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初，留所工作不久的陳祖武

1978年10月，我進入社科院開始研究生階段的學習。眾所周知，這是一個特殊的時期，國家剛剛經歷十年“文革”,可能大家都有一種像魯迅先生所說的“度盡劫波”今余在的心情。郭老激情四射的《科學的春天》也剛在《人民日報》發表,整個國家和社會都洋溢著一種歡欣鼓舞的氣氛。

郭老號召“老一代的科學工作者老當益壯”,“為我國科學事業建立新功，為造就新的科學人才做出貢獻。”同時也“祝愿中年一代的科學工作者奮發圖強，革命加拼命，勇攀世界科學高峰。”認為“你們是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中堅，任重而道遠。”激勵大家“古人尚能‘頭懸梁，錐刺股’,孜孜不倦地學習……更加專心致志，廢寢忘食，刻苦攻關……趁你們年富力強的時候，為人民做出更多的貢獻吧!”郭老最后以詩人的激情號召，“春分剛剛過去，清明即將到來。‘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這是革命的春天，這是人民的春天，這是科學的春天!讓我們張開雙臂，熱烈地擁抱這個春天吧!”

無論是在“文革”中飽受磨難的老一輩知識分子，還是被耽誤了青春年華的年輕人，都被激發起來。在歡欣鼓舞的同時，大家都有一種“時不我待”的緊迫心情，猶如郭老所言“趕超，關鍵是時間。時間就是生命，時間就是速度，時間就是力量”,所以都很勤奮努力。歷史所集中了一大批老先生，當時顧頡剛、侯外廬、尹達、楊向奎、王毓銓、謝國楨、張政烺、孫毓棠、胡厚宣等中國史學界第一流的專家都還健在。老師宿儒，大家碩學，交相輝映，畢會于前，使我們這些學生眼花繚亂、激動不已之時，也激發了我們珍惜時機、勤奮努力的向學之心。我此時已有35歲了，年紀在這批研究生中屬于中等偏上吧，“時不我待”的感覺更加強烈。盡管我在“文革”前已經大學畢業，接受了較為完整的大學教育，相對那些沒有接受大學教育的人來說較為幸運，同時畢業后也沒有完全放棄讀書，但畢竟屬于自我摸索，沒有得到進一步深造的機會。不小的年齡和求知的渴望使我不敢有絲毫懈怠，所以在整個社科院求學期間，也特別勤奮刻苦。

我個人的情況又較為特殊。那時我們一家四口，分在四個地方。老伴在昆明，兒子在天津，女兒在貴陽，我在北京。老母親也在。正處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時期。那時工資很低，五十多塊錢，全家生活和我的讀書，全靠這點工資，拮據與窘迫可想而知，我的生活仍如求學貴大時那般清苦。

生活雖然清苦，但當時的學術氛圍確實是很好的。國家圖書館當時叫北京圖書館，是我們經常去讀書的地方。有時為了得一個位置而不得不凌晨四五點鐘就爬起來去圖書館，中午就啃一個冷饅頭。社科院良好的學術環境和北京豐富的資料來源，加上得到諸多史學大師的悉心指導，使我們的學問日漸長進。在這三年的研究生院生活中，我經常以“時不我待”四個字來鞭策自己，只爭朝夕，孤燈相伴，苦讀清儒著作。可以說研究生院的讀書生活讓我受益終身，研究生院的養育深恩，我是終身難報。

當時顧頡剛、侯外廬、尹達、楊向奎、王毓銓、謝國楨、張政烺、孫毓棠、胡厚宣等中國史學界第一流的專家，除了侯外廬和顧頡剛兩位先生年紀大、身體不好，不能講課外，其他人都給我們上過課。各位先生根據自己的所長給我們講專題，如胡厚宣先生講“甲骨文和商代史”,王毓銓先生講“漢代民數和經濟”,孫毓棠先生講“中西交通和中國古代人口大遷徙”,等等。另一門課是歷史文獻學，由謝國楨、張政烺先生講授，張先生上課時還帶著自己的助教李學勤先生。此外，我們清史專業的三個學生還有自己的專業課，張政烺先生就給我們講過《四庫全書總目》專題。

過去歷史所也招過研究生，但學生從來沒有這么多過，所以也不知道怎么辦學。上課也不是像今天這樣規范，規定有多少門課，也沒有學分。所里、院里，還有院外有許多老專家學者，就請他們排著隊給大家講課。很多老師不是開課，而就是講幾次，甚至一兩次課，有點類似今天的講座或者專題。講課時間長短根據具體情況而定，比如張政烺先生和謝國楨先生講版本目錄學，次數就稍微多一點。至于在京求學及留所之初的若干年間，我聽過授課和當面聆聽教誨的學術大家及前輩名家，感謝時代的恩賜，真可以說是遍及四方，不勝枚舉。諸如北京大學的鄧廣銘先生、周一良先生、商鴻逵先生、許大齡先生，北京師范大學的白壽彝先生、何茲全先生、趙光賢先生、啟功先生、陸宗達先生，歷史博物館的傅振倫先生、史樹青先生，故宮博物院的單世元先生、朱家縉先生，中央民院的王鐘翰先生，民族所的翁獨健先生，吉林大學的金景芳先生，復旦大學的蔡尚思先生，武漢大學的唐長孺先生，廈門大學的傅衣凌先生，暨南大學的陳樂素先生，以及臺北史語所的王叔岷先生，等等，兼師多益，受教終身。

本科與研究生教育的不同

本科階段是打基礎的時候，具體到學歷史來說，作為一個歷史系的學生，對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一定要有系統的知識，雖然不是很深入，但一定要系統。這是基礎，對治史為業的人來說，這兩個基礎一定要打牢。尤其是中國史的基礎，一定要打牢。回顧我在貴州大學讀本科時，或許可以概括為一句話，“良好基礎，初識門徑”。貴大的本科教育給了我良好的基礎，我不敢說我的中國史基礎有多牢，但我個人體會，我這一輩子是用上了本科時的系統、基礎知識。其次，還讓我初識了治史的門徑，但進一步的專精和真正登堂入室，還是在進入社科院讀研究生以后。

在研究生階段，就是深化了。此外，還要掌握前沿問題，具體到我做的中國古代史研究來說，要掌握古代史和中國史，甚至歷史學科的前沿問題。哪些是前沿問題，你得說出過一二三來。雖然你也許不去研究它們，但你要知道，要說得出來。另外，對于你選定的方向問題，你要去深入，這在本科階段是不可能深入的。本科階段只能講給你基本的知識，讓你有一個基礎。你要把這個基礎打牢，為往深處走、往高處走做好準備、奠定基礎。對此，楊向老比喻得最深刻。他說，如果你作為一個治史的人，知識沒有廣闊的積累，就像一根電線桿一樣，再高也經不住大風的吹。你應該像埃及的金字塔一樣，基礎很堅實很廣闊，最后你才能達到最高點。我一來跟他念書，他就給我講，要多讀書，什么都讀，特別要勤奮。

楊向老喜歡早睡早起，晚上八點多鐘就睡了，早上兩點多鐘就起來了。他講他抗戰時期在蘭州，在西北，當時恰好后來在北師大教中文的一位系主任也在西北。楊向老說，當時我們一起在西北共事，我們兩人的房間挨著，中間有個窗戶。每天早上楊向老起床，一開燈，發現隔壁的燈也是亮著的。楊向老就說，哦，你也起得早啊。結果那位先生說，我還沒有休息呢。楊向老說，趁年輕，要多讀書，多工作，只要合理安排好作息，每天哪怕工作十五六個小時，也是頂得住的，關鍵是不要熬夜，要早睡早起。

當研究生后，你要選擇準備深入的方向，當然這和指導教師有關系。指導教師要從實際出發，因材施教。比如說我的兩位師兄，他們都沒有做學術史，而楊先生在第二年就叫我做學術史。這就是因材施教的結果。你一旦選定了方向，就要向專深的目標去努力，不能泛濫無歸，什么東西都去碰，那一定解決不了問題。

學術研究就是一定要解決問題。這是不止一位老一輩教誨我的。不管你討論的問題有多大，但它首先必須是一個問題。有些是前輩沒有解決的問題，有些是前輩沒有發現的問題。對于前輩沒有解決的問題，你能深入去發現，那也是對學術發展的貢獻；對于前輩沒有發現的問題，你發現了，雖然你解決不了，但是你提出來了，那也是很大的貢獻。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具有同樣的價值。這也是我在歷史所得到的一個知識。不解決問題的文章，千萬不要去寫；不提出問題的文章，千萬不要去寫。寫文章一定要寫一篇就解決一個問題，或者提出一個問題，引起學術界的重視。所以，我1986年那篇文章,中華書局為什么看重，把它擺在《書品》首頁上，和好多大家排在一起，我估計就是我提出了前輩大家上百年來沒有懷疑過的問題。實際上我這一輩子做的全都是老一輩沒有解決或者甚至老一輩沒有碰過的問題。我就是按照歷史所老一輩給我的教誨，幾十年就是這么走過來的。

我從本科畢業到讀研究生，中間隔了13年，盡管其間我始終沒有放棄讀書，但畢竟屬于自我摸索，到研究生后，有幸得到了一批學術大家的指導，治史才真正登堂入室。相對于貴州大學的本科教育，具體來說，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得到強化，使我真正堅定了唯物史觀，二是在專業領域得到系統、全面的深化。

堅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

我在貴州大學時，已經接受了唯物史觀的初步教育，有了唯物史觀的基本知識，來社科院后，這一萌芽得以成長為參天大樹，滋養了我一生的學術研究。所以講與貴州大學的銜接，首先是歷史觀的銜接。

歷史所是黨中央、毛主席決策建立的，所以才會把一流的史家盡可能調進來。因為畢竟是黨中央的決策，要貫徹中央的方針，所以歷史所從建立之初，就很重視馬克思主義的學習，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重鎮，郭沫若、侯外廬、尹達、梁寒冰、林甘泉等先生是這方面的代表。我來到歷史所后，除了那些大師講的歷史知識外，就是理論上的深造，具體來說就是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學習。

我進所的時候，郭老已經去世,侯外老還在，他們都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大家。郭老的《中國史稿》在提供歷史知識之時，實際上也為我的清史研究指明了方向。當時雖然侯外老身體不好，已經坐在輪椅上，不能給我們講課了，但是他的書我們可以拜讀。給我們講歷史理論的是尹達先生，尹先生也是一位老革命，也是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老史學家。楊向老也是重申社會史和思想史研究必須結合。我進入歷史所讀研究生時，楊向老給我講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唯物史觀時，每每叮囑，要好好向“甘泉同志”學習。林甘泉先生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從此，“甘泉同志”便以榜樣而銘記于心，盡管當時苦于沒有當面請教的機會，但唯物史觀的重要性我是更加深切領會到了。還有一位叫田昌五的老師，年紀要比老一輩略輕一點，但又要比李學勤先生長一點，大概五十多歲。田先生在歷史所有一個外號，叫“田克思”,意思就是他很精通馬克思主義。田先生也給我們講唯物史觀。另外，歷史所還有一位主持黨務的分管書記，叫梁寒冰。他過去是中央華北局的宣傳部部長，從天津過來的。梁先生就帶著所里的一批中堅力量，編了類似于我在大學時期學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歷史科學》的書。

我在貴大讀書時，唯物史觀的問題就已經基本解決了，加上“文革”期間，雖然自己受了委屈，但還在不斷學習。研究生時又在諸位先生的指導下，系統閱讀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典籍，尤其是下功夫讀了毛主席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等著作，所以就更加深化了唯物史觀。歷史觀上我從來不動搖。

中央2004年實施馬克思主義研究與建設工程，老一輩史學家，比如林甘泉先生等，年紀都大了，就把我叫到史學組去當首席專家。2004年我才61歲。那時有四個首席專家，就是張豈之、李文海、于沛，然后就是我，并且居然把我排在第二位，說明大家還是相信我的史學觀。我們編的《史學概論》,高校是作為教材用的。最近又修訂了，因為我年紀大了，沒有叫我去做具體的事了，但依然把我列在專家名單里面。主編是李捷同志。李捷原來是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后來到社科院當代所任所長，又到《求是》雜志當一把手，退下來后主編該書。

來源：《恩重如山——陳祖武先生口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