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聲明，本人既非攻擊型人格，更從未有過暴力傾向，骨子里還是孔乙己“君子動口不動手”的信奉者。

可是，聽到鄭強“不認為大學生就業難”的言論時，我竟生出想揍他一頓的沖動。

鄭強是在2026年5月福布斯中國經濟論壇上，拋出這番驚人之論的。

在他看來，“大學生就業難”是個偽命題，“只是舒服的工作難找而已”。

他諄諄告誡大學生，“剛剛畢業不要太挑剔，少一點抱怨，少一點索取。生活的富有來自勞動。”

這廝曾經靠民粹主義言論，攢起過一些虛名，一旦被公眾遺忘的陰影逼近，就慌不擇路地拋出瘋言瘋語，把“語不驚人死不休”刻在腦門上。

也只能用這種怪誕的選擇，在公眾記憶里摳出點可憐的位置了。

這廝此番的弦外之音，可歸結為：大學生不愿意吃苦，只想坐辦公室。

大學生擇業，有無“這山望著那山高”的情形？自然是有的。

但依時下的境況，將就業困境簡單歸咎于年輕人“不愿吃苦”，與其說是“苦口婆心”，不如說是用一種居高臨下的道德評判，遮蔽了就業市場的系統性問題。

輕描淡寫地要求年輕人“先吃苦”，鄭強極力回避的現實是，如今的“苦”早已不是他那個年代的“奮斗跳板”。

2026屆高校畢業生規模突破1270萬，求職人數超1500萬，而企業校招崗位僅約500萬個——每三個年輕人中，就有兩個要面臨“無崗可投”的窘境。

這數字背后，是投出上百份簡歷卻石沉大海的焦慮，是面試時被HR反復追問“是否接受降薪”的無奈。

此時用“不愿吃苦”來指責他們，無異于在溺水者耳邊說，“你咋不自己游上岸”。

作為一個整天跟學生打交道的師者，鄭強主張“先干苦的”崗位，難道真的不知這崗位，往往是一條薪資低、保障弱、無成長的“窄胡同”？

應屆生平均簽約薪資僅5800元，較五年前下降12%，制造業、服務業基層崗位普遍存在社保不全、工作超時、晉升無望等問題。

就此我特地上網，檢索到一組較為權威的數據——

外賣騎手，試點城市部分覆蓋社保，全國平均低于30%，技能積累僅限路線記憶與體力耐力；

?基層文員，無勞動合同者超50%，技能僅限Office操作，易被AI替代；

?制造業普工，低線城市普遍未繳社保，無明確晉升路徑，多為“干到退休”，技能單一，無認證體系。

“先就業再擇業”，很容易在現實中變成“一次擇業鎖死路徑”。

鄭強的“少點索取”，說白了就是底層年輕人，沒資格惦記什么“生存尊嚴”，應該老老實實拿尊嚴換飯吃，至于誰該為這份尊嚴負責，他半句不提。

年輕人擔憂的不是“吃苦”本身，而是“白白吃苦”——當“靈活就業”成為社保真空的代名詞，當青春消耗在看不到頭的流水線和無休止的加班中，當技能無法提升、身份優勢喪失，未來的職業道路大概率只會越走越窄。

這種對現實的清醒認知，卻被輕易貼上“眼高手低”的標簽，何其荒謬！

鄭強的奇談怪論，本質上是精英階層的“幸存者偏差”在作祟。

他們憑借時代紅利和個人機遇取得成功，便將“個人奮斗”無限放大，卻忽略了宏觀環境的變遷和結構性的不公。

用個人經驗替代系統分析，用道德勸誡回避制度思考的做法，這不僅無助于解決問題，反而會加劇社會認識撕裂。

當“就業難”被輕描淡寫為“追求享受”的心態問題，當年輕人在求職中的掙扎被定義為眼高手低的“矯情”，鄭強們的這套“概念化”話語策略，正在悄然消解問題的真實性。

它用一個預設的價值框架，強行定義年輕人的困境，將系統性問題窄化為個體的“心態病”。

在這套敘事下，高校無需反思人才培養與市場需求的脫節，企業無需完善薪酬體系和勞動保障，政府也無需加大對就業的政策支持——所有的錯，都輕巧地推向年輕人“不夠努力”。

真正需要反思和改進的公共治理，便在這套話語的掩護下，卸下了本該承擔的重量。

我們當然主張年輕人腳踏實地、不怕吃苦、努力進取，但解決就業難題，不能只靠年輕人的“自我調適”。

真正的出路，不在于個體“低頭吃苦”，而在于推動教育與產業的深度協同、擴大高質量崗位供給、完善勞動權益保障體系。

唯有各方形成合力，打破“低薪、無保障、技能停滯”的固有循環，才能讓年輕人的“吃苦”成為通向未來的階梯。

真正的精英，尤其是鄭強這種頂著“師者”頭銜的人，該做的絕不是站在道德高地上，對年輕人高喊“你們該吃苦”，而是先捫心自問：“我們能為你做什么？”

偏有這廝揣著明白裝糊涂，明明是宏觀周期、產業結構、教育體制、社會保障共同作用的困局，他硬要將其簡化成年輕人“心態不好”的個人問題，甚至用“概念”二字直接解構困境的真實性。

這般“先簡化、再消解”的話術游戲，對年輕人何止是不公？

更在于它用道德濾鏡，屏蔽現實問題的根源，為系統的沉默與不作為辯護——用道德指責掩蓋規則缺位、機制失靈與資源失衡?，用個體歸因消解社會責任。

真要論起來，揍這廝一頓，都算便宜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