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復旦大學教授沈奕斐因在直播連線中，糾正一位家長把學生之間正常的社交沖突上升為校園霸凌，遭到舉報。

為此，沈教授不得不連日寫說明材料、配合調查，正常的教研工作一度停滯。盡管調查結果最終認定舉報不成立，但她為此耗費了好幾個月的心力。

沈奕斐的遭遇，撕開了千萬教師隱秘的傷口。名校教授尚且如此，基層教師的處境不言而喻。

古往今來，教師這一角色通常被視為崇高與權威的象征。

以前，孩子在學校受到批評，家長大多默認老師的做法可行，很少提出質疑。然而，近年來，教師的尊嚴與社會地位明顯下降，被舉報也成了家常便飯。

匿名電話、家委會發言、政府信箱、12345熱線，都有可能成為教師被舉報的途徑。

面對投訴，很多學校的第一反應往往是安撫家長、息事寧人。至于教師是否真的有錯，通常是后續要考慮的問題。從高高在上的“指路明燈”，到隨時可以被投訴的校園“服務員”，這一轉變，僅僅用了一代人的時間。

看似極端的現象，在現實生活中并不少見。

以下是關于一線小學教師的真實故事：

文 |唐果

編輯 | 卓然

聽說自己被投訴，娜娜整個人都懵了。

從教二十年來，這還是她第一次被舉報。

“說我批評孩子，把孩子比喻為動物，又不告訴我是哪個孩子、哪位家長，讓我自己排查。領導認為我肯定這樣做了，但我真的很冤枉。”

娜娜把近期自己與學生所有的互動都回憶了一遍，課上對話、課下溝通，她確認自己從未說過那樣的話。

最后的調查結果也證實，娜娜是被冤枉的。

圖 | 一網友曬出孩子回家后要求舉報體育老師的字條，家長哭笑不得

當時，娜娜教小學六年級，班里有一個男孩比較頑皮，父母工作忙，主要由外公外婆帶大，從小被寵溺，比較自我。

因為被老師批評過，這個男孩便隨便編了一個理由，希望借家長的手把娜娜換掉。

一個孩子的謊言，通過家長的舉報，變成了一位教師的夢魘。

被舉報后，娜娜不得不擱置正常的工作，反復回憶與學生相處的每一個細節，向校方和家長一遍又一遍澄清自己從未說過那些話。

即便最終查明確實被冤枉，家長也道了歉，但這件事仍然像一根刺，扎在她的心上。

娜娜回憶，工作二十年來，身邊同事遭遇投訴、被過度追責的情況有很多，學校的處理方式大多是息事寧人。

“有些舉報莫名其妙的，孩子還小，有時候說不清楚或者理解偏了都很正常，問題在于家長，他們很容易往壞處想，對老師缺乏基本的信任。”

圖 | 一家長舉報老師“孤立和辱罵”孩子

與剛參加工作時相比，娜娜明顯感覺到，現在的家長對老師的要求變高了，尊重卻變少了，“老師被當成服務員來對待。”

這種被“服務化”的感受，有著五年教齡的小余，體會得更加深刻：

“學校領導處理投訴時就一句話：只要你被投訴，不管有沒有錯，都是你的錯。”

小余被舉報的理由聽起來有點荒唐：家長不想讓她當高年級的班主任。

師范畢業后，小余一直教低年級，學校安排她帶畢業班的學生，家長們就炸了，齊心合力想辦法把她“整下馬”。

“工作是領導安排的，我自己其實并不想帶高年級。家長們一鬧，校方就讓我一個人背鍋。”

因為有投訴，小余被暫停工作，至于什么時候能復工，她還不知道。

在社交平臺，有關老師被舉報的帖子總能引來大量圍觀。舉報的理由五花八門，有的甚至令人哭笑不得：

有人因為換條新裙子被舉報“著裝不合適”；有人因為放學后沒及時回復消息被舉報“不負責任”；有人因為表揚學生甲沒表揚學生乙被舉報“偏心”，有人因為排座位不符合家長心意被舉報“失職”……

數據不會說謊。教育部"中國教育督導"平臺2025年收到涉及教師行為的投訴舉報約8.3萬件，同比增長23%。

此外，西南某基層教育局2025年前8個月接到128件教師舉報，僅7件基本屬實，不實率約94.5%。

而這128條不實舉報的背后，是多少個教師的不眠之夜？

據長春某學校政教處主任透露，每學期他要處理十余起家校矛盾，回復12345舉報，已成為他的工作常態。

在他看來，很多問題都可以通過面對面的溝通解決，但越來越多的家長選擇繞過老師，把舉報當成解決問題的“首選”。

比被舉報更磨人的，是“自證清白”。

因為一些不實指控，老師們不得不手寫情況說明，反復配合調查。

“你要為一些沒有做過的事情不停地解釋，只有冤枉你的人知道你有多冤枉。”

曾被冤枉體罰學生而遭投訴的欣華無奈道，“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聽到‘舉報’這個詞我就全身痙攣，想吐。我也去看了心理醫生，用了很長時間才調整過來。”

家長維權意識的提升，本是社會進步的體現。

但當舉報老師成為習慣，甚至成為要挾的手段時，受傷的或許不只是老師，還有整個教育生態。

拿到退休證的那一刻，@絮絮叨叨y感慨萬千。

從教三十六載，能平安順利退休，她覺得自己很幸運。

“做過老師的都懂，現在當老師太難了。我教了一輩子小學，臨退休那幾年，心里就一個想法：別惹事、別多事，安穩收關就行。但老師這職業干久了，責任心是刻在骨子里的，很難放下。”

@絮絮叨叨y班里有個女生，父母離異，跟姑姑一起生活。孩子有天賦，但自律差，老師盯緊一點，管嚴一點，成績就好一些，反之則下滑。

私下里，她找女生聊過很多次，女生上課不認真、敷衍了事的時候，她也會當眾批評。但每次批評完，她又會犯合計：

“我天天提醒自己：快退休了，千萬別較真、別給自己惹麻煩。管輕了，孩子不聽、沒有長進；管重了，孩子玻璃心、容易出情緒問題，老師隨時可能要背鍋、甚至被投訴。

現在教書，早已不是怕辛苦，而是怕負責任、怕被誤解、怕好心辦壞事、怕無端惹一身麻煩。每說一句話，我們都要反復斟酌，每一次批評都要拿捏分寸，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

一邊是拼命透支身體、堅守崗位，一邊還要處處謹小慎微，生怕惹上是非，這是當下很多一線教師的真實處境。

剛入行那些年，欣華也曾暗下決心，要做個教書育人的好老師。

她出生于教師世家，爸爸媽媽、姥姥姥爺都是老師。對于那時的欣華來說，站在講臺上不僅是一份職業，還是一種傳承。

“好學生其實很好帶，課上、課下作業都能很快完成。所以，我會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相對‘落后’的學生身上，督促他們進步。我是真的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努力，讓所有孩子都變得更好。但自從被舉報、被冤枉之后，我心寒了，不想再管那么多了。”

圖 | 有家長平時并不了解孩子的學習情況，出現成績波動后則一味責備老師失職

以前看到學生打架，欣華會單獨找他們聊天，了解前因后果，該批評的批評，該教育的教育。

現在，她會直接打電話給家長，讓雙方家長自行解決，“我怕我管了之后，其中一方家長投訴我‘偏袒’。”

從主動介入，到退避三舍，這種“防御性教學”，正在悄悄改變課堂生態。

清華大學教授彭凱平在接受《中國教師報》專訪時曾指出，當下，教師正面臨身心疲憊、關系困境、責任過載等多重壓力。

相關分析也表明，家校溝通困境與責任邊界模糊，是一線老師們心理負擔的重要來源。

圖 | 有些老師受到的投訴多大100多次

當教師頻繁遭遇不實舉報，而學校又傾向于“息事寧人”時，他們面對問題學生的第一反應，不再是“我該怎么教好這個孩子”，而是“我管了會不會被投訴”。

“自從被舉報后，我這個老實人也不敢管孩子了。操心越多，越不討好，到頭來只剩內耗。”娜娜說。

《全國中小學教師現狀調查報告》也顯示，39.09%的教師認為自身存在抑郁、焦慮傾向，21.04%的教師明確存在相關癥狀，這一比例遠超全國成人精神障礙平均水平。

此外，河南針對5.7萬名中小學教師的調查更顯示，焦慮問題檢出率高達57.78%，17.82%的教師存在抑郁風險。

在娜娜看來，長期處于容錯率低、動輒被投訴的工作環境，教師很容易失去初心，選擇得過且過：

“老師不敢管教，事事謹慎隱忍，最終受影響的是孩子。跪著的老師，教不出站著的學生。”

“老師已經被當成了和外賣、快遞行業一樣的客服崗位，只要有投訴都是一線扛，不解決問題，就解決產生問題的人。”小余說，

“但這樣真的好嗎？當老師選擇‘躺平’，代價終究要由孩子來承擔。”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惡意舉報老師的行為，還催生了一條灰色產業鏈。

有自媒體博主爆料，網上出現了專門靠舉報教師牟利的“職業”。有人販賣投訴老師的模板，有人充當“維權顧問”，教人如何把普通投訴升級為大額索賠。

有家長甚至靠通過舉報教師“發財致富”：罵一句2萬，推一下5萬，打一巴掌則要價10萬。

此外，還有代寫舉報信、代打電話等服務。

家長只需提供孩子的姓名和所在學校、班級，就有專人代其向教育局、12345等平臺發起投訴，基礎收費為3000-5000元，拿到賠償后再抽成20%。

此類服務的套路如出一轍，教家長如何把“小事搞大”。比如，推一下是“霸凌”，批評兩句是“侮辱”，碰一下就是“體罰”。

按照這套流程操作，家長不用露臉，老師卻要同時面對多個部門的反復調查，一次次寫材料、一次次自證清白。

最終，學校不堪其擾，往往能忍則忍、賠錢了事。

當然，另一個真相是：不是所有的舉報都是無理取鬧。

當老師確實存在辱罵、體罰、侮辱學生等行為時，舉報是首選，也是最后一道防線。

毋庸置疑，有些投訴是必要的，也是有意義的。問題是，在現實中，正常舉報與惡意舉報常常混在一起，難以區分。

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教授姚金菊認為，當前的家校關系，正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由以前“‘孩子交由老師隨便管’，到現在‘孩子一點委屈都不能受’。”

當舉報成本幾乎為零、舉證責任壓在老師身上、學校管理者又傾向于“壓下去了事”時，一線教師便成了最直接的犧牲品。

更深的根源，或許在于全社會對“教育”的誤解。

如今，越來越多的人把教育當成“服務”：我付費，你提供服務，我有權投訴。當家長用消費者的心態走進學校，教師便很難以教育者的姿態站上講臺。

“現在還在講臺堅守的老師，真的太不容易了。不求所有家長都感恩，只求所有認真教書的老師，都能被善待、不被苛責、不被冤枉。”@絮絮叨叨y的話，道出了很多一線教師的心聲。

對此，欣華建議借鑒香港的做法：

“香港的家長沒有老師的直接聯系方式，有事聯系學校教務處，由教務處傳達給班主任。這樣一來，家長面對的不是老師本人，找茬的機會就少了。”

好在，改變正在發生。

2025年9月，教育部明確表示：在落實師德違規“零容忍”的同時，也要及時澄清不實舉報，嚴厲打擊詆毀、污名教師等違法行為。

2026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云南省滄源佤族自治縣國門小學副校長李瑞芳提議：嚴懲涉師惡意舉報行為，強化網絡空間治理，對造謠誹謗、惡意炒作、流量牟利等行為依法追責。

但制度之外，更需要的是觀念的重建。

家長期待怎樣的教育？是老師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還是教室里有交流、有碰撞、有蓬勃的生氣和成長？

答案顯而易見。但，通往答案的路，需要更多人一起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