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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實話在ADC的靶點里，"泛瘤種靶點"這個tag從來都是奢望。目前覆蓋適應癥比較多的靶點似乎只有her2和trop2，her2還對表達要求高；但目前B7-H3（CD276）的出現，提供了一個迥異的解題思路：一個在mRNA層面幾乎無處不在、但蛋白質層面卻對正常組織幾近隱形的靶點。

這種雙重性的背后，是一段被壓制了二十年的故事。B7-H3基因早在2001年即被克隆鑒定，但其蛋白質在正常組織中的稀缺，很快被發現源于多種microRNA（尤其是miR-29a/b/c等家族）在轉錄后水平的強力抑制。而腫瘤細胞之所以能夠"解除封印"，正是因為在癌變過程中，這些miRNA的功能系統性喪失，令B7-H3蛋白得以大量累積于細胞膜表面。

這是一個精巧的生物學偶然，卻成為ADC藥物開發者近乎完美的出發點：靶點在腫瘤中高表達、在正常組織中低表達，治療窗口天然寬闊。

01
靶點的物理學與生物學
1）分子結構：人類獨有的4Ig異構體

B7-H3以兩種異構體存在于人體：由兩對IgV/IgC結構域構成的2Ig-B7-H3，以及由此經外顯子重復衍生出的4Ig-B7-H3。而在人類癌組織中，4Ig-B7-H3是絕對優勢的主導形式，占所有表達的90%以上。

B7-H3的跨膜結構意味著其功能至少通過兩條并行軌道實現：作為免疫檢查點分子，通過尚未完全明確的配體-受體互作抑制T細胞活化；以及作為腫瘤細胞內在促癌信號，激活PI3K/AKT、MAPK等通路，驅動侵襲、轉移和化療耐藥。這種雙重角色使得靶向B7-H3的治療策略本身兼具"解除免疫剎車"和"直接殺傷腫瘤"的復合意義。

2）表達圖譜：高表達的廣度與深度

如果以免疫組化（IHC）陽性率（≥1+）為基準，B7-H3在實體瘤中的表達版圖令人印象深刻。前列腺癌（CRPC）的陽性率接近95-100%，高表達率（≥2+）約80%；小細胞肺癌（SCLC）約90%以上，這一數字與其神經內分泌來源密切相關；非小細胞肺癌（NSCLC）整體約85-95%，其中鱗癌表達高于腺癌；三陰性乳腺癌約70-80%，卵巢癌、宮頸癌、子宮內膜癌的陽性率均在70-85%區間。就連以靶點匱乏著稱的MSS/pMMR結直腸癌，B7-H3的陽性率也達到70-90%。

在兒童實體瘤中，這一優勢同樣顯著：神經母細胞瘤（約90-100%）和骨肉瘤（約60-80%）的高表達，為兒童腫瘤ADC的開發提供了難得的靶點基礎。

這種跨瘤種的廣譜高表達有它一定的底層邏輯。神經內分泌來源（SCLC、神經母細胞瘤）的超高表達，可能與B7-H3在神經發育過程中的生理性高表達有關；而高增殖指數的腫瘤（TNBC、CRPC）則通過致癌信號通路的激活，上調B7-H3作為其免疫逃逸工具箱的組成部分。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正常組織：絕大多數正常臟器僅有痕量蛋白表達，極少數例外包括活化的DC細胞、NK細胞以及胎盤滋養層細胞。正是這種"腫瘤高-正常低"的極端對比，構成B7-H3 ADC治療窗口的核心優勢——相比于HER2（心臟、肺等正常組織廣泛表達）和TROP2（皮膚、消化道等明顯表達），B7-H3的正常組織負擔明顯更輕。

3）內吞動力學：中等速率與高效能的平衡藝術

內吞效率是決定ADC療效的核心生物學參數之一，也是B7-H3在ADC開發中最值得正視的短板。

B7-H3的內吞依賴經典的網格蛋白介導胞吞，屬于受體介導的主動過程。與HER2（以網格蛋白介導為主，并具有較高的受體循環更新速率，半衰期約30-60分鐘，并輔以大胞飲途徑）和TROP2（具有受體循環加速內吞的特征）相比，B7-H3的內吞速率處于中等偏慢水平。

這一局限在Seaman等人的m276-MMAE研究中可以側面印證——ADC的內吞動力學與親本抗體無法區分，說明ADC的linker-payload本身并不影響內吞速率，B7-H3固有的內吞特性才是決定因素。

更值得警惕的是一項來自系統性B7-H3 ADC工程研究的發現：部分B7-H3高表達的細胞系對B7-H3 ADC展現出完全的耐藥性——以GBM細胞系U251為例，盡管FACS檢測證實B7-H3為最高表達者，其ADC的IC50卻超過200nM，與同型對照ADC相當。這一發現提示，IHC確認的表達陽性≠ADC療效的充分條件，內吞效率的細胞類型差異是未來精準篩選患者的關鍵方向。

面對中等內吞速率，藥物設計的補償邏輯指向了兩個維度：其一，高效能payload的選擇——拓撲異構酶I抑制劑（Topo I inhibitor，如DXd系列）以皮摩爾級別的IC50，確保即使進入細胞的payload數量相對有限，亦足以觸發不可逆的DNA損傷和細胞凋亡。其二，旁觀者效應（bystander killing）的戰略意義——DXd、MMAE等細胞膜滲透性強的payload在溶酶體釋放后，可以自由擴散至周邊未被ADC靶向的鄰近細胞，造成抗原無關的殺傷。

第一三共在AACR 2023年會專項研究中，系統性描述了I-DXd的分子動力學，重點表征了B7-H3表達量與溶酶體轉運速率、接頭酶切效率、payload釋放之間的關聯。這一專項研究的存在本身，折射出內吞效率是開發團隊主動優化的核心機制問題，而非被動接受的固有缺陷。

4）可溶型B7-H3：被低估的雙刃劍

可溶型B7-H3（sB7-H3）主要問題是安全性問題，其產生途徑有二，性質迥異。

第一條途徑是胞外域脫落，第二條途徑則是2013年Chen等人在PLoS ONE中鑒定的選擇性剪接產物。兩種sB7-H3均已在多種腫瘤患者的血清中被檢測到水平高于健康獻血者。

然而與多發性骨髓瘤場景下的sBCMA相比，B7-H3的抗原antigen sink效應（中文沒有對應專有名詞，大概解釋下意思：循環中游離的可溶性靶點抗原，可以捕獲血漿中的ADC，讓藥物在到達腫瘤細胞之前就被消耗掉）相對溫和。這一判斷的間接依據來自臨床數據本身：I-DXd在大腫瘤負荷的重度預治療SCLC患者中仍能維持超過48%的ORR，說明sB7-H3并未對ADC的藥效動力學造成根本性破壞。

此外，必須意識到的是，當前文獻中關于sB7-H3血漿濃度（ng/mL絕對定量）與ADC消耗量的精確PK/PD建模研究幾乎沒有。這一空白，既是當前研究的局限，也是未來通過伴隨診斷優化患者篩選的潛在機會。

在sB7-H3的安全性維度，sB7-H3本身具有抑制T細胞應答的功能活性，且在腫瘤微環境中濃度升高，可能構成系統性的免疫逃逸屏障。這從機制上解釋了為何B7-H3 ADC與PD-1/L1抑制劑的聯合——同時靶向膜表面B7-H3和清除sB7-H3介導的免疫抑制——具有理論上的協同基礎。

02
從SCLC到泛實體瘤的臨床版圖

B7-H3 ADC進入臨床視野的最初切口，是SCLC。這一選擇有其內在邏輯：SCLC的神經內分泌來源賦予B7-H3最高的表達豐度，加之這一適應癥的臨床未滿足需求極度迫切——鉑類化療后幾乎無標準二線方案，且PD-L1抑制劑的加入僅帶來邊際獲益——使得任何具有真實信號的新機制藥物都能從中獲得清晰的概念驗證。

然而，如果將目光局限于SCLC，則嚴重低估了這一靶點的潛力。當下的臨床數據正在展示一幅更宏闊的圖景：B7-H3 ADC的應答信號已經可靠地延伸至NSCLC、前列腺癌、卵巢癌、宮頸癌、食管癌乃至鼻咽癌。這種擴張有其必然的生物學邏輯——靶點表達的廣譜性，終將兌換為臨床應答的廣譜性。

第一三共默沙東聯合開發的I-DXd是B7-H3 ADC領域的先行者，這是毫無疑問的。其構型沿用了第一三共成熟的DXd技術平臺：人源化抗B7-H3 IgG1單抗通過四肽可裂解接頭連接Topo I抑制劑DXd，DAR約為7.7，兼顧payload裝載量與穩定性。

在ES-SCLC適應癥的Phase 1/2數據中，I-DXd展示了ORR 48.2%、DCR 87.6%、mPFS 4.9月、mOS 10.3月的成績。這一數字單獨看來并不令人驚艷——SCLC的自然病程兇險，mOS超過10個月在重度預治療人群中已屬難得，但結合I-DXd直接從Phase I躍升至Phase III（IDeate-01試驗）的罕見決策，監管機構和開發團隊對其信號強度的判斷可見一斑。2025年起，I-DXd亦進入CRPC的Phase III階段（入組人數達到1400-1500人），正式宣告I-DXD對前列腺癌這一巨大市場的戰略布局。

國內方面，先說翰森。翰森制藥與GSK的HS-20093是目前已公開臨床數據中，在SCLC表現最為亮眼的B7-H3 ADC候選藥物之一。同樣采用DXd作為payload，HS-20093在ES-SCLC人群中實現了ORR 52.3%、mDoR 7.1月、mPFS 6.2月、mOS 13.0月的成績。

相較于I-DXd，HS-20093在SCLC的ORR數值更高（52.3% vs 48.2%），mPFS和mOS亦略有優勢，盡管兩項研究的入組人群和線數存在差異，直接比較需要審慎。

而映恩生物的DB-1311（BNT-324）或許是目前熱度最高的B7-H3管線。也是目前已公開數據中適應癥覆蓋最廣的國產B7-H3 ADC。其臨床數據呈現出顯著的多適應癥信號：SCLC ORR 56.2%（DCR 89.0%）、mCRPC ORR 42.3%（DCR 90.4%）、宮頸癌ORR 42.4%、鉑耐藥卵巢癌（PROC）ORR 53.3%。

在眾多B7-H3 ADC中，BNT324是迄今在mCRPC中單藥取得最系統性早期數據的品種之一，42.3%的ORR在這一以PSA應答為傳統觀察終點的適應癥中尤為值得關注。

2026年2月，映恩生物在ASCO GU年會上更新了mCRPC的rPFS數據：146例重度預治療患者（中位既往4線治療）的中位rPFS達到11.3個月，截止數據日期為2025年12月29日。這個數字的參照系是：同類重度預治療mCRPC患者的歷史rPFS基準約為5至8個月。11.3個月的中位rPFS，意味著BNT324在影像學進展終點上已經可能具有實質性的臨床意義，而這正是監管機構與商業化合作方最關心的硬指標。

這一數據支撐了BioNTech隨后的行動——行使co-co權益和BNT324-03 Phase III啟動入組，設計為對照多西他賽（docetaxel）的隨機開放標簽試驗，靶向紫杉類初治的mCRPC人群。前列腺癌有望成為BNT324差異化商業化的核心戰場之一。

說白了，BioNTech選擇B7-H3這個靶點切入實體瘤，看的就是這種跨瘤種的復合信號——ADC能夠在多瘤種同時起效的靶點，真的太少了。

再說宜聯，宜聯生物的YL201是本賽道中最近一年敘事變化最大的品種。

先說幾個早期數字：YL201在整體人群中展示了總體ORR 40.8%、DCR 83.6%、mPFS 5.9月的數據；ES-SCLC亞組ORR達63.9%，屬于B7-H3 ADC在SCLC已公開數據中的最高水平之一；鼻咽癌（NPC）亞組則以ORR 48.6%（DCR 92.9%，mPFS 7.8月，mDoR 8.4月，70例可評估患者）構成一個在東亞腫瘤學圖譜中幾近空白的治療選項。

也正因為此，它今年BD了。2026年1月8日，宜聯生物宣布與羅氏（Roche）簽署YL201的全球獨家許可協議：宜聯生物授權羅氏在中國大陸、香港及澳門以外全球范圍內開發、生產和商業化YL201，宜聯生物將獲得首付款及近期里程碑款合計5.7億美元。5.7億美元的近期支付金額，在國產ADC的license-out歷史上已屬第一梯隊。

在NPC適應癥上，宜聯生已發布公告，其后線治療NPC的主要終點達到統計學顯著性，這將是B7-H3 ADC歷史上首個在NPC適應癥獲得三期陽性結果的品種。鉑類+免疫治療失敗后的NPC幾乎無標準治療，這一空白如果被填上，從患者需求角度是真正的里程碑。

石藥的SYS6043，選擇以婦科腫瘤為核心適應癥的策略，在B7-H3 ADC賽道中具有一定的差異化價值。

SYS6043在卵巢癌中取得的ORR 45.7%、DCR 88.6%、mPFS 8.3月構成其核心亮點，6 mg/kg劑量組中ORR進一步提升至53.1%。8.3月的mPFS數字在鉑耐藥卵巢癌人群中屬于較強的信號——這一適應癥的基準歷史mPFS約為3-5個月（單藥化療）。子宮內膜癌和宮頸癌亦在SYS6043的適應癥布局中，形成婦科腫瘤的系統性覆蓋。此外，SCLC亞組ORR 64.0%是目前B7-H3 ADC在該適應癥公開數據中的最高點，但樣本量信息需進一步參考原始數據。

這些成績已經足夠驚艷。但2026年5月，在ASCO年會首次公開的一期pan-tumor數據中，SYS6043帶來了一個更加哈人的數字：NSCLC亞組的應答率超出了賽道內大多數參照物，在B7-H3 ADC迄今NSCLC數據中處于領先位置非鱗狀非小細胞肺癌的ORR達到了57.1%，注意噢，這可是后線治療。

這使得外界改變了對SYS6043的定位框架——這條管線不再只垂直于婦科腫瘤，它正在拿下最具誘惑力的癌種。NSCLC和卵巢癌相比，市場天花板的量級截然不同。未來可期。

石藥這種穩扎穩打的策略算是非常主流的：先在婦科腫瘤站穩腳跟，用清晰的細分市場數據積累reputation，再以NSCLC的意外數據打開更大的戰略想象空間。

結語：一個靶點的價值，最終取決于它能在多大范圍內將生物學優勢兌換為臨床獲益。B7-H3現在的map已經足夠宏闊——從SCLC到NSCLC，從前列腺癌到卵巢癌，從宮頸癌到鼻咽癌，應答信號在不同的器官起源、不同的分子背景中相繼浮現。

這個被microRNA壓制了二十年的靶點，正在被解封。誰能把這份生物學饋贈，高位套現為真正改變患者命運的答案，答案正在這幾年的三期數據里慢慢浮出水面。

風險 提示： 本文僅基于公開信息討論相關行業及公司經營情況，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也不作為買賣決策的依據。股票投資需綜合考慮公司基本面、估值水平、管理層能力及市場環境等多重因素。文中觀點存在時 效性與認知局限，請投資者獨立判斷、審慎決策并自行承擔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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