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安德魯·哈斯蒂正處在放棄自由黨的邊緣。寶琳·漢森支持率下滑，是因為一些原本出于抗議而把票投給她的選民，終于不再一味激動地抱怨澳大利亞有多糟，而是開始問自己一個問題：如果由漢森來執政，他們的處境會更好嗎？

合乎邏輯的答案只有一個：不會。在她出席全國新聞俱樂部活動后，人們意識到，漢森顯然不是什么救世主。不過，對她的大多數支持者來說，更深一層的問題依然存在：他們在乎嗎？答案很可能是不在乎，而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官方反對黨的極度無力。

漢森在全國新聞俱樂部表現出的傲慢與無知，以及她事后荒唐的補救嘗試，本應徹底擊碎一種幻想：在30年的鉆營與抱怨、偏見與赤裸裸的種族主義之后，一個國家黨并不適合執政。她的這次表現確實暫時遏制了其上升勢頭，也讓政府方面有所回穩。但并不令人意外的是，根據紅橋和《新聞民調》的調查，一個國家黨仍在威脅要重創聯盟黨。

因此，安格斯·泰勒的領導地位已岌岌可危。如果沒有重大調整，包括企業界協同行動壓制一個國家黨，他將面臨黨內反叛、議員出走，或兩者同時發生。泰勒最明顯的接替者是安德魯·哈斯蒂。作為一名保守派，他既有思考能力，也有公眾穿透力。哈斯蒂已誓言，要在漢森毀掉他之前先擊敗漢森。

哈斯蒂的理由是，自由黨必須在所有戰線上作戰。如果他們無法讓選民相信自己能頂住漢森，就永遠無法讓選民相信自己能對抗工黨。由于反對一個國家黨，以及在被控戰爭罪的本·羅伯茨-史密斯案件中出庭作證，哈斯蒂的家人遭到卑劣威脅。這些事情顯然深刻影響了他的想法和做法。

這兩件事讓他在自由黨外贏得了不少贊賞，但毫無疑問也讓他在黨內失去了一部分支持。以至于如果他覺得自己在這場你死我活的斗爭中被自由黨拋棄，他就會拋棄自由黨。參議員喬諾·杜尼厄姆因家庭原因離開，已經夠糟了；如果哈斯蒂也離開，后果將是災難性的。

遺憾的是，并非所有政客——也并非所有媒體——都以同樣有原則的方式回應“漢森主義”的威脅。有些人戰戰兢兢，害怕反彈；另一些人則極盡迎合。對某些“記者”和媒體機構來說，意識形態和金錢利益都指向同一個目標：清除那些反對漢森的人——比如哈斯蒂——或者吹捧那些被包裝起來的小希特勒，往往還打著言論自由的旗號。

國家黨領袖馬特·卡納萬說，卡爾·斯特凡諾維奇以及其他人應該有權采訪任何他們想采訪的人。這當然沒錯。只要不違法，他們完全可以在自己的時間、自己的平臺上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說任何他們想說的話。

而其他人——無論是記者還是政客——也同樣有權，甚至有義務，在他們對種族主義者、偏執者、暴徒和罪犯大獻殷勤時予以譴責，因為這些人兜售謊言、傳播仇恨，并腐蝕我們的制度。聯盟黨一些不成熟的議員，已經被聯盟黨的民調表現以及支持者在漢森遭批評時的激烈反應所動搖。

哈斯蒂獲得安保升級，正值一個國家黨針對他展開政治攻勢之際。泰勒本可以對“漢森主義”發起統一而猛烈的反擊，指出她錯在哪里，以及她的政策和信念為何可能對經濟和社會造成無法估量、不可逆轉的傷害。但他選擇了另一種策略。

在征詢同僚及其他人士意見后，他采納了那些建議他置身事外、把臟活交給別人的人的看法。偶爾在某個具體議題上，這樣做或許有效。但當黨的生存本身都受到威脅時，這個決定極其錯誤，而且不是第一次。領導人就該領導，否則這個位置還有什么意義？

在周二的黨內會議上，泰勒沒有點名地抱怨一些議員自我放縱、缺乏紀律。同僚稱，他主要是在說前座議員梅麗莎·麥金托什。她曾表示該黨需要重塑品牌——這其實就是改革的委婉說法——因此激怒了泰勒。

自由黨高層堅稱，支持與一個國家黨結成統一戰線的聲音，并未超出南澳議員亞歷克斯·安蒂克和托尼·帕辛的范圍，因此泰勒公開譴責“漢森主義”在黨內風險并不大。他們現在認為，泰勒已經明白了這一點。至于是否如此，還有待觀察。

問題在于，他讓該黨背上了一位聯邦主席，而此人曾多次支持與一個國家黨達成交易。托尼·阿博特及其盟友最近在英國參加保守派夏令營。他們還在推動并支持丑聞纏身的維多利亞州議員莫伊拉·迪明一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而這一操作從根本上動搖了維多利亞自由黨。

即將到來的州選舉，本應是面對一個極不受歡迎的政府時毫無懸念的一戰。如今勝負卻懸而未決。自由黨甚至可能被迫與一個國家黨聯合執政。托尼和佩塔的這番“功勞”可謂驚人。如今自由黨的命運和方向，竟在由漢森這樣一個人決定。她對幾乎所有事情都顯得一無所知，甚至包括帶薪育兒假。

沒有其他領導人能一邊規定誰可以提問、誰可以參加記者會，一邊聲稱自己的政黨并不種族主義；也沒有其他人能在經常貶低原住民、亞裔、穆斯林、工人、弱勢群體以及任何不在家中說英語的人之后，依然不受追究。然而現實就是，一個曾經偉大的政黨如今正在道德上衰敗，并由此確保一個國家黨繼續存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