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現在和朋友聚會時，越來越不知道聊什么了。以前在一起，我喜歡聊聊歷史，現在發現連歷史也不能聊了。為什么呢？因為大家心中和口中的歷史，已經大大不同，很容易引起分歧和爭論。你不和他爭論吧，聽他在那胡說八道；你爭論吧，沒有人能說服一個成年人——因為歷史本無規律可循，只是角度不同。你在這里舉一個事例，心中也明白，總會有反例來推翻你的論點。
并且我們所談的歷史，已經完全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歷史學范疇了。很多非歷史專業人口中的歷史，都是“政治歷史學”。他口中的那些名詞，都是政治歷史學的范疇，不是正經的歷史學名詞。而政治歷史學的一切特點，都是給歷史加上意識形態的帽子，于是歷史變成了政治學的一部分，冊封入宮。這樣的歷史學，本來就脫離了學歷史的本意。歷史的復雜性、多樣性和無規律性，才是歷史學研究的本意。人文學科歸根到底還是研究人的，試圖總結出固定的規律來，本來就是一條值得商榷的路子。你一旦接觸更豐富的史料和多元的歷史敘述，可能會發現中學階段所學的歷史表述框架，有時難以覆蓋所有的歷史細節和例外情況，顯得不夠周延。比如將人類社會發展概括為幾個宏觀階段，然后試圖套用到所有民族和地區的歷史上，有時會讓人感到不盡吻合，削足適履。
當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說人類歷史毫無規律可言——那又會陷入虛無主義的泥潭。我只是說歷史是由許多不確定的偶然因素構成的。哪怕一次小小的蝴蝶效應，都會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完全不可預測也難以控制。可偏偏有很多人喜歡在這個框架下看歷史。網絡上許許多多對歷史一知半解甚至道聽途說的說法，很多的文學家、經濟學家、科學家，甚至許多理工男也來湊熱鬧，大家一起談歷史。走進書店，琳瑯滿目的最多的書籍，已經從以前的勵志類、成功學、心靈雞湯變成了歷史——當然也是五花八門的歷史。
人文學科我都不能稱其為科學，因為科學有證偽性：一個定律不管誰來驗證，它都有可重復性。而人文學科根本不具備可重復性，哪怕里面只有一個要素一變，結果就有根本性的轉向。現在許多穿越劇或平行宇宙的劇情，不都是這樣的嗎？稍微時間順序一變，人的行為一變，結果都大相徑庭。
試圖在歷史中尋找規律，不是現代人的發明。中國古人一直試圖在做這項工作。孔子編《春秋》，就是試圖以禮來總結歷史經驗，利用歷史來教化人——告訴你，沒有社會等級制，才是導致國家覆滅的緣由。司馬遷則試圖通過“性格決定命運”的角度來解釋歷史走向。司馬光則試圖警示統治者，通過人治的方式來鞏固統治，用于《資治通鑒》。這些其實都是非常主觀的角度，沒有一個人能真正總結出什么規律來，都是在自說自話。所有的英雄都是造出來的，毋庸置疑。在一個結構性的系統里面，誰都可以在那里做，至于做得怎么樣，又跟個人有很大的關系和一時興趣有很大關系。
所以所有的分析都離不開一句話：系統是復雜的。僵化和沒有修復性的系統，才是導致社會不穩定的重大因素。什么禮，什么仁，什么性格，都是在試圖壓制人性、重塑人性、約束人性。在違背人性的前提下，談什么進化？人類自然會在這種束縛下產生應激反應。只有社會的各種力量有舒緩、有對沖、有妥協、有正常的溝通渠道，社會才不會發生徹底性的崩塌和翻天覆地的動蕩。所以一個好的社會，是一個能流動的社會，是一個能夠兼容，并且提供機會的社會，是一個有活力的社會。反而僵化和高壓，肯定會導致反作用力。
554年，西魏大軍壓境，梁元帝蕭繹被困江陵。蕭繹在龍光殿，還在繼續講《老子》。在他的理解里，只要講好個人道德，用道來治理天下，天下就會有大治。可是當城破之時，他悲憤地說：他一生都奉行老子，讀書萬卷，猶有今日。南唐后主李煜，也是一生好《老子》，生性仁厚，居于深宮之中研習《道德經》。可是到了“最是倉皇辭廟日”，他發現老子也救不了他。這不是他個人的問題，只是他生于亂世，無力挽回頹勢而已——實力不允許，不是他人有多殘暴、治理得有多邋遢。后蜀的孟昶、北魏孝武帝元修、西魏恭帝拓跋廓……這些人也都并非亡國之君，可為什么亡國了呢？生于亂世，身不由己，在狂風暴雨中顛簸的人，是不看你有沒有堯舜之德的。而一個一家獨大的王朝，哪怕這個皇帝很差勁，仍然能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那些教化和資治的言論，都著眼于君王的個人修養，卻從來不注重制度建設。沒有一套容錯機制，即使是堯舜，也難免覆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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