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項飆相繼在四所高校舉辦巡回學術講座：4月6日在中山大學主講“人類學與我們所處的時代”；4月8日在香港大學以“Ambition: Migration, Desire and Fatigue in China”為題展開分享；4月9日下午于香港中文大學開展對談“University and the Public: Staying with Our Common Concerns”；4月14日走進浙江大學，帶來講座“如果已經看清一切，為何還這般心慌”。系列活動均聚焦當代社會現實與公共議題，場場反響熱烈，成為現象級的人文思想交流活動。

最近幾乎每隔幾天，社交平臺上便涌現講座現場的分享畫面：會場內人群層層疊疊，過道、臺階皆站滿聽眾，無一人中途離場；講座與對談結束后，項飆被聽眾團團圍住，簽名、合影、深度提問接連不斷，學術交流的熱忱消解了當下普遍的人際疏離。細心的網友發現，項飆隨身背負的書包，與多年前《十三邀》第四季訪談中出現的完全一致，樸素無華的物件伴隨他數十年學術之路，網友亦給出精準注解：“小小的背包，大大的世界。”

項飆

“遇事不決問項飆。”這句流行于青年群體的話，看似戲謔，實則映照出AI時代群體的精神困境與內心期待。高度不確定性的社會語境下，生活節奏持續加速，算法構筑信息繭房，割裂人際聯結，垂直內卷的競爭邏輯異化生存狀態，個體精神被不斷拉扯，努力與回報的對應關系日漸模糊。當人們既無法徹底“躺平”，又難以在功利競爭中找到精神歸屬，項飆的言說與思考，成為直面困境、探尋出路的重要參照。大家向他提問、與之交流，并非渴求唯一標準答案，而是確認：關乎生存與聯結、焦慮與歸屬、人文與公共性的命題，始終值得被認真提出、深度探討、真誠回應。

從“浙江村”到全球“獵身”：項飆一以貫之的社區與聯結命題

真正奠定項飆學術根基，也讓我持續深入研讀其思想的，是代表作《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這部作品源于他本碩階段長達六年的沉浸式田野調查，拋開學術功利性目標，全身心扎根北京近郊外來務工人員構建的“浙江村”，以平視的視角、長期的陪伴，完整記錄了這個邊緣社區在政策、市場與日常生活的多重交織下，如何生存、運轉、構建獨屬于底層群體的社會聯結與生存秩序，成為中國社會人類學田野研究的經典之作。

項飆著《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項飆在書中直言：

我之所以能夠在“浙江村”毫無計劃地泡六年，是因為當時的社會科學研究和教學還沒有被正規化。學校里既無考試的壓力，也沒有發表的要求。如果說《跨越邊界的社區》有什么特別的優點，那就是我對調查對象的超乎尋常的熟悉親密程度。這種熟悉，只有靠開放的、長時間的、不趕任務的“浸泡”才能獲得；沒有這種熟悉，就不會有真正貼切和豐富的分析。如我在書里所說，“浙江村”在我心中更多的是一個現實，而不是用以寫文章的題目。

基于這份沉浸式的田野積累，項飆精準提煉出“浙江村”的生存邏輯與生命力內核：“‘浙江村’把物質生活（做服裝）和人的生產（生活體系）用同樣的方式組織起來。這兩個體系重疊是它獨特的生命力所在。”針對社區變遷與社會結構的關系，他給出極具穿透力的判斷：“‘浙江村’的正規化不能被理解為是‘現代’對‘傳統’的替代，而應該放在一個更大的‘社會分割—價值攫取’的發展邏輯下來考察。所謂‘分割—攫取’，是指強勢者通過對社會群體進行區隔來攫取價值。”

項飆著《全球“獵身”——世界信息產業和印度的技術勞動》

這份扎根真實社區、關注人際聯結、剖析社會結構的學術脈絡，貫穿項飆整個研究生涯，后續《全球“獵身”——世界信息產業和印度的技術勞動》，更是將研究視野從本土社區延伸至全球產業鏈，聚焦跨國技術勞工的生存困境，揭示全球化背景下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不平等，延續了對“人、社群、社會聯結”的核心關切。

項飆在書中清晰定義“獵身”這一全球勞動力機制：

獵身的基本操作程序是：印度人在世界各地開辦咨詢公司（bodyshops，本書稱它們為“勞力行”），從印度招收IT工人，然后根據客戶企業的項目需要把這些勞動力提供給客戶。不同于傳統的中介招聘機構，勞力行不是簡單地把雇員介紹給雇主就完了，而是直接代表雇主管理工人，包括為工人提供擔保、辦理臨時工作簽證、支付工資、安排食宿等等。因此，在獵身中，工人們與他們的真正雇主不發生任何直接的法律關系，從而雇主隨時可以裁減他們；如果雇主不再需要這些工人，勞力行可以將他們派給另一個客戶，或者讓他們“坐板凳”（benching）——等待下一個職位。

立足全球視野，他對邊緣群體與社會話語權的思考直指本質：“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大片沉默著的真正的邊緣……當權者——或者是把自己想象成當權者的觀察者——總希望會當凌絕頂，看高聳入云的孤峰，認為山峰決定了地貌；而事實上是山底無數石塊、泥土和植被托付著山體。有沒有可能把邊緣的話語組織成世界話語？”

從本土城中村的社群生態，到全球勞動力的流動困境，項飆的研究始終圍繞“人與人的聯結、人與空間的歸屬、個體與社會的關系”展開，這一脈絡自然延伸至近年《你好，陌生人》、“重建附近”的公共論述，也為反思AI時代大學教育、公共性重建提供了堅實理論支撐。項飆在最新學術訪談《把自己作為方法　把世界作為對象——數字時代的知識生產與田野觀察》（《探索與爭鳴》2026年第1期）中，進一步系統闡釋自身學術立場，作為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歐洲人文和自然科學院院士，他在訪談中明確提出“以自己為方法，以世界為對象”的核心主張，強調知識生產必須扎根真實生活、直面現實問題，拒絕懸浮的理論推演與抽象的學術空談，這一理念與“附近”理論高度互文，也為數字時代人文研究、大學教育指明了方向。

《你好，陌生人》：陌生化倫理與“看見最初五百米”的實踐

《你好，陌生人》并非項飆學術方向的突然轉向，而是其數十年田野思考的大眾表達，書中對“陌生人”“陌生化”的解讀，直擊現代社會人際疏離的本質，也讓“附近”理論從學術研究落地為可感知、可實踐的生活理念。

項飆等著《你好，陌生人》

項飆在書中明確界定“陌生人”的核心內涵：“陌生人不僅僅是你不認識的人，陌生人是你刻意不去認識的人。陌生人成為陌生人背后其實是一個陌生化的過程。陌生化是指你是在刻意地做一種努力，不去彼此認識。”面對現代社會普遍的人際隔閡，他清醒地指出：“陌生人并不是社會生活的異常狀態，而恰恰構成了它的常態。”

在算法主導、效率至上的當下，人們習慣蜷縮在熟悉的圈層內，刻意回避與身邊陌生人的交流，將陌生性視為需要消除的不安因素，而項飆提出的“看見陌生人”，并非強迫建立親密關系，而是重拾對身邊他人的關注與尊重，練習與周遭世界的溫和聯結。他進一步闡釋：

跟陌生人交往，是一種場景閱讀，是對生命經驗的調動。

你好，陌生人，不是要我們直接跟陌生人交朋友，而是要我們去觀察、去注意、去想象。這個陌生人，他此刻在想什么？學會看人之后，我們周邊的面目會清晰起來。

基于這一理念，項飆與建筑師、策展人何志森共同發起“看見最初五百米”Mapping工作坊，回應城市規劃中“最后五百米”的功利性提法，倡導人們回歸自身周邊的日常空間，重新看見被忽視的身邊人、身邊事，在最貼近自身的“附近”里，重建人與人的情感聯結。在廣州石牌城中村的工作坊實踐中，參與者林立風的案例極具代表性：他自幼與母親關系緊張，深陷親子隔閡與情感對立，在工作坊中，他通過錄制散步環境音、親子爭執聲、親友談論聲，乃至反抗冷暴力的“無聲之聲”，以聲音為媒介，梳理親子關系、嘗試理解母親，這一實踐恰恰印證，即便在最貼身的親密關系中，陌生化依然存在，而重建“附近”，就是從看見最親近的人、修復最細微的關系開始。

大學公共性重建：以附近為起點，回歸育人本質

項飆在圍繞“重建附近”的討論中強調：“附近的消失”并不是空間意義上的消失，而是我們理解生活與社會的方式發生了變化。“大家對自己周邊的世界沒有那種要浸淫進去，形成一個敘述的愿望或能力。”（《十三邀》第四季第四期）這一判斷，在當下大學校園里得到了極致印證，也成為我在通識教學與書院工作中，最直觀的感受。AI時代算法裹挾與內卷化競爭，讓青年學生徹底陷入“附近缺失”的困境：算法精準推送符合自身認知的內容，構筑起密不透風的信息繭房（information cocoon），學生失去接觸多元觀點、包容異質思想的可能，哈貝馬斯筆下理性對話、平等交流的校園公共空間不斷萎縮。

比信息繭房更令人警醒的，是青年學生歸屬感的徹底異化。課堂上，一位成績優異的AI專業學生曾坦言：“從我成長到現在，我覺得我存在的方式就是卷，只有卷才給我一種家的感覺。”這句話精準戳中當下青年的生存痛點：當績點、排名、競賽成為唯一的價值標尺，垂直化的功利競爭取代了所有人際互動，學生徹底失去對校園、對他人、對周邊生活的感知，將內卷化的生存狀態當作唯一的精神歸屬，校園里的“附近”徹底消亡，人與人之間只剩工具性的利益往來，毫無情感聯結與社群溫度可言。有一位來自意大利的學友曾經和我分享他來港教學的感受：“校園里無人嬉戲！”（No one is frolicking on the campus！）我也深有同感。無論是在哪個大學的校園，隨處可見低頭緊盯手機、佩戴耳機的學生，他們沉浸在虛擬世界中，徹底隔絕與物理空間、身邊他人的聯結，對周遭的風景與人事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更值得反思的是，同一批學生在課堂上可以熱烈討論、思想碰撞，形成臨時的學術共同體，可走出教室，在校園中相遇便立刻退回陌生人狀態，課堂上的思想交流仿佛從未發生，師生、同學之間只剩課程、分數、任務的工具性關系，大學本該有的人文溫度、社群歸屬感、精神共同體屬性，在這種陌生化與疏離感中蕩然無存。

2026年4月9日下午，項飆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禮拜堂舉行題為“University and the Public: Staying with Our Common Concerns”（大學與公眾：堅守我們共同關切的問題）的學術對談，這也是他時隔多年再度在香港高校舉辦公開講座。因教學安排沖突，我未能全程現場參與這場早已期待的學術對談。開場前，我曾到崇基學院禮拜堂稍作停留。講座開始僅半小時，場內已座無虛席，過道與臺階上亦站滿了聽眾，現場秩序緊湊而安靜，顯見這場對話所引發的關注度。待我下課匆匆趕至現場，講座已結束近一小時，項飆仍被熱情的讀者與聽眾團團簇擁，耐心交流、答疑、簽名，久久未曾離去。這種發生在散場之后的互動，使一場學術講座在時間與空間上得以延展，也讓“附近”不再只是一個抽象的理論概念，而成為一種通過身體在場、持續交流而具體生成的關系形態。

2026年4月9日講座現場

《明報》星期日生活版專題報道完整梳理了對談核心內容。項飆在交流中明確指出，當下大學的核心危機是公共性的萎縮，大學日益陷入專業化、工具化、量化考核的閉環，只注重學術產出與人才培養的功利性目標，逐漸淡化了思想共同體、生活共同體、情感共同體的本質使命。針對青年學生深陷內卷、疏離、信息繭房的困境，他進一步闡釋，“附近”是大學公共性的最小實踐單元，重建附近并非退回封閉的熟人社會，而是引導學生跳出單一的競爭邏輯，放下對虛擬世界的過度依賴，從課堂討論、書院交流、校園公共互動等微小場景出發，練習理性對話、包容異質觀點、建立真誠聯結，以此打破算法繭房與人際隔閡，重建真正的校園公共空間。

項飆同時強調，AI技術不斷迭代的當下，標準化知識傳授、機械化思考早已可被技術替代，大學更需回歸“育人而非育才”的核心，摒棄職業培訓所的定位，成為青年學生安放自我、理解他人、建構生命意義的精神家園。香港中文大學公共人文學課程的設立，正是打破學術壁壘、聯通學術與日常、讓人文思考落地校園生活的有力實踐；而書院制與通識教育的深度融合，更是通過營造生活化、社群化的校園環境，抵抗“附近的消失”，重建師生、生生之間的真實情感聯結，踐行大學的人文使命與公共責任。

曾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的金耀基教授以《大學之理念》系統闡釋大學的核心價值，陳平原教授深耕中國大學研究，著有《大學有精神》《大學何為》《大學的讀法》等多部力作，對中國大學的精神脈絡與當代使命有著精到見解。2025年10月31日，兩位學者在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書店，以“大學有精神”為題展開對談，現場同樣座無虛席、反響熱烈。這種人文空間的持續存在與廣受歡迎，清晰印證：以大學為平臺，建構開放、真誠、有溫度的公共對話空間，不僅值得期待，更完全可行且至關重要。

本文作者和項飆

從《跨越邊界的社區》到《全球“獵身”》，從《你好，陌生人》到“重建附近”，項飆數十年的學術思考，始終圍繞現代人的人際聯結、社群歸屬、公共性重建展開，始終扎根真實生活、關注個體命運、回應社會議題。對于AI時代的大學而言，以項飆為方法，在校園社區里重建“附近”，就是重拾被算法與內卷遮蔽的日常煙火，修復被工具理性割裂的人際聯結，回歸大學的人文精神與公共屬性，讓大學重新成為有溫度、有歸屬感、可稱之為“家”的精神共同體。這不僅是對大學本質的堅守，更是數字時代人文價值最切實的回歸與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