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負債表衰退的一部分。

6月18日，彭博社一篇長篇調查報道把一個數字推到了聚光燈下：約1億中國消費者陷入債務逾期，個人不良債務至少2.22萬億，同比飆升21%，創下記錄。

浙大金融研究院的估算也進一步指出，我國金融機構每年需要處置的個人不良債務規模可能高達2萬億至3萬億元。

很多人看到這些數字的第一反應是，國人應該是很愛存錢的，怎么突然有1億人還不上錢了？

這個問題的答案，恰恰也是理解“為什么消費起不來”最關鍵的一把鑰匙。

先澄清一點，2.22萬億不是我國住戶的總負債，而是已經進入逾期/違約狀態的那部分。這件事真正值得追問的也不是誰在揮霍的問題，而是一個以高儲蓄著稱的經濟體，怎么會有1億人走到連最低還款都困難的地步？

要理解這場債務壓力，必須先拆開“居民負債”這個籠統的詞。我國家庭債務一般分為三層，每一層的形成邏輯都不同。

第一層：住房按揭，最大的那塊磚。

目前住房貸款余額約36萬億，占住戶總負債的將近一半，不良率目前仍然相對低，但它的殺傷力不在于違約，而在于月供對現金流的長期鎖定。

一套一二線房產的月供可以占到家庭可支配收入的40%-60%，而且一鎖就是二三十年，這才是最可怕的。

這也是我們會觀察到的一種反直覺現象：很多逾期的人，房子還在供，信用卡先崩了。因為月供和房租才是第一優先級，當現金流緊張的時候，信用卡和消費貸就成了那個被犧牲的“軟目標”。

第二層：信用卡+消費貸，這是最危險的流動層。

這層才是2.22萬億不良債務的“主戰場”。它的特征是：額度不大、期限短、利率高、審批快。過去幾年，銀行零售轉型大舉推進消費貸，科技平臺更是把借貸做成了“手指點幾下就到賬”的流水線。

彭博報道也特別提到，這些平臺利用“極速放款”和低門檻的彈窗廣告，持續向財務脆弱的人群推銷貸款。

問題在于，短債的本質是用未來的收入流來還今天的錢。一旦未來的收入流出了問題，那么這條鏈子斷得會比長債更快。

第三層：經營貸。

這是數以千萬計的個體工商戶、網約車司機、小店主的借貸通道。這部分貸款在經濟好的時候會被計入“經營性現金流”，一旦生意收縮，就迅速滑入個人不良資產的池子里。

以上三層疊加在一起，你就會發現一個關鍵事實：大多數深陷債務的人，并不是因為買了太多奢侈品，而是因為住房剛性支出吃掉了安全墊，然后靠短貸填補日常缺口，最終在收入波動面前全線失守。

債務問題由來已久，但為什么偏偏是這幾年問題集中爆發？

這背后有五個因素共同作用。

第一就是房價收入比的歷史包袱。我國城市居民買房的平均房價收入比，在一二線城市長期都維持在20-30倍的水平，也就是說，一個普通家庭不吃不喝二三十年才能全款買一套房。這也意味著絕大多數買房者都必須以杠桿入場，且杠桿率之高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都屬于前列。

2021年后地產周期轉向，不少在高位上車的人面臨“資產縮水但債務不減”的雙重擠壓：房子市值跌了，但欠銀行的500萬一分不少，這種負權益狀態，直接把家庭資產負債表釘死在原地。

第二就是收入預期塌陷和疤痕效應。

新冠只是導火索，真正的底層變化是收入增速的長期換擋。當一個連續兩年經歷降薪、或行業內卷加劇，他的心理賬戶就會從“我可以規劃未來”切換到“我只想撐過這個月”。

而恰恰在這個切換點上，以貸養貸變成了最合理的短期生存策略，用一張信用卡還另一張，用一筆消費貸續一筆舊貸。

彭博引用的Gavekal Dragonomics分析就指出，個人不良貸款“還將繼續堆積，除非出臺更強有力的政策緩解民眾收入壓力”。

第三是金融科技的助推器角色。

實事求是的說，科技公司把借貸變成了一種增長引擎。這一點在2015年-2021年間尤其明顯，各種白條和月付，共同干了一件事，就是把信貸的獲取成本降到接近于零，把還款的隱性成本藏到看不見的地方。

彭博報道毫不客氣地指出：即便在不良債務攀升的情況下，這些平臺仍在用“極速放款”“低利息”彈窗積極推銷。這里的核心矛盾在于——最容易借到錢的人，往往也是最經不起違約打擊的人。年輕群體、靈活就業者、低儲蓄家庭，被算法精準識別為“可轉化用戶”，卻在收入波動時最先跌入逾期名單。

第四，社會保障的“自保險”缺口。

我國家庭的預防性儲蓄動機一直都很強，根本原因是醫療、教育、養老的私人分擔比例仍然偏高。當人們對“萬一出事怎么辦”的不確定性越高，越需要在正常時期維持現金儲備；反過來，當同樣的家庭背負沉重月供后，緩沖墊變薄，一次意外，就可能直接從健康還款跳到逾期。

這就是一個典型的安全網越薄 → 越不敢消費 → 越依賴信貸填補 → 風險越高的循環。

最后就是缺乏個人破產體系。

彭博報道專門點出了一個短板，那就是我國至今沒有全國性的個人破產框架。這意味著，一旦個人陷入債務螺旋，既沒有重新開始機制，也沒有系統性的債務重組通道，結果就是債務不會消失，只會從銀行表內轉移到催收鏈條。

宏觀經濟學里有個概念叫“資產負債表衰退”，當企業和家庭發現自己的資產縮水、負債不變時，行為模式會從利潤最大化變成債務最小化，這個時候人們賺到錢第一件事不是花掉或投資，而是還債。

1億債務逾期者的處境，就是這個理論的微觀縮影。

最終的出路在哪？

債務問題顯然不能用促消費來解，只能用“解債務”來解。當前的消費不振，根源不在人們不想消費，而是人們被資產負債表捆住了手，任何不碰債務存量、不碰收入預期的政策，都無法根治。

一切債務問題的終極解是收入。無論是通過穩就業、促新興產業吸納勞動力、還是通過社保減負，只有讓人們覺得“明年的錢大概率比今年多一點”，杠桿才會從枷鎖變成工具。

彭博的報道用一個抓眼球的標題把問題擺上了桌面。但我們不必順著它的敘事框架把它讀成“經濟要崩了”——不良率不到3%，這遠低于美國的4.8%，賬面上的金融體系遠沒到危機的程度。

真正值得嚴肅對待的是另一個層面的問題：即為什么會出現如此多的債務，以及又為什么會出現如此多的人逾期。

1億人債務逾期，意味著數倍于此的人還在勉強撐著。人們不消費，不是因為他們不懂生活，而是因為他們正在把每一個銅板拿去還昨天的賬。

只有把人們從還債模式解放回生活模式，才是提振內需的真正起點。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