿出了一張紙讓我看。我一看不禁大吃一驚，這竟然是一個關于做好三秋工作的安排意見，上面歪歪扭扭地寫著6點：抓領導、抓安排、抓管理、抓檢查，抓秋收、抓總結。他說：“你看行嗎？”我說：“你經驗豐富，安排得好。”他找來大隊長商量后就讓會計、出納通知第二天開小隊隊長會，很快安排了下去。他說：“咱做工作還得靠各隊隊長，光靠我們幾個跑斷腿也不行呀！”我不得不佩服，他一個只有高小文化程度的農民，竟有如此縝密的頭腦，比我這個大學生強多了。

每過半個月，馮書記就把我叫上到各隊巡回檢查一次，秋收結束開了總結大會，全村迎來了一次大豐收，被公社評為先進單位，我也受到市上的表揚。其實，我心里明白，真正應該表揚的是馮書記，我在他面前不過是一個小學生而已。

金陵公社王家碾村位于市郊金陵河東的一處山坡上，有九個生產小隊。我著重抓了三隊馬家坡，吃飯由隊長馬凱分派。這個隊多數社員都比較窮，當時又處在春荒時候，不少家里只能吃到稀稀的包谷糝和苜蓿菜。可是他們對我卻特別好，總是千方百計給我蒸點發糕。為了幫助部分幾近斷糧的困難戶，我向公社要了一些救濟糧。消息傳出后，我突然發現給我管飯的各戶包谷糝變稀了，發糕也沒有了。開始我有點發愁，困難戶這么多，那一點救濟糧該怎樣分配？我找馬凱商量，他笑著說：“假的，各家都在裝窮，都想分一點救濟糧。別怕，誰家去年分了多少口糧我心里有底兒。”我根據馬凱的意見，又作了調查，很快把救濟糧分了下去，沒有出現斷炊斷糧戶。

后來，我對這些年的經歷作了回顧：“匆匆忙忙十多年，大部分時間在農村奔波，像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漢，我都干了些什么啊？”我問自己。我自問自答，一個長長的總結，寫滿了一個厚厚的筆記本，有對命運不濟的感嘆，有對歲月流逝的哀鳴，也有對前路不明的茫然。直到最后，我才在艱難的回憶中明白過來，這十多年的日子雖如輾轉如飛蓬，并沒有虛度，我在艱難的碰撞中逐漸長大了，成熟了，開始懂得了生活。

農村，在我過去的記憶中就是山水、田野、耕牛、農具，春種、秋收、夏管、冬藏，就是農民起早貪黑的勞作。這些年的下鄉實踐，我在這些現象的背后，看到了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同心村的黨支部書記焦升榮，陵玉村黨支部的馮書記，雙橋頭村的知識青年劉清安、王玉賢，豐禾村精干的女生產隊長雷英和曾經墮入煙花、以淚洗面的姬鳳蘭，姬家店村的世紀老人老楊頭，光明村憨厚的老支書王扶漢等等。他們都是在農村這個廣闊舞臺上，代表不同階級、階層的利益，以不同的方式活動著。這時我才意識到，農村不光是山川和田野，而是這一群人和另一群人，以某種關系組成的社會群體。我逐漸明白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闡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關系的理論，明白了觀察事物既要看物，更要看人。在總結中，我發現自己認識事物的能力大大提高了一步，就像毛主席說的，完成了一次飛躍。長期的農村生活也使我變得沉穩起來，過去那種大學生身上的驕傲與浮躁之氣，也收斂了許多。這一段的經歷，為我以后從事新聞寫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堅守通訊組長崗位十三年

1970年我正式被下放到陳倉公社光明村，插隊當了農民。原以為從此就“貶家為農”了。沒想到市上一紙調令下來，要求我第二天就要到市革委會政工組宣傳組報到，頗有點“急如星火”的味道。報到之后才知道，市上正在籌備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大量的發言材料堆在那里，需要懂行的人編輯修改。主管宣傳的市革委會副主任周瑞經文化不高，卻有點偏愛有文化的人，有人向他推薦說我還有些文字水平，他說：“那好，立即調回。”

籌備組的辦公地址設在寶雞西府賓館。當時同時抽調來的還有幾個基層企業的“秀才”。我修改的第一個先進事跡材料是寶雞發電廠運行二組的，下午拿到手，晚上連夜修改后第二天送給軍代表、宣傳組組長江宏審看，他是軍界的有名寫家，看后當著大家的面豎起大拇指說：“大手筆！”隨后就宣布我為學代會材料組組長。以后籌備組又決定讓我參與起草了大會總結報告。會議一結束，市革委會干部組長陳春山通知我：“你的工作安排好了，到宣傳組任通訊組長。”從這一天起，到1983年，除了1971年和1972年擔任內部期刊《政工通訊》編輯以外，我就一直呆在市委通訊組長崗位上，1974年市委宣傳部恢復后同時擔任新聞科科長職務。

在通訊組長這個崗位上，我一直干了13年。我的主要任務就是采寫新聞稿子，上送到省級以上媒體發表，同時擔負基層通訊員的培訓工作及市上領導分派的臨時任務。這些年，我和新聞科的幾位干事一起，下鄉下廠、參加各項活動，每年采寫和上送稿件都在300篇左右，被采用的也在200篇左右。我多次被評為陜西日報和省電臺優秀通訊員，并被推舉為寶雞市政協委員。

在這13年間有兩件大事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件是批判“鳳翔會議”。1976年7月正值文化大革命結束的前夕，寶雞市造反派陰謀奪權也達到了高潮。從7月7日到19日寶雞市委在鳳翔召開有市委領導、市級機關各部門和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參加的700人會議，號稱“鳳翔會議”。會上以單英杰、李維林為首的造反派頭目假路線分析之名，大抓“走資派”，瘋狂迫害老干部。他們派出由造反派人物組成的“工檢團”分赴各部門和企事業單位抓“走資派”，一時間全市烏煙瘴氣，“黑云壓城城欲摧”，市級各部門一半以上的領導被撤換。粉碎“四人幫”以后，為消除“鳳翔會議”的惡劣影響，1977年2月市委召開了為時62天的常委擴大會議，這是寶雞市歷史上最長的一次會議，有680余人參加，對單英杰、李維林的問題進行了揭發批判，省委領導當會宣布撤銷了他們的市委常委職務。我作為新聞報道者全程參加了這次會議。1978年初，省上讓市委通訊組寫一篇批述文章，由我和新聞科的白栓堂執筆。我們兩人對市上一伙造反派的行徑早已痛恨在心，遂連夜加班草寫了8000余字的題為《評篡黨奪權的“鳳翔會議”》評述文章，從他們的反革命政治綱領大抓“走資派”和“鬧而優則仕”、“突擊入黨、突擊提干”等幾個方面，痛快淋漓地進行了批駁，得出結論：“鳳翔會議從策劃到召開，決不是偶然的，它是我省少數人結幫營私、篡黨奪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陜西日報1月24日以中共寶雞市委宣傳部署名，在頭版整版刊發，影響極為強烈，為消除“四人幫”在寶雞的流毒和影響起到了極大作用。

第二件是開啟寶雞日報復刊。寶雞日報復刊的芻議始于八十年代初期。當時，市上要求寶雞日報復刊的呼聲很高，我受命起草了一個關于《寶雞報》復刊的意見，以宣傳部名義報送市委，市委書記韋明海批示讓市委副書記薛文華抓一下此事。薛文華書記又提出了幾點新的要求，我又重新起草了關于《寶雞報》復刊的報告，薛文華詳細進行了審閱，認為還存在一些問題，就暫時擱下了。1982年8月，我在省委辦公廳工作時的老領導杜魯公擔任市委書記，他曾經擔任過《延安報》主編，對辦報頗有興趣，讓宣傳部重新寫一個報告。我對過去的報告進行修改送上去后，由于種種原因又放下了。1983年，杜書記又提此事，新聞科又重新起草了報告。直到1984年，市上才正式批準《寶雞報》復刊，并由宣傳部負責組建了籌建班子。經過七八個月的籌備，終于在1985年1月正式出報。

改革拼搏之路

1983年7月我從新聞科長崗位調任寶雞市廣播電視局副局長并兼任寶雞人民廣播電臺臺長、總編輯，從公務員變身為人們口里常說的所謂“新聞官”。我一直喜愛當記者，對當這個“新聞官”并無太大興趣，但是一旦當上了，還是全力以赴。好在我有了13年通訊組長的經歷，對新聞行業并不陌生。我根據黨的改革開放的總方針，經過深入調查，制定了一個方案，并在實施過程中逐步完善，對電臺的各項制度、機構設置、業務建設進行了較大幅度的改革。十六年間，做出的重要改革有以下幾點：

一是實行干部聘任制和編輯記者招聘制。中層干部、工作人員由臺上分層聘任；對臺上編輯記者嚴重不足問題，不走以往的從外面選調的老路，而采用面向社會招聘的辦法，經考核合格后方才錄用之。

二是開展年輕記者徒步采訪活動。年輕記者文化水平高，有熱情、有干勁，但缺少深入基層鍛煉和實地采訪的經驗，且有不少人長期生活在城鎮，不了解基層尤其是農村。雖然他們也下農村采訪過，可大多是蜻蜓點水、走馬觀花，寫出的稿子也往往是干巴巴的，缺少生活氣息。為了補上實踐鍛煉這一課，臺上決定組織年輕記者深入農村進行徒步采訪活動。參與徒步采訪的年輕記者共11人，分為6批，每批1到2人，采訪時間一個月。每人一輛自行車，由臺上用汽車連人送至縣城，請縣委宣傳部協助安排，然后記者騎自行車或徒步赴各鄉鎮進行采訪。這次活動從1986年3月開始，到10月結束，11名記者跑遍了全市11個縣區，100多個鄉鎮，采寫稿子400余篇，其中通訊130多篇，消息270多篇，內參和調查報告20多篇，每人發稿在30篇以上。無論從稿件的數量或質量上，都創造了本臺建臺以來的歷史記錄。

三是發動群眾辦廣播。臺上倡導編輯部與群眾聯辦專題節目和熱線節目，以多種方式發動聽眾參與廣播，為電臺提供稿件甚至直接上廣播。一時間內，全臺興起群眾辦廣播的熱潮。在各個時段的西秦大地、七色陽光和文藝大觀板塊中，先后與企業聯合辦起了“改革與我”、“我們身邊的活雷鋒”以及“金融之聲”“交通經緯”“市場漫步”“殘疾人之友”“老人天地”“愛寶雞多貢獻”“黨旗飄飄”“保險與我”“和睦家庭”“中小學假期作文競賽”“陳倉大市場”“電臺與聽眾”……等，幾年時間先后與幾十家企業聯辦了上百個節目，還多次舉辦熱心聽眾推薦評選好節目、好編輯記者、好播音員主持人和編輯記者、主持人與群眾見面活動，吸引了大量聽眾積極參與。據統計，僅1989年就收到聽眾來信來稿21500余件，最多的一天來信來稿上百件。部分聯辦節目結束后，還根據聽眾意見，編輯出版了《改革與我》、《我們身邊的共產黨員》等8部征文稿件精選集，受到聽眾的普遍歡迎。

四是創辦廣播系列臺。為豐富廣播內容，滿足聽眾的需要，電臺制定了創建經濟臺和音樂臺的規劃。經過籌集資金和周密籌備，1993年11月1日經濟臺率先建成開播。開播這一天，市上的主要領導均已到場。市領導首次敲定在經濟臺開辦市長熱線節目，每月一次，由市長或副市長來播音室接聽并回答聽眾電話。這條熱線節目堅持了20年之久，每季度接聽和回答聽眾電話及處理信件都在數百個以上，為群眾解決了大量生產和生活上的具體問題，深受群眾歡迎，成為寶雞電臺的名牌節目。

五是領導帶頭主辦節目。1990年，在電臺廣播節目的改革中，大家一致認為評論是一個薄弱環節，要提高宣傳的質量和水平，評論環節應當跟上。為改變這一狀況，我自告奮勇在西秦大地板塊七色陽光欄目中，開辦了一個以評論為主要文體的專欄“午間漫談”。為了廣泛征集稿源，我先后拉了中鐵電氣化局寶雞器材廠和中寶印務有限責任公司一起聯辦。我自任欄目主筆，兩年時間先后寫了250余篇雜文、雜談，每兩天都會以方舟的筆名發表一篇，聽眾稱為“方舟雜談”。專欄開辦期間，不少聽眾來信希望將其中的優秀稿件編輯出版，供大家學習。我們應聽眾要求，經多方聯系，1992年到1994年先后由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4部雜文集：《人生成熟的色調》（方舟、鐘文著）、《珍重你金色的年華》（方舟著）、《生活啟示錄》（胡中玉著）、《人生沉思錄》（胡中玉著）。其中我署名的《人生成熟的色調》、《珍重你金色的年華》，分別由全國著名雜文作家毛錡和陜西省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散文作家劉文義作序。兩本書的出版信息報道后，先后有20多位聽眾和幾十家企業跑到電臺索要購買，幾至供不應求。陜西《新聞知識》雜志還刊發了程秀峰同志題為“隨風潛入夜 潤物細無聲——評方舟雜談的特色”的專文，給予較高評價。

對我在電臺這一段的工作，上級領導給予了充分肯定：1987年我被評為寶雞市勞動模范，1991年被評為全國優秀新聞工作者，1993年晉升為高級記者。

1999年我正式退休，覺得一身輕松了。可是僅僅過了兩個月，就有3家省級報社領導找我，要聘用我到他們的記者站工作。緣于對記者職業的熱愛，我經過思考，應聘擔任了西北信息報寶雞記者站站長。這個站長，我一當就是10來年。我算了算，10年間我每年采發稿件大約60篇左右，聯系形象宣傳專題平均五六個版，在全省各記者站中屬于中下等，但報社領導對我非常尊重，從來沒有為難過我。寶雞市委領導和宣傳部對我們站的工作還比較滿意，還評我們為優秀記者站。2010年由于年老體衰，我果斷辭去了記者站站長的職務，回歸家庭，開始了回憶與思考的懷舊生活，15年間，先后公開出版散文、小說、詩歌、傳記等多部，這是后話。

（作者和他的兩個女兒）

作者簡介：

胡云林，筆名方舟，共產黨員，高級記者。1938年10月22日生于中牟縣姚家鄉小胡村，先后就讀于原中牟縣中、鄭州市第二高中，1961年畢業于西北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先后在中共陜西省委辦公廳、中共寶雞市委組織部工作。1970年開始，先后任《寶雞通訊》編輯、寶雞市委宣傳部新聞科科長等職，1983年任寶雞市廣播電視局副局長兼寶雞人民廣播電臺臺長、總編輯，1987年被評為寶雞市勞動模范、1991年被評為全國優秀新聞工作者，并任陜西省新聞工作者協會常務理事、陜西省廣播電視學會常務理事、寶雞市廣播電視學會副會長、寶雞市新聞工作者協會副主席、寶雞市政協委員、寶雞市雜文散文家協會副主席等職。1988年被評為主任記者，1993年晉升為高級記者。1999年退休。

胡云林在任臺長的十六年間，堅持改革，大膽創新，把寶雞電臺由一套中波節目建設成為三個頻率（中波、調頻）、多套節目播出的中級臺。寶雞電臺的改革經驗曾在陜西全省廣播電視系統推廣，國內多家新聞、廣播媒體以《情系廣播汗灑西秦》為題介紹過他鐘情廣播、刻苦辦臺的事跡。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先后編輯出版《改革與我》、《我們身邊的共產黨員》、《法在我身邊》、《今日寶雞》、《黃河之聲》和《人生成熟的色調》、《珍重你金色的年華》、《故鄉的刺玫花》、《寨里村往事》、《人生瑣談》等新聞與文學作品集十余部，共200余萬字。

（本文原載于媒海學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