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Would Mark Twain Think of America at 250?

這個國家最偉大的諷刺作家熱愛科技，痛恨腐敗。到了2026年，他會對這兩者有諸多感慨。

作者：羅恩·切諾

插圖：Alisa Gao／大西洋月刊。資料來源：安娜·莫尼梅克／蓋蒂圖片社；卡羅爾·M·海史密斯／美國國會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

2026年7月2日

那么，對于美國誕生250周年之際，一向觀點鮮明、從不缺見解的馬克·吐溫會作何感想呢？他絕不會對被問及此事感到驚訝，也不會因回答而顯得拘謹。他曾在他的一本筆記本中寫道：“我不是一個美國人，我就是‘美國人’。”這話或許略顯自負，但本質上卻無比準確——畢竟，他幾乎囊括了我們民族性格中諸多最優秀（有時也包括最糟糕）的特質。

吐溫是我們最犀利的貪婪與腐敗諷刺大師，而如今的“第二次鍍金時代”定會讓他大為震驚。正是吐溫創造了“鍍金時代”這一術語——他與好友查爾斯·達德利·華納合著的第一部小說便以此為名，于1873年出版時，吐溫年僅37歲。對于內戰結束后那場瘋狂的貪婪狂歡，吐溫曾有過尖銳的批評，痛斥美國深陷大企業掌控之中所呈現出的“難以置信的腐朽”與“道德潰瘍”。他曾發表過一份專為富人修訂的問答手冊：“人的首要目標是什么？答：發財。如何發財？答：能不擇手段地發就別擇手段；非得誠實不可時，那就老老實實地發。”他還嚴厲抨擊了臭名昭著的華爾街投機家杰伊·古爾德，指責他助長了一種“貪婪即美德”的心態：“在古爾德之前，人們也渴望金錢，但他卻教他們俯身膜拜金錢。” 如今，如果吐溫親眼目睹億萬富翁們齊聚馬阿拉戈莊園，簇擁在特朗普總統身邊，恐怕也會驚得目瞪口呆。而在華爾街那股狂熱的貪婪氛圍中，他定會發現許多當代版的“塞勒斯上校”——那位《鍍金時代》里嗜錢如命、荒唐可笑的人物，他總能在任何看似微不足道的生意里看到數百萬美元的商機。

吐溫的批判之所以具有力量，是因為他本人正是他所抨擊的社會的產物。當他沒有諷刺那些財閥時，自己正竭力想躋身其中。他憑借書籍和講座的版稅，以及與一位小富豪之女莉薇·蘭登的婚姻——其父親曾向科尼利厄斯·范德比爾特的鐵路公司出售煤炭——積累了巨額財富。這對夫婦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一座擁有25間房間的大宅中過著奢華的生活，屋內還配備了六名仆人。

他渴望成為一名發明家，從而變得更加富有。與我們一樣，吐溫所處的時代迷戀著新技術，為各種新奇的玩意兒所傾倒。1886年，他在愛荷華州主持一場7月4日慶祝活動時，盛贊了“過去幾年取得的進展——電報、電話、留聲機以及其他偉大發明”，并感慨道：“如今一年所取得的成就，比瑪土撒拉一輩子所見的還要多。”吐溫本人就曾擁有新英格蘭地區最早的私人電話之一。此外，他還親手設計了不少奇特的小發明，比如一種床邊夾具，能防止孩子們踢被子。更為成功的是，他推出了一種帶有粘合紙的剪貼簿，讓用戶從此無需再使用膠水罐了。

但他承認，自己那股投機的天性使他“很容易成為那些唯利是圖的冒險家的獵物”。最臭名昭著的例子，便是來自紐約羅切斯特的巧舌如簧者詹姆斯·佩奇。此人發明了一種報紙排版機，號稱能替代五六名工人完成同樣的工作。這臺機器精巧絕倫，零件多達一萬八千多個，卻有個致命缺陷：它根本無法可靠地運行。盡管如此，吐溫還是揮霍了自己的全部家產以及莉薇的遺產，一心投入佩奇的這項發明。而就在同一時期，默根塔勒鉛字排版機已成為行業標準，佩奇的機器頓時變得一文不值。后來，心懷怨憤的吐溫甚至惡狠狠地抱怨道：“要是佩奇落水了，我非得扔塊鐵砧給他不可！”這位作家的投資記錄之慘淡，連一家報紙都開玩笑說，要想避免財務災難，你只需知道馬克·吐溫曾經早早地投資了某個項目就行了。

吐溫體現了美國人對金錢永恒的矛盾心態：他既本能地渴望積累財富，又秉持清教徒般的戒備，深信金錢會腐蝕人心。因此，盡管如今他對硅谷涌現的智能手機、人工智能及其他數字奇跡充滿興奮，但他同時也擔憂我們對科技巨頭的推崇，以及超級富豪過度的政治影響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很可能會批評埃隆·馬斯克發起的DOGE計劃及其對聯邦公務員制度保護的破壞——畢竟，公務員制度改革正是吐溫最鐘愛的政治議題之一。在1876年的總統競選期間，他曾嘲諷過“戰利品政治”——這種制度將政府職位視作對候選人“為黨派干了多少臟活累活”的獎賞，而非依據其實際能力來分配。他指出，聯邦政府職位理應根據“價值與能力”來分配，并強調，至少教師得識字，水管工得懂管道內部構造。

吐溫對他所處時代美國政治的最尖銳批判，都留給了國會——當時政府中最具權勢、也最為腐敗的部門。“我想我可以自豪地說，我們的一些立法機構所造成的物價之高，堪稱全球之最，”他開玩笑道。更令人難忘的是，他曾這樣寫道：“讀者朋友，假設你是個傻瓜，再假設你恰好是位國會議員。不過，我這話其實已經重復過很多遍了。”他甚至稱國會為“唯一純粹由美國本土孕育而成的犯罪階層”，并敦促撒旦若尚未在華盛頓設立地獄分支的話，就干脆直接在那里建一個吧。如今，面對白宮施加的壓力，昔日威風凜凜的國會竟幾乎土崩瓦解，這種近乎麻木不仁的表現，恐怕會讓吐溫大感震驚。

如果今天能復活馬克·吐溫，我們一定會跪地懇求他談談對唐納德·特朗普的看法。畢竟，他對那些自負狂妄、無時無刻不在尋求關注的總統早已見怪不怪。當年，當吐溫與西奧多·羅斯福共進午餐時，他頗為沮喪——因為羅斯福竟三番五次地提起自己在古巴擔任“粗野騎士”的那段經歷。吐溫認為羅斯福高估了自己，還稱他為“政壇上的湯姆·索亞”，因為他“總是在尋找機會大肆炫耀；在他那瘋狂的想象中，偉大的共和國簡直就是一個巨大的巴納姆馬戲團，而他本人則成了那個小丑，全世界都是他的觀眾。” 很容易想象，面對特朗普那些豪華舞廳、凱旋門、鍍金雕像以及其他種種虛榮之作，吐溫又會拋出多少辛辣諷刺的言辭。

在職業生涯早期，吐溫曾擔心自己直率表達的政治觀點可能會疏遠讀者。然而，他非但沒有因年歲增長而變得溫和，反而對不公義愈發憤慨。當美西戰爭期間美國入侵菲律賓時，吐溫天真地以為這個國家將獲得解放并轉型為共和國。然而，事實卻是菲律賓獨立運動遭到殘酷鎮壓。1901年1月，在紐約市俱樂部的一次晚宴上，吐溫以一句驚人之語震驚了在場聽眾：美國士兵正“手持一支蒙羞的火槍，飄揚著一面污穢的旗幟”作戰。如今，如果吐溫身處當代，想必也會同樣憤怒地譴責特朗普那企圖控制格陵蘭、吞并加拿大或掠奪委內瑞拉石油的帝國野心。

吐溫對“我們的國家，無論對錯”的說法深感憤怒，他抗議道：“我們已經丟掉了最寶貴的財富——個人在認為旗幟和國家犯錯時，有權對其提出異議的權利。”因此，他痛斥當今針對新聞界的攻擊，以及普遍將所有記者都視為懷有政治動機的傾向。他深知，新聞界遠非完美無缺；塞繆爾·克萊門斯在內華達領地開啟記者生涯時，便采用了“馬克·吐溫”這一筆名，編撰各種奇聞軼事，并與對手作家互相譏諷、針鋒相對。然而，他同樣堅信，新聞界是自由的堅強堡壘，尤其是在其諷刺性報道中：“不敬正是自由的捍衛者，也是它唯一可靠的保障。”對于特朗普對深夜喜劇演員調侃的敏感反應，吐溫絕不會感到驚訝：“魔鬼對圣水的厭惡，”他曾寫道，“比起專制者對一本會笑的報紙的恐懼，簡直微不足道。”

出于同樣的原因，吐溫對當今媒體界盛行的政治正確性幾乎毫無耐心。他堅信，任何話題都應成為諷刺的對象。在他首部著作《海外天真記》中，他隨同美國游客前往歐洲和圣地，幾乎對所見的一切都嗤之以鼻。一旦吐溫盯上某個目標，便會毫不留情地猛烈抨擊。以他對法國的態度為例，他嘲諷法國是“不忠的國度”：“法國人的家，就是別人妻子所在的地方。”他挖苦道。如今，這種刻板印象早已行不通了——或許正因如此，我們才沒有出現一位當代的馬克·吐溫。

然而，如果馬克·吐溫只能就美國250周年問一個問題，他大概會想了解非裔美國人的處境。19世紀晚期的其他白人作家中，沒有誰像他那樣全身心地關注黑人群體——無論是推動菲斯克禧年合唱團的活動，還是資助一名黑人學生在耶魯法學院求學。這位黑人學生沃納·T·麥奎因后來成為了一名杰出的律師，更是最高法院首位黑人大法官瑟古德·馬歇爾的導師。吐溫的朋友威廉·迪恩·豪威爾斯曾說：“無人比他更深刻地感知到奴隸制，并且更徹底地憎惡它。”事實上，吐溫很可能還會對慶祝美國250周年的整個理念提出質疑。他認為，真正自由誕生的時刻應是1865年，而非1776年——“因為早在那之前就有奴隸制存在了。”他諷刺地指出，獨立宣言本該重寫成：“所有白人皆生而自由且平等。”

吐溫于1910年去世，遠早于民權運動的興起以及南方種族隔離制度的終結。如果他能親眼目睹2026年的美國，一定會為非裔美國人地位的顯著改善而欣喜若狂，同時也會遺憾地意識到，我們在實現一個多元種族社會這一美國建國理想方面，依然相去甚遠。因此，他或許會以一聲歡呼、一個俏皮的眼神，甚至帶著一絲若有若無的輕蔑，來慶祝這個特別的7月4日國慶節。

關于作者：羅恩·切諾是一位普利策獎獲獎傳記作家。他最近出版的書是《馬克·吐溫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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